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逝者夏穗生：开创中国器官移植事业遗愿是捐献角膜
新京报讯（记者戴轩）4月16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教授夏穗生去世，享年95岁。上个世纪，夏穗生通过130条狗的手术实验，为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奠定基础。之后，他建立起新中国第一个器官移植研究所、培养了中国器官移植第一批研究生……
这位一辈子扎在器官移植领域的老人，辞世前的愿望是捐出自己的角膜，同时拿出生前积蓄，继续培养我国器官移植的人才。
夏穗生教授。图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夏穗生捐献的眼角膜将为需要的人带去光明。图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年为130条狗动刀探索移植手术路径
在医学界，器官移植被誉为“医学之巅”。对于不少终末期患者来说，器官移植是延续生命的唯一希望。我国已经成为器官移植大国。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完成器官捐献6302例，实施器官移植手术超过2万例。
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的器官移植尚是一片未被垦拓的荒土。夏穗生挥下了第一铲。
1958年，两只狗在夏穗生的实验室中完成了器官移植：一只狗的肝脏被移植到另一只狗的右下腹，术后，移植了肝脏的狗存活了10个小时。此前不久，国际上已经实施过犬类同种异位肝脏移植实验，但由于信息闭塞，国内医学界还从未听过肝移植手术。
夏穗生的这次尝试，是国内首次肝脏移植的探索，与国际医学前沿探索不谋而合。
不过从最初的动物实验，到器官移植真正临床应用，期间是一段漫长而困难的发展过程。
1963年，美国施行了世界首例人体原位肝脏移植手术，患者存活时间为7天。这一消息传来，夏穗生立即查询外文资料，但手术方对于核心技术只字未提，这意味着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
想要实现突破，只能靠自己。
为探索肝移植的手术模式，夏穗生开始着手准备实施狗的同种原位肝移植实验。1965年，武汉医学院腹部外科研究室（即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前身）成立，夏穗生任副主任，由于“文革”，这一研究计划一度处于停顿状态。1972年，研究室恢复正常工作，夏穗生作为肝移植小组组长，和杨冠群、朱文慧等同事们一起，在4年里一口气开展了98次分解手术和130条狗的肝移植实验。
经过大量的实践与改进，夏穗生和组员们终于将肝移植手术核心模式确定下来。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自主掌握哺乳动物大器官移植的完整手术，为之后器官移植在人类身上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977年12月30日，一位肝癌晚期的女患者在夏穗生手下接受了肝移植手术；不久后，一位男性患者也接受了肝移植手术，存活264天，创下了当时国内肝移植存活时间最长的纪录。中国人体器官移植事业就此起步。
“夏教授是一个矢志不渝的人”
对器官移植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除了技术难点，夏穗生和组员们还面临经济、社会、政治等多重阻碍。
刘敦贵是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教授，也是当年肝移植小组中的组员。他记得，当时实验室里连基本设备都很缺乏，没有高级手术电刀、没有大型消毒设备、没有动物房……一个直径约70厘米的小型消毒锅，要处理所有的器械敷料，蒸汽来源于一盏煤油汽灯，时不时还会被渣滓堵塞熄火，光是术前消毒就要花一天时间。除了夏穗生，小组里其他4人都是年轻大夫，但夏穗生和他们一起清洗医疗器械、做前期准备工作，并不袖手旁观。
