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贫困村变身“创客”村：城市文化如何介入乡村发展
导读：到2018年末，明月村的村民收入比四川省农村居民平均收入高出50%。同时，明月村已经拥有46个文创项目，其中30个项目由本村村民创立。
本报记者李果四川蒲江报道
作为成都市最偏远的乡村之一，明月村大部分时间都安安静静，村外的108国道亦车辆稀少。5月21日-22日，村子里的明月书馆异常热闹——村民、民宿老板、村镇干部、文化专家把这里围得满满当当。
这栋由著名建筑设计师施国平设计的石头房子，墙体材料取自明月村旁临溪河中的石头。“在有明月村之前，这些石头就已经存在了。用这些石头来建造书馆，有一种特别意义，即河里流淌的远古记忆又回到这里了。”施国平如是说。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明月村，迎来了“明月讲堂”第四十期讲座，多位国内的乡村建设专家们，围坐在这里讨论乡村振兴的多种路径话题。
近年来，这座曾经的成都市级贫困村，因一口“明月窑”的修复，吸引了大量文艺人士参与乡村建设。如今，不仅村庄散发着“文艺范儿”，传统的生产模式也已获得改变，村民们收入亦大幅提高——这里成为了乡村振兴的一个样本。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曾多次来到明月村，此次全程参加了本期讲座，并对明月村之外的多个村庄走访调研，试图在乡村的土地上，从村庄本身的视角，去解读当下中国的乡村生产，以及乡村的未来之路。
新村民：文化人带来新生活方式
讲座这天，被称为明月村“奇村长”的成都齐村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奇，特意穿上了2014年第一次来明月村时的黑色文化衫。
那时，明月村是成都市的市级贫困村，而到了2018年末，明月村的村民收入比四川省农村居民1.3万元的平均收入高出了50%。同时，明月村已经拥有46个文创项目，其中30个项目由本村村民创立。
最近几年，明月村来了很多文化名人。主持人宁远和画家何多苓，都在村里面开了文创工作室；被喻为成都摇滚教母的“小酒馆”创始人唐蕾，在明月村一片荷塘的中间开了间不足百平米的“小酒馆”，与城市的经营方式不同，酒馆老板晚上九点便把店门钥匙交给熟悉的酒客，后者需自行拿酒、付钱，临走还要负责关灯闭门。
众多诗人也爱上了明月村，阿野写了很多诗来描绘自己的感受：“晴朗的夜晚，月亮来映照，就像一位好邻居。”
“文化乡建”在明月村的成功，带来了巨大的流量。一到周末，村中的民宿会提前数天被预定一空，村民们的竹笋、茶叶也获得了更好的销路。何多苓设计的酒店，价格在400-1200元每晚。
2018年，明月村成为了四川省乡村振兴大会的示范村，但明月村展示的不只是文化，还有对生态系统的保护。
陈奇认为这是明月村特别重要的一项成就。2016年的7月，陈奇在成都参加一个公益活动，结识了做垃圾分类的奥北环保市场部经理陈思。一年后，陈奇邀请陈思来明月村为村民们分享垃圾分类的好处。
过了一个月，陈思便开始常驻明月村，为村民辅导垃圾分类。“我们研发了一个口袋，上面有二维码，村民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绑定，把家里面可回收的垃圾装袋，然后放到回收站，便可在手机上获得收益。”陈思说。
“在城市垃圾分类尚且无法有效实施的时候，乡村是否可以做到，这是当时谁也不能肯定的事情，”陈奇说，“但我们一直在坚持。”
陈奇不仅在明月村通过明月讲堂的方式，为村民们推广垃圾分类的好处，而且还在明月村开设了环保晨跑活动，“有很多村民、游客自发参加了晨跑，大家一边跑一边捡拾村中的垃圾”。
而在最开始的时候，村里面的可回收垃圾太少，奥北环保的垃圾回收车不会专门从成都开来，于是明月村的“新村民”刘梓庆便每周用自己的私家车，将可回收垃圾送到成都去处理。
“后来明月村附近的几十个村庄、全部的学校都开始进行垃圾分类了，”陈奇说，“甚至成都市的其他区域，如新津县、大邑县等都来明月村学习，推广垃圾分类处理。”
本地人：豆腐匠成了半个诗人
建筑设计师施国平说，明月村的奇迹是从废墟修复开始的。他指的废墟修复，是指明月村在2008年地震中损坏的一口土窑，它始于隋唐，炉火历经千百年不断，是四川为数不多的“活着的邛窑”。
“先是有一个明月窑，然后有了第一个新村民，出现了第一间民宿，后来又有了10公里的绿道……”，在陈奇看来，明月村的变化有点超出预期。
而对本村村民而言，最实际的改变是，人均收入从2009年的四千多元，增长到了2018年的两万多元。
但这场由知识分子、艺术家“下乡”给村民们带来的改变，远非账面上的数字这么简单。
在明月村磨了三十年豆腐的邓勤君，现在是半个诗人。“邓豆腐，上来给大家念几首诗吧”，在5月21日讲座的间隙，陈奇朝着后排发出了邀请。
这个被称为“邓豆腐”的高个子中年人，从众人中站了起来。他皮肤黝黑，一串钥匙挂在裤腰，有些拘谨地向大家挥挥手，随后走到台前，打开手机，一口气念了自己写的三首诗歌。
邓勤君磨豆腐的手艺由祖上传下来，到他这辈，又继续在明月村磨了三十年。在村口，他还用磨豆腐攒下来的钱修了一栋三层高的客栈，“一砖一瓦都是用豆腐堆起来的”，邓勤君说。
而明月村的发展，让邓勤君在磨豆腐之外，找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每当傍晚卖完豆腐，邓勤君便开始坐下来沏茶、与朋友讨论诗歌。“过去自己也会写诗，但从未想过与人分享，”邓勤君说，“这几年明月村来了不少的诗人，时常举办诗会，前几次我都只是去当志愿者，后来就鼓起勇气当着大家的面读自己的诗，而现在已经经常在家里面举办诗歌会了”。
