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安娜·卡列尼娜难逃一死？

原标题：为什么安娜·卡列尼娜难逃一死？

任晓雯

作家，其小说描写对象多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主要作品有《她们》《阳台上》《好人宋没用》等。

新京报：这些年在写作的同时，你也在重读经典，写了一些解读西方经典的随笔，其中不少是关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等俄罗斯作家。在重读俄罗斯文学的过程中，相较于从前，有哪些不同的体悟？

任晓雯：以前不了解《圣经》的时候，对很多基督教传统之下的经典文学会有非常严重的误读。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小时候总以为这部小说反映了资产阶级妇女突破樊笼，追求爱情和个性解放之类的。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否则为何开篇题记为：“申冤在我，我必报应”？为何要安插列文这个跟安娜交集甚少的人物，而且赋予了同等重要的篇幅？“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出自《圣经》。在《圣经》的秩序之下，安娜的婚外恋是罪，“罪的代价是死”。所以才有安娜的卧轨自杀，伏伦斯基的参军赴死。但托尔斯泰不是上帝，他是一个人，所以他对安娜的描述，有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怜悯。

《安娜·卡列尼娜》（2012年）剧照

在更大的秩序之中，安娜代表着人类往下堕落的状态。列文那条线索，则表现了一个人不断向上仰望的状态。列文经历了哥哥的死亡，儿子的出生，经历了爱情、婚姻、工作，他对一切具体事物的思考中，都包含了对生命本身的沉思。其实这就是托尔斯泰本人的思考。我们在托尔斯泰稍后写作的思想随笔《忏悔录》中能非常清晰地看到，列文的问题，就是托尔斯泰的问题。《忏悔录》写了托尔斯泰对自己和上帝关系的思考。在一生之中，他忽而远离上帝，忽而想要抓住上帝，他的理性与那看不见的信仰互相角逐。《忏悔录》最后，托尔斯泰写自己悬空躺在深渊之上，保持仰望的姿势，这让他舒服，也让他安心。我们比照《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可以看到列文有相似的思考，他有困惑，但是他仰望：“而信仰——或者不是信仰——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这种感情也历经种种苦难不知不觉间进入了我的心灵，并且牢牢地扎下了根……现在我拥有着让生活具有善的意义的权利!”由此，安娜往下堕落的状态，列文向上仰望的状态，构成了一个十字架，那是生命的整全状态。这里没有批判，也不是非此即彼。因为每个人都既是安娜，又是列文。正如托尔斯泰本人所言：“人不是一个确定的常数，而是某种变化着的，有时堕落、有时向上的东西。”所以这是一本探讨人类道德秩序的巨著。

新京报：俄罗斯文学深受基督教影响，或者说，俄罗斯文学的基本命题就是宗教。你曾多次提过，信仰对你的阅读和写作影响很大，可否据此谈谈对俄罗斯文学宗教性的看法？

任晓雯：我想说的是，不仅仅是俄罗斯文学，西方古典文学多有宗教背景。比如整个英国文学有一个源头性的文本，就是詹姆斯国王钦定版《圣经》，无数英国作家受之影响。有个流行的说法是，詹姆斯国王钦定版《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共同奠定了现代英语的基石。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说，莎士比亚和钦定本《圣经》是英语文学的庄严双峰。但我要进一步说，莎士比亚本人在思想上是深受《圣经》影响的。用英国学者柏格斯的话来说：莎士比亚汲取《圣经》的井泉如此之深,甚至可以说,没有《圣经》便没有莎士比亚的作品。

事实上，《圣经》的影响并非仅限于西方。出版于1919年的中文和合本《圣经》，是第一本以白话文译成的巨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白话文运动影响很大。胡适、周作人等把《和合本》誉为白话文的典范。周作人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名为《圣书与中国文学》（“圣书”即指圣经）的文章，对《和合本》的文学性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倘若离开了正经古说训这些观念，用纯粹历史批评的方法，将它当作国民文学去研究，一定可以得到更为满足的结果。这是圣书研究可以给予中国治理旧文学的一个极大的教训与帮助。”当有人抨击“白话是马太福音体”时，鲁迅反驳道：“马太福音是好书，很应该看。犹太人钉杀耶酥的事，更应该细看。”值得一提的是，鲁迅有过几位基督徒朋友，包括著名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他们对他有一定影响。鲁迅对《圣经》颇有研究，他的文本中会出现“羊”、“凶兽”、“地狱”、“启示”、“复活”等属于基督教体系的词汇，他的《野草》里有基督教所带来的幽暗意识和对人的有罪性的探究。我如此喜爱《野草》。我认为鲁迅最深刻的地方，并不在于他的愤怒，而是在于他的某种宗教性的洞察力。

