原标题：子安宣邦：我是深受鲁迅影响，将目光转向亚洲的那代学人
子安宣邦的名字，中国读者并不陌生。他曾因挑战现代日本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丸山真男的思想史叙事而闻名，强调要在“近代视角”之外来思考日本的近代思想史。
撰文｜董牧孜
五月底，86岁的日本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和鲁迅书店参加了两天高密度的演讲活动。这位学者70岁从大学退休，如今依然活跃在日本文化界，每月会做三场面向市民讲授现实和历史问题的公共讲座。在鲁迅书店举行的“子安宣邦作品集出版座谈会”上，他自嘲已经习惯了站着讲课，“好像觉得坐着就讲不了似的”。
子安宣邦的名字，中国读者并不陌生。他曾因挑战现代日本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丸山真男的思想史叙事而闻名，强调要在“近代视角”之外来思考日本的近代思想史。他的《东亚论》一书最早被译介到中国，距今已有15年。这期间，中国、亚洲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变。
子安宣邦，1933年生。毕业于东京大学，大阪大学名誉教授，著名日本思想史学者，曾任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子安宣邦以一系列著作，对江户时代以来的日本思想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批判性的研究，在学界广有影响。他与丸山真男、竹内好、沟口雄三等日本著名学者的深入对话，也为我们理解日本、中国乃至东亚的现代历史提供了极有启发性的视角。子安致力于向普通日本市民围绕现实和历史问题进行宣讲，多年不辍，至今以86岁高龄，仍每月三次坚持进行义务的市民讲座。
对于自己的著作能在中国系统性地出版，子安宣邦有点意外。2017年刊行的《孔子的学问》已经售罄，很多中国读者对这个日本人如何解读《论语》很感兴趣。子安觉得，“与其说是出于我对《论语》的解释，倒不如说是我对《论语》解读的方法，让大家觉得比较新鲜。我认为，原汁原味的《论语》存在不重要，重要的是《论语》在历史上是如何被解释下来的。这就是我在《孔子的学问》这本书里所做的工作”。
《论语》是距今2500年以前的书籍。子安宣邦认为，像文献学那样循着版本追寻原本的做法，“类似于一个幻想”。按照做思想史的问题意识，应该对历史上的某事、某物、某种学问的各种解释进行研究。比如，后人会用“教育”这个概念来解释《论语》，尽管孟子也用这个词汇，但我们今天理解的“教育”其实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概念，孔子主要论述的是“学”，而不是“教育”。
子安宣邦的研究方法，被视为一种后现代的方式，他吸纳了福柯的知识制度批判和话语分析。福柯研究历史注重的，不是客观事实，而是观念、知识、话语的产生机制及其与权力的关系。对于子安而言，重要的是日本近代知识制度的建构过程，而不是思想学说的本质性意义。简言之，对于日本现代化的批判，要跳出近代价值。同时，他也强调要对现代化的后果，即日本此后走向对中国及亚洲的十五年战争历史有足够反思。
那些读鲁迅的日本年轻人，与1968年塑造的一代
1945年，日本宣告战败。五年后，20岁的子安宣邦考上了大学。此时，朝鲜战争开始了，日本周边的环境随形势而变。当然，日本青年学生感到极大的震撼，也来自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
对于子安宣邦这一代日本左翼知识分子而言，竹内好的著作《鲁迅》影响很大，直接促使许多日本青年学生将目光转向了中国。
鲁迅
上世纪50年代，大学生子安宣邦读了很多鲁迅，尽管他并不是一个热心论述鲁迅的人。“当时日本的文科类学生，没有人没读过这本书，很多学生正是因为阅读竹内好的《鲁迅》有很多的感想，所以蜂拥去报读中国文学研究专业。通过中国这一存在，我们好像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觉醒。”子安宣邦说。
竹内好是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国研究学者。战时应征入伍前，他以一种类似遗书的形式写下了《鲁迅》这本著作，将他对法西斯、对战争的抵抗融入其中。
后来，子安宣邦的文集《作为方法的江户》，以及他的同学、著名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沟口雄三的著作《作为方法的中国》，都直接取自竹内好从鲁迅和中国革命获得思想资源的视角。这种以方法论视角的转换，在上世纪60年代初被竹内好总结为“作为方法的亚洲”。
《作为方法的中国》，作者:[日]沟口雄三，译者:孙军悦，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年2月
在日本现代历史之中，1968年是战后非常重要的一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署之后，日本“安保斗争”爆发；而法国“五月风暴”的开始，则意味着一种世界性的学生运动展开。
这一年，日本的“大学纷争”也开始了。学生们认为，大学制度也是近代内部的构成物，而他们正是这种大学官僚体制和支配体制之中的一环，于是试图通过一种暴力的形式来反对大学制度和学生身份。整个大学的运行基本上停止了，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70年。
首当其冲的是医学部，其次是文学部。正在东京大学做助手的子安宣邦，眼见东大丸山真男老师的研究室也被破坏了。他当时跟学生展开了一些对话，问学生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斗争。
“学生给我的回答是自我否定，他们引用了中国‘文革’中的口号‘造反有理’。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回答，所以我想对此进行研究。是近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什么东西，导致学生的逆反？这样一种世界性的学生运动意义究竟在哪里？后来，如我们所见，这场运动到最后，学生的热情和能量都被回收到了促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方面去了。”子安宣邦说。
1980年代，子安宣邦着手他的思想史研究，并受到福柯、德里达等法国学者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对现代概念的解构方法影响。
1980年代末，他出版了第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作为“事件”的徂徕学》，这本旨在批判丸山真男的书影响很大。20世纪末写成的《日本知识考古学》，则涉及国家、语言以及日本的中国学，是如何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他考察了日语这种语言是如何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被建构，解构了日本这个国家的“传统”。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子安宣邦一直精力充沛而活跃地从事现代批判工作。其中，他的很多著作是在2010年—2015年这一阶段写成的。他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具有跨学科的色彩，学者林少阳曾指出考古学和社会学在其中的影响。而他的写作风格亦有特色，分析由字词层层推进，循环往复，行文有其特殊节奏。
