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被“异化”的茅台，该如何“祛魅”？
袁仁国落马后，市面上仿佛没有丝毫错愕，人们纷纷用“靴子落地”来委婉形容那种为时已久的期待感。从去年5月袁仁国闪电退休，某种信号就闪烁在赤水河畔。紧接着贵州省纪委披露，他的“账房先生”谭定华早已落马，然后是袁时代贵州茅台的一班老将相继隐退。直到今年5月，袁仁国被免去贵州省政协委员资格，所有人都已心领神会，千日长醉，总有酒冷人醒时。
贵州省纪委监委对袁仁国的通报，严厉之气简直扑面而来：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拉拢关系、利益交换的工具。大搞权权、权钱交易，大肆为不法经销商违规从事茅台酒经营提供便利，严重破坏茅台酒营销环境；大搞“家族式腐败”。但最让人心惊肉跳的，还是“进行政治攀附，捞取政治资本”。你一个60多岁的酒厂厂长，捞取政治资本意欲何为呢？
袁仁国攀附的又是谁呢？手握茅台这样的硬通货，总是有渠道能够在官场上“登堂入室”的吧。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曾经两入遵义，他最爱的就是茅台酒，不但爱喝还爱卖。他主政遵义的时候，就曾给“相关机构和企业”打招呼，办了四张酒类专卖证，做起了茅台专卖的生意。这里的相关企业，不说你也明白。而王晓光有个老领导加老乡，叫王三运，一向对他照拂有加。王三运和王晓光有个共同爱好，喝酒只喝茅台，还得是年份的。
茅台，或者说袁仁国时期的茅台特别善于讲故事。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的“摔瓶飘香”，到开国大典上的国宴用酒，再到喝茅台养肝以及床头暧昧的“正下”，虽然后来都被屡屡质疑，但这些故事无疑已经先入为主，不断为茅台的品牌赋能。以经销起家的袁仁国，十几年来不断强化茅台与政治、与权力的独特关系。他在多个场合强调，没有哪个商品像茅台这样，跟政治如此紧密。他不断地给茅台贴上国酒、政治酒、军酒的标签，并有意无意地暗示一些大人物与茅台的关系。
不得不说，袁仁国的这一套在一个不健康的权力氛围中是成功的。茅台酒几乎被加持成了特权的象征，成了一个少数圈子专享的“方物之贡”，成了自我与他者的分界线。茅台在革命战争年代曾有过一些故事，这或许是历史事实，但不断地给它粘贴政治和权力的标签，不仅有损革命的神圣性，也异化了茅台作为一种白酒的本真属性。
在与资本结合后，茅台又成了股市上人们追逐财富的“标的物”。贵州茅台的市值最高峰时破万亿，相当于当时整个贵州省GDP的七成，让我等胆小的人不禁咋舌。而在酒水市场上，人们争相抢购茅台，但却并不享用它，因为要坐等升值。这一瓶黏稠的液体，它是特权，是财富，也是炽热的欲望，但独独不是美酒本身。这种异化，长久下去必将会对茅台两个字带来内伤。我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茅台人都应该认真想想，如何为茅台酒“祛魅”，拂除特权赋予的神秘，还其酒香于人间。
而从一个企业的角度回看茅台集团，它虽然是一个拥有上市公司的现代企业，但总能看到某些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子。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在茅台集团内部很多员工一家几代人都是茅台员工。考虑到白酒特殊的工艺属性，在酿造这些核心技术环节出现父子传承的现象，尚可理解。但在销售、管理这些岗位上也搞家族接班，实在不能说这是现代企业制度下应该出现的现象。
茅台集团这种带有“乡村作坊”遗风的员工结构，实质上已经给倒卖经销配额等腐化行为埋下了隐患。2018年开始，新的茅台领导班子开始对经销商进行“大清洗”，其中最主要的目标就是那些茅台酒厂的干部职工、家属开设的专卖店，以及地方干部特批加入茅台的经销商。严重破坏茅台酒营销环境的，岂止袁仁国一人。今年初，贵州省纪委监委还专门出台一项规定，严禁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
谈及袁仁国的落马，也有一些人会叹息，当年是他把茅台酒厂从崩溃边缘发展成如今的规模。但是无论曾经有多大的功劳，都不可能有丹书铁券，违纪违法就要接受惩罚，这也是“反腐无禁区”的题中之义。从改革的引领者，到改革成果的反噬者，与袁仁国类似的国企高管不止一例，这正是需要我们从制度层面深刻反思的。马上创业，不可能马上守业，像茅台这样的企业最终还是应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毕竟时代已经不同了。
醉梦虽美，终须醒来。
（文/于永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