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解局]莫迪连任，对中国影响几何？
当地时间5月30日晨，印度现任总理莫迪前往圣雄甘地纪念碑，向数十年前的印度国父致敬；十几个小时后，他将带着历史的余温，在世界瞩目下宣誓就职，正式开启其第二任期。
一周前，持续一个多月的印度大选尘埃落定。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JP）赢得人民院（下院）545席位中的303个，其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DA）更独揽352席。
坊间人称兼具“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赤贫阶层赈济者和国际资本之友”三重身份的强人总理莫迪宣布连任——以绝对压倒性的优势。
印度的“下一站”，或也随之到来。
今晨，莫迪前往圣雄甘地纪念碑，向甘地致敬。
政党
这场选举的结果出乎各界意料。
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大选结果倍加失望，“战略界”人士则对莫迪的再次执政格外兴奋。印度著名政治评论家Neerja Chowdhury点评说，2019年选举当之无愧为印度当代政治史上的“分水岭”。
莫迪连任的“效果”怎么就这么惊人？
简单了解下印度这些年的政治发展就能明白一二：自1947年印度建国以来，国大党本来处于“一党独大”的位置。后来随着尼赫鲁去世，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印度政治开始逐步进入地方化、碎片化的阶段，单一政党已很难过半数单独执政。
印度政局也随之进入极不稳定的时期，仅在1989年到1999年这十年间，就进行了五次大选。
1999年后，随着印人党的崛起，印度形成了由国大党和印人党对垒的两党政治。2014年的大选中，印人党单独拿下过半席位282席开始执政，也成了1984年以来首次揽下“绝对多数席位”的政党。
2019年选举前，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具有“反现任”传统的国家肯定会使印人党伤心而归。然而现实却是，人家不仅没受挫，还比五年前多拿下了21个席位。
而莫迪也成了印度历史上首位以多数席位获得连任的非国大党总理，其主要对手，印度国大党主席拉胡尔·甘地，甚至失去了“尼赫鲁-甘地家族”长久把持的北方邦阿梅蒂的席位。
尽管传奇性戏码已落定，但长久来看，其给印度政治带来的影响，惊人效果依然不减。
最重要的一点，国大党的衰落使印度难回昔日两党政治时代。拉胡尔在甘地家族的“根据地”败选之外，选民们同样对国大党“终极杀器”普里扬卡不买账。
5月23日“印度人民已经做出选择”后，国大党召开工作会议检讨得失，拉胡尔提出要辞去该党主席、并试图要改革百年老党“老人当政”的局面。无疑，国大党能否再次站起，仍存在诸多不确定。
与此同时，印度地方政党的影响力也急剧下降。过去三十多年来，不少地方政党在印度政局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影响力的基础来自于选民以“种姓”和“地方”为重心的政治认同。2019年的大选则显示出，宗教认同已上位为选民第一认同，以至于在北方邦由社会党和大众社会党组成的大联盟也没能够对印人党造成致命冲击。
从政治权力平衡的角度上看，印度无疑正进入一个印人党独占鳌头的时代。而从其党内的权力状况来看，随着瓦杰帕伊在2018年的去世，再加上阿米特·沙阿的忠心襄助，莫迪在党内已无任何牵制力量。
5月12日，印度选民在新德里一个投票站里投票（图源：《卫报》）
莫迪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印度依然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富矛盾色彩和神秘性的存在。超7%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牛群与汽车会在首都主干道上并行，宗教导师通过社交网络向信徒布道。
2014年之后，这幅图景中又加入了一个同样复杂的强人总理——莫迪。从选情上看，一路威望不减、压倒性胜利如初。
其中因果？
5月18日，大选将落下帷幕的傍晚，莫迪在北阿坎德邦小镇凯达尔纳特3500米的半山腰的山洞里，独自“禅修”了15小时。其频频向民众展露出的对于印度教信仰的坚定，即所谓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恰如国大党阵营的归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选民”。
通过印度教整合印度主体国民的“大身份”，以对抗国内搞身份政治（比如种姓、阶级、宗教、种族、性别等）的政党和社会团体，本身就是收获民意的“王牌”，也便于在社会整合完成之后，承诺给人们“印度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对于印度的少数族裔和穆斯林来说，莫迪的胜任，则意外着他们可能更边缘化。
此外，岛友们想必都没忘的：今年2月14日发生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大规模自杀式袭击事件，以及由此成为莫迪宣传要点的“国家安全”，也被舆论认为是他成功转移民众对经济下行的视线、在选举中获胜的原因。