用后现代主义方法和外部视角，做思想史研究
子安宣邦的研究，非常强调从外部的方法和视角出发，因为困在日本现代的内部就很难克服批判自身的局限。
一般的思想史研究，往往从现代追溯到“近世”
（近代以前的那个时代）
，也就是透过现代问题来看近世，挖掘近代以前的先驱性人物是如何思考的。子安宣邦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出现的杰出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就是从现代角度去追寻日本前现代时期的典型代表。他的著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非常著名，而丸山本人也是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榜样，像高墙一样难以超越的前辈。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作者：丸山真男，译者:王中江，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年1月
不过，子安宣邦慢慢意识到丸山这样一种叙事，实际上会产生一种“思想史的虚构”，因为带着现代的前提去解读前现代的东西，会有错误的发现；他也批评丸山真男对“近代”本身缺乏批判视角。
因此，子安宣邦的思想史研究进行了一个调转，他从近代以前的时期来往后看近代。比如在日本就是从古代、江户时期
（或者德川幕府时期）
——从近代时间的外部来批判现代，谨慎处理日本近代知识制度的建构过程。
曾写作《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一书的学者赵京华，是子安宣邦著作的译者。他在阅读和翻译子安的著作时，鲜明地感受到法国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方法和理论上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曾在中国流行过一段时间，如今已经不再时髦。后现代解构的方法，对于我们的知识思考，是否仍有意义或者价值呢？子安宣邦的研究，或许提供了一种方向。
法国哲学家福柯
作为法国人福柯的同龄人，子安宣邦的差异在于，他在日本经历过战争以及1945年的日本战败。赵京华认为，这是他能够把后现代思想和方法与对日本及亚洲现代性的历史批判结合到一起的原因，是他超越法国结构主义的地方。这也能解释他的著作何以至今还有生命力，还能在中国发现新读者。
作为日本邻国，中国读者如何接受子安宣邦的著作和思想？赵京华认为，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相当深厚，这些研究是我们了解日本，乃至化解中日矛盾的好材料。因为，很多矛盾都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中国历来对自己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事情不太关心，有时候有些大国主义。
阅读子安宣邦对日本的思想史研究，既是了解日本的方法，也是重新认识中国的方法。因为他透过著作所提出的问题，不单单是日本的问题，而是整个亚洲近代的问题，自然也包含了中国的问题。在赵京华看来，“这个参考，可能甚至比我们多读几遍《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类书更有启发意义，因为我们可以获得从外部观看我们自身的视角，或者通过日本学者的研究来反省中国自身的近代道路。”
从汉字文化圈，到新的亚洲地平线
以亚洲作为方法，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视野已不能停留在日本或中国一国之内。
在致力于现代批判的子安宣邦看来，如果无法跨越一国性的民族主义，21世纪就无法进入新的时代。在上个世纪，各国现代化过程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如今，全球则出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逆全球化状况，也出现了很强的、与全球化相对的民族主义思想。子安认为这种民族主义思想在当下出现，与近现代民族主义刚开始出现时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关于亚洲的地平线，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也会牵涉到中日关系。”
子安宣邦在日本开设有朱子语类的研究会。开设这个研究会，便是为了探寻进入近现代之前的亚洲是以怎样的共同体形式而存在。这不仅仅限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共同体，而是试图借此探索“亚洲”想象的新可能性。
译者顾春在翻译子安宣邦的《汉字论》一书时，意识到汉字对我们理解亚洲共同体以及理解近代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很多日本的国学家和语言学家，对汉字有种排外的态度。他们认为，日语古语才是最正统的日本的语言。子安宣邦的著作，正是在这样的排他关系上来批判日本人对汉字的态度。事实上，汉字不但帮助日本建构了自己的文明，也帮助中国建构了自己的文化——日本新创造出来的汉字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
子安宣邦在《汉字论》里提出的汉字问题，辐射到共同拥有古汉字文化的亚洲地域，比如日本、中国及韩国。在亚洲，从传统的汉字到后来的汉字语言之间，存在一个转化的过程。
日本古代的书写语言是用汉字，也就是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文言文；而日本的口头语言则被称为大和语言。子安强调，日本人实际上还是用汉语去思维的。例如，日本翻译西方著作时是用汉字。今天的日本人，包括子安本人写书使用的仍是汉字混合体。“换句话说，汉字混合体也是一种翻译语言。我认为中国可能也是这种情形。如果我们的知识生产、思考和表达一直是使用一种‘翻译语言’，那么我们在日本生产出来的想法能否形成一种独立的思想表达呢？我对此一直抱有怀疑”，子安宣邦说。
对此，子安分享了一个有关翻译语言的切身体会。明治20年，日本准备开设国会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日本被翻译出来。其中，被认为最佳传达卢梭精神的译本，竟然是中江兆民的汉语文言文译本，其他译本总让人感觉是翻译的语言。后来，中江的译本还传到了中国。
“1890年代日本出现的文言文翻译，能够生动准确地表述欧洲思想，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翻译语言的存在。回顾我们拥有的2000多年历史的汉字文化圈，回顾我们用汉字、汉文来进行思想表达的历史，接下来的汉字会走向何方呢？现在我无法做出一个准确的回答”，子安宣邦说。
记者丨董牧孜
译者丨李原榛、梁晓奕
编辑丨张婷
校对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