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艺术家如何终止“头盖骨政治”所带来的噩梦？
采写|新京报记者杨司奇实习生陆茉妍
两年前，王广义偶然在电视纪录片里看到二战期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照片，其中几张介绍了纳粹宣扬的“雅利安人种”。如果撇开字幕不看，电视上呈现出来的黑白照片只是各种“面孔”。这吸引了王广义的注意。
受纪录片中黑白照片的启发，2017年，王广义开始创作《通俗人类学研究》系列。该系列分为三个部分：“无知之幕”、“种族、暴力、美学”和“种族与分析”，王广义试图从艺术的角度思考“人类学”、“头盖骨政治”、“颅相学”与“种族等级”等问题。
王广义的《通俗人类学研究》引起了巽汇XUNWAY创办人寒碧的注意。寒碧特邀王广义前来参展，哲学家陈嘉映任学术主持，孙周兴任策展人，艺术家严善錞任展览总监，并专门组织数场研讨会，邀请哲学、史学、政治学等学界学者进行跨学科讨论，希望通过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发现新的思想活力、寻求新的艺术意义。
2019年4月22日、23日，两场研讨会“人面兽心——种族主义批判”和“艺术家的自我授权及社会介入”在上海陆续召开，之后还将继续举办另外两场研讨会：“人以群分？——人类学与后种族主义”、“流浪人类——重振人的尊严和自由”。在第一场研讨会上，寒碧提及了策划王广义作品展的缘由：“王广义的作品提醒我，思想界缺乏在这方面的探讨，但是种族问题、宗教问题是如今的大问题，在中国甚至很严重，这应该引起思想界的警觉，并借此展开深入的探究。”孙周兴进一步谈到了王广义作品在当下的意义：“王广义的作品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他借由艺术创作抛出了问题，我们（学者）需要思考和探讨的是这个问题与人类学、政治学、哲学之间的联系，以及由此引申出更多的问题，比如人的智力差别是否可以承认；当代艺术何为；艺术如何关注政治等问题。”
第一场研讨会“人面兽心——种族主义批判”现场。右侧与会学者由近及远依次为：王俊、邓安庆、寒碧、孙周兴、陈嘉映、陈家琪、阿克曼（德）、陆兴华。巽汇XUNWAY供图。
对于王广义《通俗人类学研究》系列作品的展出，寒碧与孙周兴皆为此作了序言。寒碧所作弁言，尤其谈到了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发心于阅世悲凉，摸索着特殊语法，润饰其广大难题。作为艺术物，它有典则性：充分的视觉秩序、肯定的理型推原，冷静、审慎、节制，无过不及之憾。作为‘研究者’，取验‘通俗性’，则是他‘冥想’的产物，或可称‘走神’的后果，就好比假象寓言，有待于学理统纪。”而孙周兴的策展人语，则关乎当代艺术创作者的所思所想，“当代艺术家王广义推出新作《通俗人类学研究》，其观念意图极为显赫，指向种族和类本质的深度思考，也可谓时机合成之作。值此世道，在全球技术工业的强力敉平作用下，种族-宗教性的反弹愈演愈烈，弱工业化种族和人群的抗争此起彼伏，而作为老牌种族主义的‘白人至上主义’竟也乘机回归，死灰复燃。不断诉诸暴力的种族主义已成当今世界最大难题，足以让人忧虑这个世界的好和这个人类的恶。当代艺术不得不直面和介入此题——它也许是当今人类最大的政治。”
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说，艺术品的“创作完成”并非艺术品的“最终完成”，在创作的基础之上，观者的质疑、思考、探讨，这全部过程的集合才使得作品得以真正“完成”。而在当代，艺术品的“观赏”价值并非主要意义，作品本身所揭示的内在问题、所激发的探索，才是关键。因此，艺术界与思想界尤其需要持续而紧密的联结。
借此展览和研讨会的契机，《新京报书评周刊》特别采访了艺术家王广义、策展人孙周兴和总策划寒碧，以进一步了解《通俗人类学研究》的创作内涵、当代艺术无边界的特征，以及艺术与学术相互联系和沟通的重要意义。
2019年初，艺术与学术机构巽汇XUNWAY由海内外艺术家、史家和思想界、教育界学人溢界合作创立，致力于推动中国当代艺术，举办专题性艺术展览和学术论坛，主办中国当代艺术家丛书与丛刊。巽汇XUNWAY供图。
对话王广义
艺术家如何终止“头盖骨政治”所带来的噩梦？
王广义，1957年生于中国黑龙江省，1984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主要作品有《凝固的北方极地》、《大批判》系列、《病毒携带者》等。90年代起，活跃在国际当代艺术的舞台上，参与了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1993）、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中国，你好？》（2003）等群展，曾在路易斯-布莱恩基金会美术馆（英国）、拉维罗美术馆（意大利）等地举办个展。
