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有“新”思，自崇所信
▲雷颐。新京报绘图/赵斌
时光荏苒，一转眼五四运动已经100年。100年前，这场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爱国主义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爱国主义是五四运动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之一，但五四的爱国精神却是一种带有启蒙意义的救亡运动。正是启蒙的救亡，或者说为了救亡的启蒙，使五四爱国精神突破、超越了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蕴含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复杂、丰富的思想内容，成为“新青年”应有的爱国精神。
《新青年》的创刊号刊登了陈独秀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其中一点是希望青年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因为“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立所不能，亦且势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
爱国却不盲目排外，爱国却不闭关自守，充满爱国激情却又富于深沉的理性思考，这些新青年精神面相难能可贵。
18世纪德国思想家康德写下了著名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五四一代当然深受这种“世界主义”影响，但他们积极主张世界主义，却并不完全是受这种外来“世界主义”纯观念的影响，而主要是出自对自身所处现实、民族危亡的深刻思考。
如何救国？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中认为，“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因此改造“国民性”，便成为爱国、救亡的迫切任务。这样，救亡与启蒙，便在某种程度上统一起来。
救亡是青年的责任，但只有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新青年才担得起真正能救亡的重任。这种新思想新观念，就是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新青年”应“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这种观点与康德的思想如出一辙，提出要有勇气打破外在的枷锁，以自己的头脑来认识世界。但是，“固有之智能”并非天生的，而是后天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知识体系、结构和理论框架。对世界的认识、看法，正是由这种认知系统决定的，不同的认知系统，对世界的看法大不一致。
所以，在社会转型时仅有勇气还是不够的，要完成这种转型，同时需要认知体系的变更，应该用新的认知系统取代旧系统，因此，他们才提出“科学”作为新的认知体系。
只有用科学精神、态度审视世界，才能感觉、发现旧制度的不合理，要建立新制度。“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社会的发展进步有赖于“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当日的中国若“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事实上，梁启超对如何处理“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宋教仁对“人道主义”与“科学精神”早就有所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五四提倡的“非锁国”的爱国精神，则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戊戌维新之后形成的新思潮之集大成，也有其深厚的思想根源与渊源。
而今百年过去，尽管形势变了，但这股新青年精神气质依然没有过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它会沉淀为深厚的精神遗产，并迸发出推动社会前行的能量。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编辑：李冰冰校对：杨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