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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事,圣贤书

原标题:窗外事,圣贤书

2018年12月,著名作家李洱最新作品《应物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历时13年,近90万字鸿篇巨制,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窗外事,圣贤书

窗外事,圣贤书

作家们的写作方式各种各样,有的人一泻千里,泼墨如水,也有的人精雕细刻,句酌字斟。李洱属于后者。就像加缪写小说,“每句话都表达一种被审视过的生活,而非生活本身”。

所以一部《应物兄》,李洱可以写13年。2018年末,《应物兄》甫一面世,文坛便对其13年的写作周期唏嘘不已。毕竟这个“李洱新作”,让人们等得太久,等得“几乎要扯断期待的弦线”。

李洱对此冷静地回应说,“并不觉得写小说写13年对作家来说是件多光荣的事,只能说我比较认真,愿意对文字负责”。

李洱笔下的济州,令人联想到他的济源老家。那里是古时“四渎”(黄河、淮河、长江、济水并称“四渎”)之一济水的发源地。济水很特别,从发源到入海,它能“三隐三现”,穿越黄河而不与其混淆,史称“清济”,历来被看作“君子”的象征。然而随着黄河后来的历次改道,“过黄而不染”的济水渐成地下河,到如今已踪影难觅。

李洱说,其源头只剩一条窄窄的臭水沟,站在这条已经消失了的河流的源头,想象当年百舸争流、渔歌唱晚的景象,他感叹“比梦幻还要虚幻”。

“应物兄”的十三年

《应物兄》里,有一所虚构的济州大学,主人公便是济州大学儒学院的具体筹建人、儒学大师程济世的归国联系人应物兄,李洱讲述了这所大学在21世纪可能发生的事情。围绕这场大学内部种种明争暗斗,形形色色的人物逐一登场,当然复杂的知识分子形象也跃然纸上。

“假如人到中年的贾宝玉,来到21世纪将会遭遇到什么”?2005年春,一个奉行“虚己应物,恕而后行”的儒学家应物兄,在李洱的笔下开始了自己的悲喜人生。

为增加应物兄与现实的摩擦系数,李洱让他参与到拟建“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的事务中去。李洱印象里,当时国内还没儒学研究院之说,所以应物兄所做之事多少有点超前意味,但在漫长写作过程中,现实中的儒学研究院纷纷建立了起来,小说的现实情怀日渐浓郁。

一年后,应物兄的故事进行到了18万字,李洱盯着贴在墙上的“写长篇,迎奥运”心想,“完成后就可专心看奥运会了”,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打乱了他的节奏。紧接着,母亲病重,妻子生产,他整日往返于医院,心力交瘁,与应物兄只能在生活的间隙偶尔相聚。

编辑朱竞曾在一次聚会中见到过李洱当时的状态,注意到他“不太说话了,显得很憔悴,没有了往日见面时的那种幽雅和诙谐”,有着人到中年的落寞。

但李洱的写作一直在持续,与应物兄如影随形。电脑中显示出的字数一度竟达到200万字之多,但结尾却似乎遥遥无期,这让他自己也感到不安。

2018年,距离他上次发表作品已过13年之久,李洱的《应物兄》进入了煎熬的修改期。一次,他的编辑朋友樊晓哲去看望仍被应物兄牵住的作家,问他,“你的新长篇处理的问题是什么”。李洱给出的答案是,“在当下环境中,知识分子知行统一的难题和困境”。

樊晓哲当时的感觉是,“13年仿佛仅仅一瞬”。的确,13年前,李洱就在他的小说里,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文知识分子形象,无论是长篇《花腔》,还是中篇《午后的诗学》《导师死了》等,知识分子的生存情状和心路历程是其创作的关注点,是他“思维交织的中心”。而《应物兄》的到来让人看到它与之前作品的承续关系。“一个作家在创作的开始,就要想好其创作有没有延续性”,这是李洱很早之前说过的话,这也是他作为写作者难得的文学自觉,更是写作者对时代和历史负责。

书里书外

《应物兄》本名《应物》,只是交书稿时忘记署名,他的出版商季宗慈交代编辑时说了句,“这是应物兄的稿子”,小编就以为作者是“应物兄”,便随手填上,这名字遂流行开来。

也有熟悉的朋友凭借应物兄“额上的三道深皱”判定“应物兄”即李洱本人,但李洱却说,“应物兄肯定不是我”。他的另一个解释是,“如果应物兄是我,那么书中的文德能兄弟也是我,芸娘也是我,甚至书中出现的动植物也是我”。

应物兄亦明显有别于李洱早先所写知识分子的形象。熟悉李洱的读者总会有这样一种感受,李洱的小说是充满“声音”的小说,几乎每个出现的人物都在不停地说话。作家格非和批评家程德培在他们关于李洱的论文中,都提到李洱作品的这个现象学特征。

比如《午后的诗学》里的费边,“工蜂一张嘴吐出来的就是蜂蜜,费边随口溜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诗学”。比如《饶舌的哑巴》里的费定,因为讲话饶舌不休,在对“讲台上站着费定”这话进行分析时,“绕来绕去,到最后,他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了”。而《花腔》里的葛任虽然一言不发,但医生白圣韬、劳改犯赵耀庆和法学家范继槐三人却有甚说甚,耍着花腔,小说就是他们用自己的言语来塑造人物的。

在《应物兄》里,应物兄在导师乔木的影响下改掉了知识分子多嘴多舌的毛病。与“葛任”的失语不同,应物兄有着知识分子灵敏的内在反应:他一边“读圣贤书”,一边“听窗外事”,并随时有着发言的冲动。他听到的“窗外事”,涉及到大千世界。只是,他的“发言”,包括辩论,很多时候只有他自己能够听到,“他是在与自我争论”。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儒家的形象,著名评论家王鸿生认为,这种人物姿态的处理,为的是能让他虚己让位,“以便接纳更多的他者,释放更多的声音”。