新京报：可以谈谈创作《通俗人类学研究》系列作品的缘起吗？
王广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电视里在放纪录片，是二战期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照片，有几张是纳粹宣扬的“雅利安人种”。电视上的黑白照片，如果撇开字幕不看，就是各种面孔。我不清楚谁是犹太人谁不是，我对这些都不知道，所有这些面孔只是面部多样性的表现，没有其他特殊含义。约翰·罗尔斯所作《正义论》中有一个概念“无知之幕”给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有一个很直观的理解。
触发我创作这件作品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在到处都在谈论的文明冲突问题。文明冲突问题本质还是种族冲突问题，我只是想通过艺术把这个问题呈现出来。种族问题由来已久，中国人也应该有自己的思考。
新京报：作品中的图像或者说人像是如何选择的？是根据严格意义上的“人种”的区分进行挑选还是其他什么方式？
王广义：这些图片的挑选其实是艺术家的一种自我授权，这些图片中有的是犯人，有的是普通人，虽然分出了鞑靼人、东欧人等等不同种族类别，但并非严格意义上准确无误的区分。如果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式去确定，没有问题，图像与人种准确对应，这肯定是“正确”的，但这就不是艺术了，会索然无味。艺术提供的就是一种模糊的、不确定的表达，正是这种模糊与不确定，为之后的阐释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这些种族的命名可能对也可能不对，观者可以质疑它，也可以论证它。
《通俗人类学研究》第一部分“无知之幕”选图。巽汇XUNWAY供图。
找到这些图像后，用丙烯染一遍，经水后洇化，图像上呈现出高低不平。等干了之后，图像上各部分的积水量不同，颜色就有了斑斓感。染了大概7、8层，很漫长的过程，最后呈现出来的形象极其模糊。这是一种“纯真之眼”
（Innocence of eye）
，就是当我不说明具体的种族时，图像是模糊的，我通过多次渲染的方式更加增强这种迷雾感。
新京报：第二部分名称为“种族、暴力、美学”，“种族”与“暴力”好理解，指纳粹借“种族”之由对犹太人的“暴力”，但是为什么会提到“美学”呢？
《通俗人类学研究》第二部分“种族、暴力、美学”。巽汇XUNWAY供图。
王广义：我对长度、比例比较敏感，纳粹用尺子量头骨、鼻子的长宽来判断是否是犹太人，这是很艺术家的方式。第二部分卡尺上面有一个黄金比，其实最初没有这个东西，这部分完成之后觉得缺了东西，就加上了这个比例。我赋予这组作品“美学”这个词和黄金比表征的“美”有关。其实黄金比最初和美学是没有关系的，但黄金比符合美的标准，比如健秀的身体、骨骼清晰，都是对美学的模糊想象，其背后隐含的和毕达哥拉斯的想法很相似。我想找一个虚拟的、想象的背景和逻辑，想象和虚拟可以构成“奇异”效果。
新京报：第二部分画面上有打格应该是想表达出一种纳粹用度量的方式来判定种族似乎是“科学的”方式的感受，那么第三部分“种族与分析”为什么也有打格？
王广义：“种族分析”传递出一种伪科学的方式。九宫格演变而来的打格，直观看好像有一种科学的意味，其实是虚拟的伪科学方法。格子里的不同骨骼，它0.2公分，它0.3公分，数值上有差异；从艺术家的角度看，这并不意味着什么，这就是面孔的差异，证明了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通俗人类学研究》第三部分“种族与分析”选图。巽汇XUNWAY供图。
人的丰富性在于差异，如不以“头盖骨政治”论，其实就是差异而已。但是加入“头盖骨政治”、“颅相学”这些，就是很复杂的问题了。在艺术家看来，终止“头盖骨政治”所带来的噩梦，可行的方法是准科学分析，这种途径“中立”而客观。
新京报：最后，由《通俗人类学研究》系列作品展开系列研讨会，邀请一众学者参与讨论，对于这种学术与艺术的交流探讨，你的看法是？
王广义：我创作的初衷是想提供几个路径引起讨论，最好能引起学界的关注和思考。这个展览的主体其实是学界，核心部分是几场思想讨论会。学者们的讨论可能和我的作品直接相关，也可能是在我的作品的基础上进行的延伸和深入探讨。这样的讨论可能有助于艺术更具有公共知识性，中国当代艺术到今天也有三四十年了，但确实一直缺少一个环节，就是艺术与思想如何相关。
对话孙周兴
当代艺术是失去边界的
策展人孙周兴。巽汇XUNWAY供图。
