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马英九首次提出，韩国瑜旧事重提，蔡英文坚决反对，台湾的“自经区”到底是什么？
摘要：如果两岸“自经区”与自贸区能够顺利推动合作，将有助于共同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
在台湾设“自由经济示范区（自经区）”是马英九时期的重要政策，但由于民进党的强烈反对，最终沦为一纸空文。近日，这一冷落很久的议题因为人气市长韩国瑜的重提而成为岛内热门话题。
在韩国瑜提出高雄可以通过“自经区”实现“发大财”后，随即遭到民进党方面的全力围剿。从高雄议会民进党议员质疑韩国瑜“不专业”，到当局行政机构秘书长李孟谚批评韩国瑜“不了解”，甚至蔡英文也亲自上阵称“不能让台湾货与‘中国货’分不清楚”，一时间炮火隆隆对准韩国瑜及“自经区”。那么，台湾的“自经区”究竟是这么回事，又会对两岸合作产生哪些影响？
马英九时期已提出
台湾“自经区”是马英九于2012年提出的经济政策，是其“经济动能推升方案”中最主要的政策之一。在具体模式上，将以自由贸易港区与屏东农业生技园区为起点，结合邻近园区形成“前店后厂、委托加工”的方式，在台湾北、中、南部形成产业集群，以推动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
根据设想，“自经区”将设实体园区8处，合计16.5平方公里，另外设立对应产业特性的虚拟机制，主要关注智慧运筹、国际医疗、农业加值、产业合作等产业，也可随时按需要新增产业门类。在现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范下，当局将给予外资在“自经区”投资更高开放水平的待遇。为积极发展金融服务业，新台币可在区域内自由兑换。
按照当时规划，“自经区”核心理念在于推动自由化与国际化，通过小规模先试先行的阶段性做法，循序渐进推动制度创新，加速自由化进程，以建立高度自由化经济体，提升台湾的经济动能。
实际操作中，将采取分阶段推动的方式进行。第一阶段（2013年8月16日正式启动）以增订、修订行政法规以便政策落地为主，由现行自由贸易港区结合邻近园区同步推动，并研订“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第二阶段在相关条例通过后正式启动，“自经区”由当局行政主管单位划设或由地方政府申请，民间土地也可以通过与当局合作的方式申请设为示范区。不过，由于“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没能获得民意机构通过，因此从第二阶段起，“自经区”即陷入空转状态。
可提升两岸合作空间
如今大陆上海、福建、广东、天津等地先后设立自贸区，如果“自经区”能在高雄乃至岛内其他地区落地，两岸开展合作的空间和领域将大幅提升，至少将体现在4个方面：
首先是金融领域的合作。金融市场将可能成为台湾“自经区”与大陆自贸区优先开展合作的领域，“自经区”通过全面开放人民币自由买卖，使台湾加速成为第二个人民币离岸中心，为两岸金融与贸易合作的提升，创造更有利条件。
其次是物流领域的合作。上海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台湾“自经区”也有6个港口城市，“自经区”的试点可使租税大大降低。如果两岸在运输、海关检验检疫、通关放行上能加强沟通合作，可大大提升两岸的进出口量和货物中转量。
第三是产业领域的合作。借助“自经区”与自贸区通关便利，有利于提升两岸间产业链合作的层次，加速培育两岸产业聚集区，更好提升全球竞争力。
最后是制度创新领域的合作。两岸可以在对外开放方面相互学习借鉴，比如在贸易监管方面，更好地将物理围网与电子围网有机结合，建立高效率的单一窗口服务等。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和第三方参与市场监督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此外，两岸人员流动也会因此加强，培养出大量物流、金融、贸易行业人才，实现两岸教育与培训的合理衔接。
“自经区”前景并不明朗
不过，台湾“自经区”的发展受当局整体经济规划与两岸政策限制，并非高雄一地可以单独推动与设立的。因此，作为高雄市长，韩国瑜只能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诉求，而无法具体加以实施。各种对韩国瑜及其“自经区”的攻击是“隔空打炮”，就是为了“批判而批判”。
展望未来，台湾“自经区”的发展存在着诸多变数。不过从发展角度看，台湾要突破现在的“闷经济”状况，重新规划与推动“自经区”不失为一条可行路径。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存。区域内优势互补和资源有效配置，是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和提高整体实力的有效方式。当前，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全球经济处于相对低迷的态势，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如果两岸“自经区”与自贸区能够顺利推动合作，将有助于共同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
可以设想，在“区对区”合作模式下，两岸能够开展多方面合作，实现两岸在产业、金融、贸易、物流、人才、文化等方面的互利共赢，从而推动台湾经济摆脱“闷经济”状态，在更有利的市场条件下，全面构建完善创新型经济体，实现台湾民众福祉的全面提升。
不过，这一切的前提在于，民进党当局是否愿意放行“自经区”，以及是否愿意承认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使两岸经济交流合作重回正轨。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台湾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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