至此，我终于可以把话说回到你的问题了。深刻的文学必须有形而上的东西，它超拔于现实，超拔于苦难，超拔于具体的社会问题。这个东西就是指向宗教性的。这是我迷恋俄罗斯文学的重要原因。我时常会有感慨，为什么经历了类似的苦难，中国没有诞生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呢，问题也许就在这里。

新京报：研究者经常会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俄罗斯文化的两个侧面，像梅列日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巴赫金等人都有过阐发，你是如何看待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任晓雯：关于这两位作家，我写过数万字的心得体会，这里择要说一下感想。我认为这两位伟大作家骨子里的不同，是由他们不同的信仰状态决定的。

在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牵涉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而被捕。在临刑最后一刻，轻骑兵带来沙皇的旨意，将他们由死刑改判为苦役。三人中的一人，在这生死起伏中，被吓得精神错乱。陀思妥耶夫斯基挺了过来。可以说，对于这位未来的大文豪，那是一个死而复活的时刻。后来，在西伯利亚苦役期间，有位政治犯的妻子，送了他一本《圣经》。这是监狱中惟一允许阅读的书籍。四年苦役，六年流放，《圣经》始终陪伴陀思妥耶夫斯基，帮助他承受苦工、严寒，和日益严重的癫痫的折磨。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再无别的作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般曾经接近死亡。人类灵魂在将死之时，处于怎样的状态呢？当被长枪瞄准，子弹即将出膛，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感受到即将来临的审判？我认为这个时刻里，蕴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生命的全部体验，也奠定了他那再也无法被人复制的写作方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他对“上帝是否存在”的探讨，不仅仅停留于道德层面，而是直指永生和复活。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彻底撕裂，摆在世人面前。

《地下室手记》，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译者:伊信，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6月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知道托尔斯泰有一本《忏悔录》，却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一本。因为在写完之后，作者将它的名字从《忏悔录》改成了《地下室手记》。有学者说：“《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露骨的作品之一，嗣后，他再也没有如此露骨、如此直言不讳地披露过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虽然在当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声誉甚隆，人们为《地下室手记》追加了诸多赞美，但若一个读者诚实面对内心，便会意识到，书中过于露骨的自我披露，或多或少会激起不适。

托尔斯泰对此的评价说：“一个病人不可能写出健康的小说。”简言之，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病态的。这评价倒与《地下室手记》的开篇相契合：“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以自言自语甚至病呓般的第一人称，展开了这部作品。

也许托尔斯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差评，和对他本人的恶劣印象有关。他在一封致友人信中写道：“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既不善良，也不快乐。他心术不正，善妒而又堕落，一辈子都在使性子，发脾气……在瑞士，我曾目睹他对仆人的态度可恶至极，以致受辱的仆人愤而发出‘我也是个人’的怒吼。”屠格涅夫的话就更难听了，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生平遇到的基督徒中最邪恶的一个。”

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但真正的基督徒从来不是道德主义者。基督徒不过是一群认识到自己有罪的人。如果一个基督徒真能像自己以外的那样，凭借一己之力做到道德完善，那他就不再需要耶稣拯救。陀思妥耶夫斯基深知自己缺陷多多，但他愿意用尽毕生气力向自己灵魂的黑洞深处挖掘。在我的理解中，《地下室手记》的“地下”，不仅仅是地理空间概念，还隐喻了人类的灵魂秩序，指称了人类灵魂底部，那永远不能拿来示人的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试图把不可示人的，拿出来示人。