40多位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官兵的死亡，印巴冲突频频升级，激起了印度极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样给了莫迪当“守护者”的机会。相对于国大党在大选里主要谈经济民生问题，莫迪一方的“同仇敌忾”很容易转移国内正面临着的矛盾。
“你不能只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你必须要成为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你不能只是对巴基斯坦的行为感到不安，你必须感到愤怒”——伦敦大学印度社会分析专家Subir Sinha把这称作当下各路“超政治”强人在一些国家粉墨登场的原因。
当然也不能不提莫迪在2014年大选中的一系列经济承诺。
从激进的“废钞令”到建立新税收制度，从“百城改造计划”到喊出“印度制造”口号，变化接踵而至；在班加罗尔、德里的诺伊达和古吉拉特金融科技城，莫迪当局还通过打造以金融、软件、制药以及外包服务业为核心的“高端”产业群和卫星城，吸引着国际资本的关注。
过去五年的经济表现，整体上来说喜忧参半。年均7%的增长率、印度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从第九名升至第六名，都可算是成绩；废钞令带来的对非正规经济的巨大打击、全国销售税计划对数百万中小企业的收支影响、创45年来新高的超7%的失业率，则让人很难乐观。
但不管怎么说，大选结果表明，印度民众仍然让莫迪“考试过关”，乐意给他第二次机会。更多的选票也意味着在经济问题上莫迪能拥有更多的自由抉择权。未来五年内有更大胆的改革，倒是不妨提上期待。
莫迪
外交
为了大选，印度外交已经停摆多时。随着连任的落定，这回外交的选举压力也已解除，莫迪外交将更加不受反对党和印人党内力量制衡，其动向更受关注。
5月23日大选结果刚出炉，各国领导人就纷纷致函致电表示祝贺。巴基斯坦在当日发射了一枚射程为1500公里、可携带核弹头的“沙欣-2”地对地弹道导弹，称此举有利于维护地区战略稳定；巴总理伊姆兰·汗则在5月26日的电话中表示，两国需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建立信任，并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没有暴力和恐怖主义的环境”。
不过，莫迪的2.0外交并没有立刻启动与巴基斯坦的“和解”。
2014年莫迪就职仪式时，邀请了南盟国家领导人集体参加，相当于搞了一个微缩版的南盟峰会（Mini-SAARC），特别是邀请了巴基斯坦时任总理谢里夫。
然而今晚的就职仪式，印度邀请的却是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的国家领导人（岛注：成员国有孟加拉国、印度、斯里兰卡、泰国、缅甸、不丹和尼泊尔）——没有半点儿巴基斯坦的影子。
从2014年11月加德满都召开的第18次南盟峰会上，由于巴基斯坦的反对而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后，莫迪就开始转而寻求通过另一个不包含巴基斯坦在内的次区域机制来实现一体化目标，BIMSTEC正好成了重要抓手。
显然，莫迪2.0外交仍旧延续了此前的“邻国第一”“东进”“联通中亚”等政策，推进印度同周边的互联互通仍将是其重中之重。
在大国外交中，莫迪在第一任期之初执行“亲美”路线，随着特朗普上台，莫迪这一路线则越来越“玩不转”，特朗普迄今未访问印度；同时，通过2018年5月的两场“非正式会晤”，印度也重启了同中国、俄罗斯的关系。凸显出印度在大国外交中寻求多边平衡的特点。
至于中印关系，则在过去几年经历了不少起伏。早在2013年，中印双方即提出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BCIM）等合作倡议；莫迪上任后，“友好期待”的双边氛围愈发浓厚，在中国宣布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时，印度积极支持，同时中国对印投资热情也空前高涨。
然而消极面也没少浮现。一是“边境对峙”不时发生；二是“一带一路”，印度是周边国家中为数不多的对“一带一路”反应冷淡的国家，同时对中国在南亚发挥更大作用也缺乏积极认识。
尽管2018年的“武汉会晤”实现了中印关系的再出发，不过随着莫迪选举压力消失，过去一年的对华外交调整到底是战略性的还是战术性的，也方能看得更分明。
当前，印度有不少专家开始建言莫迪，要趁着中美经贸摩擦逼中国让步；更有甚者提出，美国加强并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印度也要跟进；5月24日，印度媒体开始报道中国在边境西段建设基础设施，称这是另一个“洞朗”；同时，印度在实质性推进“印太战略”中也并无松懈……
不过，从短期看来，两国将见出较为频繁的高层交往与双边机制对话，比如6月的G20峰会、上合组织SCO峰会，习近平主席都将同新当选的印度总理莫迪会晤。不失为能维系中印关系稳定的良机。
2018年4月27日，习近平在武汉会见来华进行非正式会晤的莫迪
70年前，印度古吉拉特邦诞生过的著名政治人物——“圣雄”甘地在新德里街头被暗杀；70年后，另一位在古吉拉特邦建立声望的国民志愿团成员正领导起印度当局。
对莫迪和如今的印度来说，需要克服的困难不亚于当初的甘地，而艰巨的考验还只是刚刚开始。
作者：林民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