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经济学界的“天下第一所”，90岁了
陶孟和、杨端六、蔡元培、杨铨、傅斯年、巫宝三、狄超白、孙冶方等一大批对中国经济建设和理论发展有杰出贡献的学者竟然先后共事一个研究机构？
这里还出版了国内第一份以经济史为名的学术刊物、我国第一部研究工业企业管理的理论著作······
被称之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天下第一所”的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到底是个怎样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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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最早成立的国家级经济研究机构
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最早成立的国家级经济研究机构，社科院经济所系由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两家研究机构经过改组、合并、更名，几经变迁发展而来。先后经历了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之所以称之为“天下第一所”，不仅因为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经济研究机构，而且其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其它经济类研究所的孵化器。
据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当前下辖的八个研究所中，除经济所之外的七个研究所全部都是以分裂繁殖的方式从经济所分立出来的。
孙冶方、顾准、巫宝三、严中平、李文治、杨坚白、董辅礽等经济学界先辈名家均出自于此。
社会学家陶孟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狄超白、许涤新、陶孟和、骆耕漠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于祖尧、朱绍文、吴承明、汪敬虞、赵人伟、骆耕漠、戴园晨、孙世铮、宓汝成、经君健、聂宝璋、项启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国光、张卓元、刘树成、朱玲、高培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1929年6月29日，中基会董事会第五次董事年会议定成立社会调查所。图为参加年会的董事。图片来源：《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前排左起：蒋梦麟、施肇基、蔡元培、顾临、翁文灏；后排左起：任鸿隽、司徒雷登、贝诺德、贝克、赵元任。
随经济社会演进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经济所的历史是从社会调查所正式成立开始算起的。截至2019年，经济所成立已90载。90年间其研究范围不断拓展和调整，背后呈现的正是一副中国经济社会演进图。
20世纪20年代，社会调查部成立之初，其研究范围主要在社会调查事业。陶孟和认为，只有“知道吾国社会”，才能“讲求改良的方法”。
也是在此期间，社会调查部开展了多项调查和研究。包括1928年出版了《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这些研究，聚焦于工人、农民、教师等社会基本群众的生计问题，将其视为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
1929年7月1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将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独立机构，并更名为“社会调查所”。
社会调查所研究范围也从原有的社会调查逐渐扩展到经济史、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劳动问题、对外贸易、财政、金融、人口、统计等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领域。
在20世纪30年代初，社会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会科学所）两家机构开展合作。从1929年到1930年，社会科学所秉持“欲解决中国今日生产问题，非根本解决农村经济问题不可”的理念，组织开展了无锡、保定等地的农村调查，史称第一次无（锡）保（定）调查。
1930年7月26日填写的一份河北省清苑县村户经济调查表原件封面。图片来源：经济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
在此次调查中，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等学者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规范方法，获得了可靠的一手调查数据，在此基础上系统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有力支撑。
遗憾的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本次调查形成的研究报告最终未能发表，后来连原稿也不知去向。
1934年7月1日，社会调查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仍名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后，该所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上，同时仍然继续延续经济史和社会调查等领域的工作，并对近代经济史、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国际贸易、银行金融、财政、人口和统计八个方面开展研究。
1950年4月，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接收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1950年6月更名成立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1953年，社会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年，经济所工作人员在中关村办公楼前排练大合唱（后排左二：狄超白；后排左五：巫宝三；后排右三：汪敬虞；后排右一：桂世镛）。图片来源：经济所科研处
进入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正在全面推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紧锣密鼓地进行，有一大批现实经济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1957年11月17日，经周总理批准，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布关于经济所归属科学院和经委计委双重领导的文件。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档案馆
1957年，孙冶方任经济所代所长。孙冶方上任不久，即上书李富春副总理，并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明确经济所归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双重领导，进而明确了经济所的方针任务：“要系统地研究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各种重要经济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在我国实践中的运用……经济研究所应成为国家经济领导机关有力的助手，并逐步成为我国经济科学研究的中心。”
于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是经济所发起和组织的第一次大型理论讨论会，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因此，也被称为第一次全国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带来的严重问题引起了理论界的反思。
这一时期，孙冶方、于光远和薛暮桥确定了要着重研究和讨论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三大问题。
通过一些相关讨论和实地调研，孙冶方对大办人民公社、大跃进、大办小高炉、大办食堂等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与此同时，孙冶方提出要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
1961年3月1日-5月12日，经济所在香山举行《社会主义经济论》讨论会。前排从左至右：孙冶方、张闻天、杨坚白、冯秉珊、骆耕漠；后排从左至右：何建章、赵效民、王绍飞、刘国光、董辅礽、孙尚清、桂世镛、项启源、李琮、田光、江冬、黄道南。图片来源：《张闻天：画册》
1959年12月，中央理论小组要求经济所拿出一部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同月，刘少奇邀请孙冶方和部分经济学家到家中座谈，听取他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意见。孙冶方就若干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深得刘少奇的重视。随后，孙冶方把《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写作作为全所工作的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工业企业管理的理论著作《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于1964年出版。
新时代下的学术探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批判“两个凡是”到真理标准大讨论，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中央根本扭转了中国发展的航向，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轨道上，改革开放大幕全面拉开。
在此时期，经济所主要对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两方面进行了探索。
1978年7月-9月间，孙冶方在国务院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不断重申其价值规律观点，强调“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这一时期，经济所研究人员围绕价值规律问题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
为进一步深化对价值规律的讨论，1979年4月，经济所在无锡召开了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这是继1959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以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性价值规律问题理论讨论会。
此次讨论会主要讨论了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扩大市场调节作用，按价值规律办事。
1979年，《经济研究》第二次价值规律问题研讨会特刊1979年S1期封面。图片来源：浙江财大图书馆藏刊
但我国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是在经济生活有迫切需要但理论准备又颇为不足的情况下开始的，亟需要借鉴国际经验。
1978年之后，经济所除了组织一批学者先后赴东欧、美国、日本考察。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所的吴敬琏、赵人伟、黄范章和乌家培等中年学者还被派往英美一流大学做访问学者，系统地学习现代经济学。这些学者日后在经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数量经济学等领域均做出重要贡献。
1980年，许涤新率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于11月21-24日出席了“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与刘易斯、舒尔茨、阿罗、钱纳里进行学术交流，讨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这是中外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深入探讨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经济学理论。
2012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国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20世纪90年代的月坛北小街2号院门前，合影者：左起：大卫·沃尔（英国经济学家）、袁钢明、董辅礽、赵人伟、林泉水。图片来源：赵人伟藏照片
我国经济学研究也开启了高速发展局面。针对新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需要，经济所进行了相应的学科调整，增设资本论、公共经济学学科，重建发展经济学学科，进而形成了当前的可称为“两学两史”（“两学”指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两史”指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共涵盖11个研究室的学科布局。
对于如何适应新的环境，保持创新和领先优势。2017年初，履新所长一职不久的高培勇提出“正视挑战，扎实推进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
高培勇明确提出治所思想：弘扬经济所“以学术为本位、以人才为中心”的学术传统，将富有影响力的学科和富有影响力的人才作为经济所的“压舱石”；着力优化科研资源配置，推进“殿堂与智库共居一所”，坚持理论探索与对策研究并重。从根本上确立学科建设在治所工作中的基础和支柱地位，以政治经济学带理论经济学，以宏观经济学带应用经济学，以服务于以史鉴今目标而布局经济史学。
（特别鸣谢社科院经济所提供相关素材）
责任编辑：张义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