他在这本书中，这样写道：“在任何人的回忆录里总有这样一些东西，除了自己的朋友外，他不愿意向所有的人公开。还有这样一些东西，他对朋友也不愿意公开，除非对他自己，而且还要保密。但是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东西，这人连对他自己也害怕公开，可是这样的东西，任何一个正派人都积蓄了很多很多。就是说，甚至有这样的情况：这人越是正派，这样的东西就越多。”他还进一步指出，“海涅断言，实事求是的自传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关于他自己肯定会说许多假话。在他看来，比方说，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肯定对自己说了许多假话，而且甚至于蓄意这样做，出于虚荣。”

我几乎可以说，这里面包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方法论的基本奥秘。或许另有奥康纳之类的作家，对人类的幽暗也有深刻洞悉，但他们把自己隐藏了起来，只是通过摆布笔下的人物，来达成自己对人性的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一样，他对自己毫不留情。我就从没看到哪个作家，对待自己有如此之诚实，诚实到令人不适，甚至恶心。

而托尔斯泰恰恰相反。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道德主义者。托尔斯泰深受《四福音书》影响，把爱、无私、舍己作为自己的信念，也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想要帮助穷人和农民。可惜行动追不上信念。这导致他被一些人奉为圣人，却被另一些人大加诟病，甚至骂他“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虚伪的人道主义”。

比如，托尔斯泰跟农妇有染，生了个儿子，日后竟让私生子给嫡生子当车夫。关于这件事，毛姆嘲讽他“一心想救农奴脱离受贬低的处境，想教育他们，教他们干净、正经和自重，我以为他至少会为他的私生子出点力呢。”但事实就是，托尔斯泰随便私生子自生自灭，唯一的帮助是为他安排了车夫之职。在我看来，这是比侮辱仆人严重得多的事件，倘若是发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不知托尔斯泰会使用怎样的评价之词呢。

在小说写作中，在《复活》、《克莱采奏鸣曲》、《谢尔盖神父》中，托尔斯泰是真诚而有忏悔精神的。但在生活中，他的人生理念与实际行动，自我想象与实际形象，似乎存在差距。不止一位熟人回忆起他，认为他冷淡骄傲，惹人生厌。屠格涅夫（又是这位嚼舌头的屠格涅夫）说，“最叫人惊惶的莫过于托尔斯泰审讯式的目光，那种目光加上几句刻薄话，可以把人气得半死。他对别人的批评很难接受，当他偶然读到一封对他稍有微词的信件，他立刻向写信的人挑战，朋友们很难阻止他进行可笑的决斗。”

在我看来，这样的指责过于简单粗暴。我对这位在探寻生命意义的征途中毕生跋涉的老人，深怀体恤之怜悯，理解之同情。他的舍己爱人的努力是真诚的，他的力不从心也是真实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他的信仰。托尔斯泰愿意接受耶稣的教诲，却不愿相信永生和复活；看重人类的道德完善，却高估完善道德的能力；抓住了《福音书》中耶稣关于爱的阐述，却忽略了彼得、犹大、法利赛人的人性幽暗。他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一样，是理性主义者。他看起来像是无神论者伊万的反面，实则不乏共通之处。他们都想从理性推导出上帝之于人类灵魂和生命秩序的必要性，但却在理性的尽头停住。伊万的选择是调转头去，把上帝和人类的道德整个抛弃。托尔斯泰的做法却是，无视理性的局限，继续往前推演，试图弥合那不可见的至高者，和人类有限理性之间的沟壑。他甚至发出“上帝的国在你们心中”的断言——虽然耶稣曾经明明白白指出，“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从这个基础出发，托尔斯泰为自己找到了人生准则，还发展出一套社会理念。而他的理念，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段话来评价最为贴切：这是一个“在不要上帝的情况下建造巴别塔的问题：建塔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从地上登天，而是把天挪到地上来。”

《卡拉马佐夫兄弟》，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译者:荣如德，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2月

托尔斯泰的社会理念，最终在实践中失败。毛姆（又是这位善于讥嘲的毛姆）说：“有人希望照他的观点度日，还成立了移民聚落。他们试图实践他的不抵抗主义，遭遇到悲惨下场，而他们落难的故事颇有启发性，也很滑稽。”