新京报：可以说一下你成为策展人的缘由吗？
孙周兴：这个事情说起来有点复杂，其中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我本人一直是做德国哲学研究的，主要是尼采、海德格尔两大哲学家的研究，但近些年来开始转向当代艺术的理论探讨，主编了相关的系列丛书《未来艺术丛书》，希望能对以德法为中心的欧洲当代艺术做一点学术梳理工作。王广义是国内最具观念性的艺术家，影响很大，我对他以及他的作品一直很感兴趣。这个主题也很有吸引力，王广义作品中表达出的问题是令人吃惊和引人思考的。所以寒碧邀我一起策划这个展览，我就欣然应允了。
新京报：说到引发疑问，你所作的序言中确实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比如：什么是“通俗人类学研究”？何种人类学？是要研究人类种族的同一性与差异性表现？越来越同质化的人类当真具有同一性的类本质吗？什么是头颅，什么是面孔和面容？等等，后面还有许多问题。为什么会提出这些问题呢？
孙周兴：这些问题是我由感而发的质疑。艺术家对政治的思考与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艺术的政治参与我称之为“艺术-政治”。那么“艺术-政治”是什么样的政治？艺术家对政治的思考是什么样的思考？艺术作品的多样性和模糊性又能带来什么样的政治意义？这些都是我的疑惑。现如今，一般的政治话语和政治判断变得十分困难，经常自相矛盾，“政治正确”经常会构成一种遮蔽和自欺。“艺术-政治”也许会成为一种“介入”方式。此外，作为策展人，我要就作品和展览提出自己的问题，指引出可能的思考方向，促进自己的思考，也希望能有助于大家的思考。
新京报：第一场研讨会上，你说当代艺术是有没有标准的，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其实是环境赋予的意义。陆兴华教授也有类似的观点：是艺术家的团体决定了什么是好的艺术品，这些都是偶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觉得王广义在当下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孙周兴：这是因为当代艺术对传统的艺术标准进行了质疑。传统的艺术在样式、定义、标准等方面两千多年来都是相对稳定的，欧洲文艺复兴后，艺术慢慢职业化，制度性的界定与规定变得越来越僵固了。但当代艺术要批判传统，质疑习惯或传统的艺术定义。艺术是很难定义的，艺术是创造性活动，它是不断流变的，艺术可能是人类文化里面最难定义的一个现象。当代艺术否定传统定义，把艺术的概念扩大化，把艺术家的概念也扩大化了，正如博伊斯
（Joseph Beuys）
所说的，“人人都是艺术家”
（Jeder Mensch ist ein Künstler）
，这个说法其实是把艺术扩张为人的创造性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艺术是失去边界的。但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约瑟夫·博伊斯
当代艺术也会形成相对的规定性。当代艺术走着走着慢慢地会产生相对稳定的要素，它们也许就是当代艺术活动的基本规定性。我认为，当代艺术的第一个规定性是“奇异性”，它要用造型的手段制造某种“奇异性”，这是当代艺术很重要的一个标识。当代艺术具有观念性，不再比手工技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要比观念了，它也不再有材料上的限制，可以使用传统的造型手段，也可以使用今天物质世界的新媒介和新材料，但表现创造的“奇异性”却依然是第一义。第二个规定性是“介入性”，这也是当代艺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要素。当代艺术总是要“介入”社会生活，甚至“改造”社会，这就是博伊斯的“社会雕塑”
（Soziale Plastik）
概念。如果艺术不能影响和改变社会，那么艺术有什么用？艺术的意义何在？这也包含了非艺术家对艺术行为的“介入”。以王广义这次展览为例，这次展览是对今天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主题即种族主义难题的“介入”。而我们观者也不是简单的旁观者，而是参与创作者，可以说我们是在帮助艺术家王广义一起完成一件作品。当代艺术的第三要素是接受性，艺术机构（策展、评论、收藏、交易等要素）变成了当代艺术的一个制度体系，不仅决定着作品的接受和艺术家的成功，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规定着艺术创作过程。艺术家创作什么本来是艺术家个人的事，但在当代艺术中，机构起到了重要的、有时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有关当代艺术的规定，我目前能说的就这些。
