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进上海之后怎么办，陈毅定调：野战军在城市不能“野”
摘要：这次会议，后来被反复提及——时间是1949年5月10日，地点是丹阳城南的大王庙，在会上做入城纪律报告的，则是当时的三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往字里行间去读，便会发现：尽管记忆会有差异，文字会有参差，但关切的问题却是再明确也没有的，那就是进上海以后怎么办？
这次会议，后来被反复提及——时间是1949年5月10日，地点是丹阳城南的大王庙，在会上做入城纪律报告的，则是当时的三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
但一到细节层面，光是关于当时参加会议的人数，各种档案和当事人回忆便莫衷一是：有人说，听报告的是几百人，还有人回忆参加会议的有几千人，也有回忆称会议规模达到“万人”；有资料说，到会的是“华东军区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也有研究者说只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
如果把这些考据且放在一边，往字里行间去读，便会发现：尽管记忆会有差异，文字会有参差，但关切的问题却是再明确也没有的，那就是进上海以后怎么办？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这是当日举行的北平入城式，人民解放军在万众欢呼中进入北平前门大街。新华社资料照片
入城纪律规定得越来越细
进城市以后怎么办？这道考题，是毛泽东布置给全党的。
解放军接收接管的大城市，上海并不是第一个。但一些部队进城的经历确实反复，有的还很曲折。在一些解放的城市里，照搬农村经验分“浮财”，发动贫民斗争工商业主，甚至不同单位争抢房屋、物资的“捞一把”现象，也时有发生。
与此对应，则是从1948年1月起，到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前，中共中央关于城市接收总体方针的指示电数量，达到了至少34份，这还不包括就某一方面问题，给各中央局、前委、野战军的具体指示。1948年2月，毛泽东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做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且要求“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进城以后怎么办”就成了中央“布置”给前方的必答题。
随着解放军的推进，在中央指示电中“纪律”二字的分量越来越重，各部队列出的入城纪律规定也越来越详细。1948年的西柏坡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辽沈战役胜利后的1948年12月22日，中央军委以当时东北野战军名义，公布“约法八章”。6天后，北平市军管会发出的《关于做好入城准备工作通告》附件中，规定了“入城纪律十四条”。这些纪律一开始执行，就体现出“刚性”，而且收效明显。当时进驻德胜门的警备部队，入夜挤在老百姓家的门道里屋檐下，天寒地冻，却只靠一条棉被一件大衣过夜。经得多见得广的北平市民，为解放军总结了四大优点：“一不吵闹，二不乱跑，三不进民房，四在晚上站岗不吓唬老百姓”。
毛泽东连批四个“很好”
这道考题，现在轮到三野作答了。
从现有资料看，对于进上海之后怎么办，总前委、三野是早有准备的。
1948年末到1949年3月，陈毅格外忙碌。指挥淮海战役和计划渡江作战之外，他先后两次来到西柏坡，后一次是参加七届二中全会。正是在全会后的安排组织各大区人事问题座谈会上，中央确定了上海接管的人事班子，以陈毅为上海市市长。
应该也就是在这两次往返西柏坡之间的某一天，陈毅找到时任三野司令部城市政策组组长的曹漫之，交代他起草入城纪律文件。据范征夫回忆，陈毅当时特意提到：“渡江后，部队进了上海、南京，住哪里？要考虑。”第二天陈毅又找到曹漫之说：“我记得古代史书上曾有过军队‘不入民宅’的记载，我看我们也要写上这么一条：不入民宅。部队没有找到营房前，一律睡马路。”
然而，部队在讨论“入城守则”时，“不入民宅”这一条却变成了争议的焦点。也就是在此时，陈毅说出了那句至今广为流传的话：“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民宅，天王老子也不行！”4月1日，三野以正式命令的形式，下发《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
也正是在回复总前委关于《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等项情况的电报上，毛泽东罕见地批了四个“很好”。
上海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解放军《入城纪律》。东方IC
“在十天内补足此种缺点”
但回答这道考题，并不只是起草文件下发部队这么简单。
因为渡江之后出了“乱子”。下这个断语的，正是毛泽东——1949年4月27日4时，就35军擅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毛泽东告诫总前委：“必须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引出大乱子。”4月30日，中央军委又因为南京电报局擅自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一事，致电华东局、总前委询问：此事是何人处理的？“望即查明电复”。
浏览渡江之后中央军委给总前委和三野的电报，可以明显感觉到毛泽东此时的怒气。5月4日，中央军委致电要求，将35军在南京违反纪律的报告，在二野三野各军各师转发，“以资警惕”。
不难想象，此时的三野，应该也真真切切感觉到了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大难关”。在发布《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时，三野在命令中曾特别注明，各级军政机关须“务使人人了解，个个熟记”，“各级军政干部以身作则，督率全体切实遵行”。可是，进城之后“乱子”却不止闯进司徒雷登住宅和不让外国记者发电讯稿这几件“惊动中央”的事。陈毅自己就经历过一次。进入南京后的某一日，他和邓小平发现“总统府”东园淹了水。一问才知道驻扎此处的战士不会使用自来水，扳坏了龙头。《陈毅年谱》中记载，当时陈毅“很是生气”，命令警卫部队马上打扫，除站岗的执勤人员留下外，余部全部撤出。
简单来说，那就是：三野面前的任务，不光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必须“在十天内补足此种缺点”，还要交出一份超预期的答卷。
丹阳总前委旧址一角。东方IC
入城“要做到比平津更进步”
在今天上海档案馆馆藏的记录文本中，陈毅的报告开门见山：“在丹阳会合后，我们入城的纪律并不好，这样到上海后并无把握”，“还有开会检讨一下的必要，这就是今天开会的宗旨”。顺着这样的语气，在有的讲话记录文本中，陈毅提出“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市不能‘野’的”，“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有到会者记得，陈毅在讲到“在城市不能‘野’”时，非常激动，连军帽都甩到了台上。
不让人意外，三野上下此时都憋着一股劲。粟裕在三野前委会上表态，进上海“至少要做到比平津更加进步”。70年后，翻检当时的档案记录，会为其中规定之细、培训教育之彻底所震撼。范征夫回忆，在丹阳集训时，接管干部除了重点学习文件，还要听辅导报告和自学、小组讨论。5月11日，华东局颁布《入城纪律十二条》，要求“下发到连”，在华东军区下发的一份文件中，要求一切部队、一切接管机关“在入城前，必须普遍地、反复地、深入地”进行教育。华东局制定的进入上海前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计划，甚至具体安排了部队各级该如何学习：“干部以阅读、讨论、检讨等方式进行，战士以上课方式为主”，并且要求部队“利用行军休整间隙，争取时间，运用文娱方式，个别谈话等方式”进行教育。在军事接管委员会的一份会议记录上，则要求部队加强城市生活常识教育，教会战士如何开电灯，如何上灯泡，如何拉抽水马桶。
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三野某支部队行军间隙留下的画面，虽然时间久远，但人们却可以看到，《入城守则和纪律》的画片正挂在战士的背包后……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纪律的指示》，此时解放上海的战火已经燃起。中国，乃至世界，都在静待这支军队如何用行动作答“进入上海以后怎么办”。
栏目主编：陈煜骅文字编辑：陈煜骅题图来源：上海档案馆编《上海解放》
题图：解放军战士将《入城守则和纪律》绘成图片，挂在背包后面，一边行军一边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