小说里,应物兄有三部手机,分别应对着不同的人,其枢纽作用立显。他是学校里有发言权的学术带头人,德高望重的教授既是自己导师又是自己的岳父,他的同学是现任的副省长,他的得意门生是省长秘书,他教的学生里也不乏富二代、官二代。所以他成了主抓济大儒学研究院成立的不二人选。

海外儒学大师程济世有意归来,并将儒学研究院取名“太和”,书中讲,“何为太和?太和就是宇宙万物相互关系的最高境界”。李洱说,“太和”本身包含他对最高类型真理的期盼。

儒学大业的复兴涉及儒学现代化转型的种种议题,由故事发展来看,要经历种种困难。确如李洱所说,他既未回避紧迫性,亦未回避严峻性。小说在曲折中前进,在困难中见定力,在晦暗中见光明。

知识分子的浮世绘

据统计,《应物兄》前后出场不下70位人物,以三代学院知识分子为主体,遍布政、商、学、媒体、市井和江湖。有评价说,该书展现“知识界与历史、与当下、与利益的各种复杂关系”,李洱写出了一幅当代知识者的浮世绘。

作家弋舟认为:“《应物兄》是专属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小说。镜鉴之下,应物兄们绝不是赫索格,不是洪堡,不是拉维尔斯坦。我们的应物兄,在物种上就是一个‘专类’。”另一位青年作家张楚则说,“应物兄会比我们活得更长久”。

早在《问答录》中,李洱就说过,“我熟悉校园生活,熟悉知识分子的知与行,我写他们有如写自己。有很多人看到了我对他们的嘲讽,其实,如果说有嘲讽,那嘲讽首先是针对我自己的。我的描述也不仅仅是嘲讽,其中包含了我的颂祷。我相信,对生活的复杂性的感受而言,知识分子肯定是最敏感的。知识分子是文化的神经,是文化灵敏的触角。我喜欢‘复杂性’这个词,我喜欢描述复杂的生活,复杂的感受。”

书中济大最老的一辈教授,有研究柏拉图的女博导何为、研究亚当·斯密的张子房、应物兄的导师及岳父乔木、考古学教授姚鼐,还有物理学家双林院士。尤其是双林院士,他是小说里真正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

双林院士同老一辈的这些教授都曾一起去干校,后来参与了新中国各个学科的草创,离开干校后隐名大漠,为科研付出一生。因长年不与家人通音讯,妻子死了也不知,得不到儿子的谅解。

小说里,他多次潜入济大图书馆,是为看一眼可能来此查阅资料的儿子。李洱视双林这类知识分子如同晦暗森林之上的明月,指引着迷路之人走出困境。但可惜的是,“这代人正在撤离现场”。一个细节是,应物兄得知在济大的巴别讲台上演讲的人是双林,忍不住想去一睹风采,却发现“一些人正从巴别出来”。应物兄对此忧思不已。

而书中所描述的第二代学人,则身处以上两代人之间,他们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是应物兄这一代。在人物敬修己身上,李洱写出了1980年代特有的张力。应物兄对此有复杂的感受,其中的一个感受是,它有一种不管不顾的情绪,就像“裸奔”。如今,这批人已人到中年,深度卷入了市场经济大潮和全球化进程,精神状态各异。

这代人中,出场很少的文德能以及贯穿全书的芸娘也是真正令人尊重的知识分子形象。和双林院士一样,他们也是小说中重要的灵魂人物。

芸娘的弟子、文德能的弟弟文德斯,是第三代学人中的佼佼者。他的“羞涩感”令人印象深刻,乔木先生问他话,文德斯会满脸通红;在众人面前阐释观点时,他会害羞,但又很快克服了害羞发表出属于自己的看法。

李洱将“羞涩”这种如今已罕见的品质放到他喜爱的人物身上,在他看来,羞涩感是内心良善,不愿违背自己意愿的人才会具有的品质,“这样的人不假言,不修饰,充满着对细微差别的感知和兴趣,并有着苦涩的柔情”。在李洱看来,文德斯代表着新一代学人的希望。

百科全书式写作

《应物兄》洋洋洒洒80余万字,有头有尾地描绘了最近30年中国知识者生活的长河,体现了李洱掌控长篇史诗性作品的野心。

书中所引用和谈及的中外古今文献高达数百种,还穿插诗词、书法、篆刻、绘画、音乐、戏剧等元素,所涉知识点堪称浩瀚,以至读不下去的人抱怨作者在“掉书袋”。但读得下去的人却评价这是本“从任何一页翻开能都读下去的作品”。戏称自己是“新锐作家”的李敬泽也有同感,他觉得这部小说是个“大园子”,“你从正门进去也行,从侧门也行,从后门还行,你是正着转、倒着转、哪转都行,都能让你坐下,都能让你觉得有意思……走走停停,兴之所至,自然得趣,这就是这个小说庞大和丰盛之处”。

不少人注意到,《应物兄》只以每节起首的二三字做标题,这种标题并不具备关键词的意义。事实上,这种标题方式来自《诗经》和《论语》,与小说所表达的内容密切相关。按李洱的话说,这是在向《论语》致敬。

可以说,李洱是以个人化方式,着力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各种资源,探索这个时代的小说叙事方式,使它具有小说应有的中国风貌。

小说中,太和研究院终于在一片喧嚣中建成了,但程济世先生还没有来,应物兄本人也生死不明。这个敞开的结局是否昭示着,新的故事将重新开始,其间的悲欣需要后来者再次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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