“夏教授是一个矢志不渝的人，他坚信肝移植是救命的东西。”刘敦贵说，当时药物、肝切除等传统办法，无法拯救一些晚期肝病的病人，“换肝”可能是唯一的出路。因此，夏穗生对器官移植的研究非常坚定。
第一次实验失败了，就做第二次，第二次失败，就做第三次。实验狗的肝脏切下来后，创面血流如注，夏穗生只能用细丝线逐个点去结扎，一场手术，仅打结就有400个；肝移植完成了，狗却很难存活，那就做分解实验，从灌洗、保存液到温控、免疫，一步步摸索和解决问题。
夏穗生的女儿夏丽天说，做实验那几年，夏穗生几乎吃睡都在实验室里，由母亲负责天天送饭。刘敦贵则记得，夏穗生的工作从清晨持续到深夜，接受移植手术的狗一般能存活12个小时左右，夏穗生就一直守在旁边，观察狗的血压、瞳孔反射、呼吸……
甘当“人梯”培养器官移植人才
“他严肃，不爱笑，遇到和工作有关的事非常严格，如果你搞砸了，他会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刘敦贵说，夏穗生看着不是一个温柔的人，相处久了，才会发现他平易近人的一面。
外出开会，夏穗生和低年资的刘敦贵睡一个房间，没有什么上下级的讲究；实验时被狗咬了，夏穗生让他撩起衣服，要亲自给他瞧；喝冷饮闹痢疾住院，夏穗生每天都去看他，当时条件困难，厕所里也没有草纸，夏穗生怕他不够用，会给他带上一大包。
随着器官移植的逐渐发展，夏穗生越发重视人才培养。面对学生，夏穗生甘当“人梯”。
1987年，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知水大学毕业，成了夏穗生的硕士研究生，后来又留所工作，期间一直接受夏穗生的培养。1991年，陈知水正在读博，当时操作肾移植手术的都是医院中有经验的大夫，但夏穗生坚信，学生也有实践能力，就让陈知水上了手术台，自己在旁指导。肝移植手术复杂、难度高，90年代刚刚兴起，一般只有院长、大专家才能接手，1999年，陈知水还是一名年轻大夫，夏穗生再次鼓励他上台操作。
“在国内没几个人能顺利做好，我们压力很大，他也顶着外界的很大压力，但他就说不要怕，成功是你的，失败算我的。”陈知水记得，那一台手术持续了5个小时，由他主刀，夏穗生就坐在手术台旁全程指导，手术开展顺利。那一年，陈知水33岁，成为当时国内开展肝移植最年轻的大夫。
中国第一批器官移植的人才，就这样被夏穗生一个一个培养起来，包括博士后1人、博士44人、硕士24人。1992年，国际器官移植学会在法国巴黎召开第14届大会，会议收到论文万余篇，审录600多篇，2名华人被选为大会发言，均是夏穗生带出来的研究生。
“器官移植是他的一切”
在女儿夏丽天眼中，器官移植事业是夏穗生的“一切”。
2013年，武汉市红十字会和同济医院合作宣传器官移植，夏穗生出席。活动最后一个环节是邀请有捐献意愿的参与者上台签字，夏穗生没有犹豫，第一个上台拿起了笔。事后，夏丽天还是从电视上看到了父亲的“事迹”，特意给母亲打电话，问她是否知情、想清楚没，“签了字肯定就是要捐的，能接受吗？”
2013年，夏穗生签署遗体捐献协议书。图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夏穗生的家属签署遗体捐献协议书。图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他怎么会和我说，他想做的事一定会去做。”母亲这样回答。
器官移植在夏穗生的心中分量有多重，家人最清楚。90岁那年，夏穗生出现轻微脑梗，之后日渐加重，思维不够清晰了、手也写不了字，但在家时，他仍爱抱着书在床上看——他的房间堆满了外科学、器官移植学书籍。
意识还清醒时，夏穗生嘱咐家人，死后将自己的器官捐献出去，“其他器官大概老了没人要了，角膜应该还有点用，可以捐掉。”
刘敦贵最后一次见到夏穗生，是2018年春节前，当时夏穗生一时清醒、一时糊涂，已认不清人了。夏穗生的爱人告诉刘敦贵，夏穗生醒来时，常常念叨他和其他二名同事的名字，他们都是夏穗生的得力助手。
夏穗生的另一个遗愿，是为器官移植的发展做最后的贡献。儿女们便将他生前的积蓄拿出来，又各自攒了一些，合成100万元，捐赠给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
新京报记者戴轩编辑张畅白爽
校对郭利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