托尔斯泰本人的晚年生活也富有悲剧色彩。一位年轻的追随者，契儿特科夫，逼迫托尔斯泰实践自己的观念，让他把包括作品在内的财产捐出去。而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亚却反复提醒，他有一家子妻小需要养活，孩子们正是接受教育的时候。契儿特科夫和索菲亚激烈争吵，使得托尔斯泰左右为难。或者不妨说，这两个人看起来，倒像是托尔斯泰内心矛盾的外化。是他渴望成为的人，和他实际所是的人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无法解脱，只能一走了之，最终死在了路上。这样的生命结局，简直像是关于托尔斯泰灵魂状态的隐喻。

再回到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且让我再次提及《安娜·卡列尼娜》。在这本书中，托尔斯泰有着关于公义秩序的宏大写作野心。“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堕落与悖逆必得报应。所以，安娜卧轨自杀，佛伦斯基参军赴死。这样的结局，并非“世事无常”的不可知论，更不是心血来潮的偶然安排。它符合托尔斯泰对罪和公义的理解。因为，“罪的代价是死亡。”

然而，这里隐藏了一个巨大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看不见善恶有报。我们看见的是，偷情者百年好合，作恶者美满善终。也许现实中的安娜和佛伦斯基成功结合，婚后各玩各的，自在潇洒；也许现实中的老实人列文被戴了绿帽子，还被卷走钱财，丧失儿子的抚养权。也许这不是“也许”，而是现实本身。

那么，是上帝设定的秩序塌毁了吗？这样的疑问亘古有之。《圣经》最古老的一卷书，不是《创世纪》，而是《约伯记》。约伯就是一位受难的好人。好人为什么有苦难？约伯不停呼求，三位朋友不停论断。也许上帝的回答过于奥妙了，不能阻止人类一次又一次发问。然而，上帝允许人类发问。《约伯记》仿佛一把关于苦难和死亡的钥匙，开启了我们对这个在报应问题上看似毫无公平的世界的理解。

是的，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有现世，灵魂与肉体一般短暂，那么，善恶祸福岂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生意？“罪的代价是死亡。”死亡不仅仅指肉体的消失。在《创世纪》中，耶和华告诫亚当，不要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实，“因为当你吃的时候，你必将死。”从语气上看，死亡将是一个食用禁果后即刻发生的事实。然而，亚当夏娃吃了以后，还活得好好的，并且眼睛“开”了，能够知善恶了。难道真如引诱他们的蛇所言，耶和华在欺骗亚当吗？不，耶和华所说的死亡，不仅仅指肉体消亡。耶和华在知道亚当夏娃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派遣基路伯看守生命树。没有吃到生命树果子的人类，便拥有了肉体死亡。但肉体死亡不是即刻发生的。即刻发生的，是亚当失去了与上帝的联结，成为被逐出伊甸园的孤儿。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人类仰望呼求，却不能回到上帝身边，直至耶稣来临。耶稣表示，人只有跟随他，才能向死而生。由此可见，耶和华所警诫的死亡，更多指灵魂的昏昧和沉睡。“罪的代价是死亡”，这里的“死亡”也指灵魂状态。那么肉体呢？“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句话里的死，才是肉体死亡。要到肉体死亡之后，上帝才会展开审判。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把生与死视为连贯一体时，才能看到报应和奖惩的绝对公平。

《安娜·卡列尼娜》的困境也在于此。这部小说呈现的，是现实的世界，是生者的世界。一切关于死亡的描述，在小说人物死亡的一刻便终止了。那存在于死后世界的终极审判，那“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权柄，往往在现实世界和描述现实世界的文字中显得模糊脆弱。好人未必有好报，恰恰相反，在罪恶的世界上，好人可能承受更多苦难。所以会有人走到托尔斯泰的反面。比如坚持无神论和道德相对论的萨德，就愿意让贞女受难，色情狂得到幸福。难道你能说他完全不符合现实？也许他才是更现实的那个。

这是托尔斯泰的局限，也是人类的普遍局限——我们被困在了可见的世界上，更高远的审判，我们看不见。任何在现实世界上寻求完整秩序的渴望注定破灭，因为“天国不在地上”。也正因为此，《安娜·卡列尼娜》中那个秩序明确的世界破碎了。与之一起破碎的，还有托尔斯泰反对私有财产的社会乌托邦倾向，和他对私欲全然否定的道德乌托邦倾向。

采写：杨司奇

编辑：李妍，宫子

校对：赵琳、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