新京报：传统艺术中的“介入”与当代艺术的“介入”有什么区别？
孙周兴：传统艺术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介入”社会生活，但它的“介入”样式是比较单一的，展示方式也是比较单一的，且比较被动，艺术的公共性比现在弱了很多；现在的“介入”变成了艺术的基本规定性，更多地赋予了艺术家的社会参与以及观众对作品意义上的完整和“介入”。
新京报：这是不是与我们今天参与到艺术作品中的途径变多了有关？比如相对比较充分的美术馆、展览等？
孙周兴：这当然是一方面，但不止于此。当代艺术中的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不一定需要借助于美术馆，比如2017年德国汉堡G20会议期间，艺术家在网上征集民众参与行为艺术，共1000名艺术家和民众化装成灰色“僵尸”在街上游行。这样的作品是博伊斯式的典型的当代艺术，它的意义可以是多样的，我们可以从中解读出其政治色彩：抗议技术时代的政治对个体的平均化和阉割。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的解释，解释是开放的。王广义的这组作品也是，可以有很多种解释。
德国汉堡“僵尸”游行。
对话寒碧
很遗憾，中国艺术界与思想界关联得还远远不够
总策划寒碧。巽汇XUNWAY供图。
新京报：作为《王广义·通俗人类学研究》的总策划，为什么想到要举办这场展览？
寒碧：和王广义是好朋友。大约去年6月下旬，我和严善錞到广义画室去聊天，他的画室非常大，里面有很多作品，我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种族、暴力与美学》。于是就问他是不是新作，他说是的。我于是要求：你先不要发表，也不要拿出去展览，我要请你到巽汇XUNWAY来展。他当时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也没再申说对这个作品的看法。只感到它强烈的吸引力。于是我请严善錞就这个作品先跟广义对话，然后找到孙周兴，让他请一些哲学界的朋友来谈谈，这就是展览的起心动念，当落实下来后，就写了这个弁言。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展览呢？第一，王广义是中国这40年来当代艺术领域绝对重要的艺术家，有人把他看作观念艺术家，也对，但是我不愿意给他一个限定。同时，广义的作品大致有一个基本的表达方式，可称某种形式语言的风格化，但这次作品明显不同，跟过去的方法拉开了距离。当然，它背后的“理型”支撑
（theory of Forms, theory of Ideas）
，那种秩序感、肯定性，包括那种冷静的态度，都与以前一脉相承，只是它把格局打开了。
“理型”与当代艺术是完全不相干的，它的背后有古典价值世界，因此与当代艺术的追求有冲突，当代艺术是非法不纲的，就要打乱这种先在系统的“理型”作用。但是，这组作品却是在两种感受和思路上的顺逆互用，这是我对它的一个特别大的好感，也就是它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有一个自己的历史脉络。这是我第一个印象。
第二，种族问题和宗教问题这两个事情在我看来就是黑箱。龚自珍有句话：“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我个人面对这个问题毫无思考力。广义的作品从此切入，等于是艺术家面对了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好像更应该面向思想界，或者由政治家来解决。艺术界本没有人提这样的问题，但是广义把它提出来了，我就感觉到他的思想格局、洞察力与感受力、与生活世界的关联性特别密切，提出的问题特别重要，你想想这几天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今天、昨天、前天，好像都与他的作品或问题有某种关联。当然，艺术家凭他的直觉，包括沉思冥想，入神走神做出作品，这个作品自有其语言，却不是在论说，最多是提问。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特别重要。中国当代艺术家很多都在寻找一种与所谓“传统”或“先在系统”不一样的形式、语言、材料等等，这当然都是有益的探索，只是我觉得这还不够，当代艺术面临的最重要问题还是“艺术政治”。当然了，其最终指向是个人经验的最大化、个人自由的最大化，就是要解决或解放个人这样一个命脉问题，只是路径途轨不同，难免歧中有歧，最好不要轻易，甚至特别轻浮。这是我做广义展览的第二个理由。