“他们都说我的诗带着泥土味。”邓勤君说。此前几日，明月村开办的明月夜校，请来外地的老师教开民宿的村民们叠被子。邓勤君参加回来后，随即赋诗一首“细心叠好每只角，平整干净亮丽多”。
无论是明月讲堂还是夜校，一个原则是路费由讲者自理，完全义务来授课。
4月19日，70岁的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副主任周鸣鸣，辗转5个多小时来到明月村，以“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对新时期乡村振兴的启示与借鉴”为题，作了一小时的讲座。
台下的听众，有很多来自周边社区的工作人员。
陈奇说，卢作孚的乡村理念在整个蒲江县都获得了传播。“很多人被社会和家庭要求，去做了兴趣之外的工作，而明月村的出现，则帮助他们回归了最初的理想。”陈奇说。
让自己回归理想的，还有78岁的周明忠。他在上世纪50年代便坚持上完高中，但此后却无缘继续学业，只能回到村里干了一辈子农活。
2015年11月20日，明月书馆开馆，2000多册的图书，全由新老村民捐赠。周明忠几乎每天都来看书。他给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展示了自己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自己的诗句：“茶山竹海明月窑，海棠紫薇桂花香……”。他甚至还自己编曲填词，为明月村写了一首村歌。
事实上，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几年的采访中，不少乡村的负责人均表达了对“文化下乡”的迫切需求，他们认为与扶贫相比，扶智亦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村中的儿童更加关键。
2016年，陈奇想为明月村办一个儿童合唱团，于是请来专业的音乐老师，希望其从明月村的孩子里面挑选出好苗子。老师听完孩子们唱歌后，却摇摇头“都不太理想”。
最后的结果，却是全村的孩子都来学习音乐了——“我们把这个活动叫做音乐种子计划，”陈奇说，“在村里面种下了一粒种子，也许就会有孩子因此能改变自己的一生。”
本地化：乡村振兴要内外融合
这场乡村的“价值再发现”过程，也在更多的乡村有了展现。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毕城村，另一种模式的“乡建”刚刚拉开帷幕。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向勇是这场乡建活动的总策划人。向勇祖籍毕城村，他原本希望和族人共同修复祖屋，意想不到获得了众多乡村建设者的支持，最终计划将祖屋改造成一座乡村创客营。
“我们会在2019年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借鉴明月村的模式，也会借鉴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经验。”向勇说。
日本新澙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每三年举办一次，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户外艺术节，也成为了全球的乡村振兴样本。
向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村民们的能力和视野有限，我们会开设各类公益课程和手工作坊，请乡村创客与村民们一起创作，共同完成项目的开发。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困难需要面对。”
在诸多困难中，向勇也提到了包括乡村创客在内的“新村民”的到来，带来新的思维和生产模式的同时，如何与本村村民融合，与原有农村的生产方式融合的问题。
碧山计划、碧山工销社发起人左靖，5月21日来到了讲座的现场，与听众分享他在乡村建设中的经验。
左靖说，文化人参与的乡村建设，给那些曾经凋敝的村庄带来了新的活力，但近几年“文化乡建”有趋于形式化的现象，“这几年，有很多的在乡村举行的活动，热闹一阵，但是和这个村子没有任何关系”。
2011年，左靖在安徽的黟县碧山举办了首届“碧山丰年祭”，这个拍摄了著名电影《小花》的村落，依山傍水，保存了大量的徽派古建筑。
“我们找了国内最好的设计师做了碧山丰年祭的视觉形象，但最后却改成了碧山丰年庆，”左靖说，“这是因为在当地，‘祭’是一个需要避讳的词，村民们认为不吉利。”
左靖认为这个故事其实有着重要启示：“我们在乡村做工作，必须要考虑乡村的文化和诉求，而知识分子习惯于自我发挥，因此在乡村进行文艺乡建，处理好与地方政府、村民的关系非常重要。乡村建设不应该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行为，而应与地方一道，是对家园的共建。”
陈奇已开始将明月村的模式复制到其他村，“目前我们已经和七个村有合作，针对每个村不同的产业结构和发展现状，提出有区别化的发展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