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消费百年剧变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
当下许多年轻人都说自己是“佛系青年”：不结婚、不生子、不买房，过着“低欲望”的生活。其实“低欲望“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个概念最早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是因为日本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的一本书《低欲望社会》。日本经济持续低迷25年，任何经济刺激政策都效果不佳，导致日本社会、国民状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人从中看到了中国青年乃至中国社会的现状，称中国也得上了“日本病”。
对此苏琦这么评价：“前几年说我们得了‘日本病’，我心想你还能得日本病？日本扛着债务，扛着零增长过了20年，你试试？GDP增速 6%都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能得日本病算你能耐。”引来听众阵阵笑声。4月27日下午，孙骁骥和苏琦在驹然24小时书社就孙骁骥的书《购物凶猛》和中国百年消费、经济史展开了对话。
《购物凶猛》作者：孙骁骥，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2019年2月
《购物凶猛》出版于2019年春节前后，作者孙骁骥在沙龙开场时这样介绍写这本书的目的：“这本书的写作主旨是希望从历史的维度来观察购物的行为，在过去的100多年中，在中国发生的一些变化是怎样影响老百姓的行为、思想和社会变迁的”。
1900—2000中国经济发展之变
中国原本是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但是中间发生了一个断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由市场经济变成了社会主义体制。从小农经济到市场经济有一个特点：小农经济不鼓励人们消费，而市场经济恰恰是建立在消费之上的。若市场经济想持续发展，则必须不断地让农民、工人和市民变成消费者。没有消费则没有GDP的增长。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商家和很多商业单位都会鼓励老百姓多消费，因为这对经济发展有好处，而经济发展又反作用于消费者自身，提升我们的幸福感。从这个角度来说，鼓励消费对于国家和政府继续获得人们的支持和认同是非常有帮助的，政治和商业这两股力量在中国从近代以来一直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消费中的民族主义和物质主义
孙骁骥总结出了从小农经济到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两条线索：民族主义和物质主义。去年年底的杜嘉班纳广告被指辱华事件就是典型的消费民族主义的表现。前几年中国的反日浪潮比较高涨的时候，网上新闻里报道的中国人民砸日系车，打日系车车主事件，也属于消费中的民族主义。
历史上类似的事也出现过：20世纪初义和团获得默许进入北京城以后，他们也开始砸洋货，包括钟表、火柴、眼镜，甚至是一些特别小的物件，甚至殴打、杀害这些西洋物件的拥有者。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用民族主义反对洋货、提倡国货的行为。不过当时还没有“国货”，因为当时中国的工业体系非常落后，还生产不出来像样的现代商品。可是1900年之后，每隔五年左右中国会发起一次或大或小反对洋货的运动。他们反对对象一般是美国或者是日本、英国，这三个国家为主。
那么民族主义的支持者是谁呢？孙骁骥认为支持者分为两类：政府和国产厂商。政府支持民族主义是因为这有利于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中国”这个概念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随着民族主义消费，倡导国货抵制洋货的浪潮诞生的。国产厂商支持民族主义则是因为抵制洋货之后他们的销量会增加，商人要做生意，必须要借助政治的力量。
在孙骁骥看来，物质主义是人们证明自己生活幸福的一种方式，名牌的衣服、包，面积大的房子和高档汽车，这些符号化商品如今一方面被用来证明生活的幸福程度，一方面被用来证明人们的阶层。我们所消费的东西都是一些符号，但是这个符号可以证明很多东西，使人达到心理满足，并对某些概念产生认同。
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
从2018年开始，我们常在媒体中听到一个概念：消费降级。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在这个趋势中保护自己的财富安全？
孙骁骥谈到，从消费在中国经济当中占的比例来看，消费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中国近年来的支付周期越来越长，据预测以后周期还会进一步拉长；互联网消费的贷款增速快，以上三个数据证明消费不但没有降级，反而在升级。消费增长的背后是贷款，是泡沫，只是纸面上的财富，如果真的从个人和社会幸福角度出发，孙骁骥并不认为消费是很好的解决渠道，它甚至可能加重社会负担。因此，孙提议降低消费欲望，提高收入欲望以应对中国经济存量博弈时代。
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导致如今中国经济增量不够，这个时候筹码是恒定的，就看赌徒们如何抢到筹码。这个时候需要控制消费欲望，提高收入欲望，多积累财富，面对不得不花的钱不如视作一种投资。孙骁骥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我们需要做的是多给自己存粮草，让自己更安全。
除了多积累少消耗之外，孙骁骥建议大家尽量远离大众传媒的洗脑，没有必要看到某个明星为某项产品代言就去买它，没有必要做跟自己利益相冲突的事情。经济是有周期性的，现在是冬天，并不说明永远都是冬天，只有挺过冬天的人才能迎来春天。人想要抓住机会实现财富自由，一般有两个时间点：科技革命爆发时站在风口；以及在债务周期的末尾活下来并进行投资。
一百年来中国的消费者幸福吗？
日本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写了一本书《低欲望社会》，孙骁骥认为这本书里所讲的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的现状。《财富》杂志副主编苏琦则指出中国是“想低欲望，想佛系，想宅男而不得”。日本社会的安定性和信任感有个前提，那就是高福利社会制度。我们是低福利社会，在这种条件下讲“低欲望”是很奢侈的，所谓“日本病”并不是这么好得的。
关于孙骁骥“降低消费”的建议，苏琦提出了不同看法。从经济史上来看，一旦全社会进入紧缩自己消费的时候，基本上财富也很难留住。因为没人花钱，也就没人能挣钱。大家都想着让富人多花钱然后去赚富人的钱，但是我们会发现富人一般都不傻，而且他们的消费欲望比我们要低得多，真正提倡“诗和远方”的人其实都挺富的，穷人只能出去穷游。
苏琦认为一百年来中国消费者最大的问题就是很痛苦、不幸福，又要砸别人东西，又要忍受国货的低质量。另外，中国消费者一直处于政府、商家、消费者和社会观念的四方博弈中。政府跟商家在博弈，商家要占人们便宜，但政府需要鼓励人们消费来拉动经济。而政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发展目标，不需要我们消费时则鼓励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作为消费者我们相对比较被动。消费者除了与政府和商家博弈，还在和社会观念博弈：正如孙骁骥鼓励我们减少消费，甚至有时候人们早上吃个牛油果也不幸福，因为受了网上关于牛油果背后血汗工厂的言论的影响。
苏琦认为我们不能鼓励消费降级，但也不能轻言消费降级没有道理。如果想继续拉动消费，有几个问题需要破解：第一，福利不足。虽然日本社会老龄化严重，但20年来支撑日本消费的群体正是老年人。反观国内若福利做不起来，光靠消费来拉动国内财富增长是很危险的。第二，年轻人没有财富来消费。一个社会最有生产性和创造性的是年轻人，但现在年轻人面临的问题是资产价格泡沫。就好比房租，在北京税后15000算很不错的收入了，但想要住的体面一点，租房就要支出1/3，这样的情况下，何谈消费？
苏琦认为，为了让老百姓多得到一些财产性收入、优化消费环境，我们有三个矛盾可以打通：首先，我们是全民所有制，但目前我们并不能分享到央企的十几万亿财富；第二，中国总体的房子是过剩的，但是供给局部是收紧的；最后，农村青年进城依然只能“裸着进”，因为即使他们有地也不让卖。
作者：新京报记者徐悦东实习生梁雨如
编辑：宫子；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