于是我们就约陈嘉映过来。我说哲学界对种族问题好像也没怎么思考和谈论，虽然种族问题不是哲学问题，但哲学家应该贡献其智慧，就像人类学无法回答人是什么，但是哲学家仿佛更有兴致。而尤其在中国，哲学界更多是搞哲学史、作哲学翻译，哲学家并不多。在西方呢，经典哲学家比如黑格尔、康德包括，后来的海德格尔，好像都是种族论者。我想知道深受他们影响的中国哲学人怎么看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围绕也可以离开广义的作品，就从思想、哲学上做一个讨论，不讨论艺术品，就讨论艺术品引发的跨学科、跨语际的人不同的思考。我认为当代艺术不是给定性的，不是“我是这样按照一个脉络弄的，你就要这样接受”，不是的，当代艺术是“抛向”与“引申性”的。艺术家通过自身的感受与观照——对于人类社会、个人的身心性命、时代的精神状况、世界的周遭氛围的关照，陷入冥想与走神，抛出作品和问题，这个就是严肃的“艺术政治”，以之号召或召唤观赏者来呼应，观赏者也是其艺术创作的一部分，甚至是最终的完成者。当代艺术不能规定一个观者怎么看，而要让观者自己决定怎么看，那么我们的讨论就可以离开艺术物或艺术作品本身。
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复杂，有好几层。为什么叫“通俗人类学研究”？“通俗”是什么意思？“研究”是什么意思？一个艺术家来“研究”什么？这完全是“烟幕”，就是想表达出艺术家是这样看问题的：如果没有科学的区分，没有生物学上的区分，由生物学式的区分演变成文化和社会对于种族病态的理解，就没有这些事情。种族、文化、民族、国家这些如何又能完全分得开，艺术家凭着自己的直觉和敏感提出这些问题，再由思想界对此提出自己的想法。
新京报：所以想借由巽汇XUNWAY这样的平台实现学界与艺术界的交流是吗？这也是巽汇XUNWAY创办的初衷吗？
寒碧：当代艺术界也好、传统艺术界也好，跟思想界都没什么关联，这是我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我一直在做把这二者联系起来的这个事，当年我做《诗书画》杂志也是，把思想界引入，人文思考与艺术创作同时发声。在国外这个是很正常的事，萨特对于贾柯梅蒂、丹托对于安迪·沃霍尔、德勒兹对于培根，包括像海德格尔对凡·高的《农鞋》的哲学生发，福柯对宫娥的社会历史观察，或平行研究，或交叉思考，不一定准确，甚至不那么“专业”，但他们都能提出乃至解决一个思想问题或命题，有时是“在其内而忘其外”，比如海德格尔，有时是“得其精而忘其粗”，比如阿瑟·丹托。但这说明艺术界与思想界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在共同制造一个思想世界。但是在国内，这二者无关，国内思想界似乎不太明白当代视觉艺术的影响力量。就此次展览组织的研讨会不一定要思想家评判王广义的作品，也不一定要他们阐释作品的意涵，只是希望有个互动。
巽汇XUNWAY局部。巽汇XUNWAY供图。
艺术家凭其直观感受来创作，学界按照历史脉络、学术规范来做研究。学者在自己的专业系统可以做得很深很细，也一定是建构型框架化的，建构和框架反过来也会对学者个人的生活、思想、感受方式形成框定，框定其感受能力或感觉锐度，形成所谓“理障”。以经学与哲学为例，经学本是信仰型的，疑经要小心，荒经是大忌。而哲学是省思型的，对于先在知识系统的思想给定一定要反省，甚至对于自身已经认定的东西也要反思。从道理上说，当然要尊重先在的历史创造，但是学者自身的新研新知更为重要，这才是鲜活的东西，才具有性命意义。这其中最命脉的问题，就是不能被框定，不能丧失感受力，最终召回个人的身心自由。而艺术是最自由的，艺术了你就自由了，而艺术家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此。所以与艺术家打交道，可以激发学人的感受力。艺术家不一定能像学者那样把感受很条理地说出来，他们是用行动或作品说话，学人就能够说出门道，他们有理解深察，有理论概括，有叙述和总结能力，就对艺术家具备重要的启发。巽汇就为他们搭建平台，这些人聚集于此，可产生多种创造，因为他们太不相同，由于太不相同，就有了创造机会，他们的“之间”就是发生的原地。艺术、思想或学术，艺术家、思想家或学者，由“不同”而产生的“间距”，是会归于创造的津梁，“间距”这个词，希腊文就指“桥樑”，今天借指由不同或差异所激发的创造力和可能性。这是我做巽汇这件事的初衷，也是做王广义展览的初衷。
作者
：新京报记者杨司奇实习生陆茉妍
编辑
：覃旦思；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