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探寻濒危水松明春可领幼苗回家
王瑞江和水松
刚“搬家”的水松发出了新芽。
王瑞江关注濒危植物
王瑞江，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从做植物分类，到做植物保护，王瑞江现在成为一名濒危植物守护人。三年来，他带着团队对广东省的6000多种植物进行了普查，经过筛选，有533种植物属于受威胁种类。随后，他们艰难地挑出其中的20种，作为重点保护对象。
今年3月，在普查的过程中，他们经过不懈努力，找到消失了60年的水生植物——飞瀑草，引起外界关注。
“先将它们保护起来，一旦真正消失，就后悔也来不及了。”而王瑞江目前正在着力进行水松的保护，“现在还在苗圃培育和培植阶段的2000多株水松，到明年春夏之际，希望能为它们找到新家”。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杜安娜、罗嘉妮
王瑞江开着一辆年代已久的考察车，身着一件半新不旧的冲锋衣，“哒哒哒”，就带着记者风风火火上路了。这是4月的第一周，也是王瑞江一年当中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放心不下刚从水松育苗基地移栽到从化的200多株濒危植物——水松（濒危等级为“极危”），索性把采访地约在了从化乡村的田埂上。
每年都减少一两株
王瑞江决心做水松的保护，并非偶然。长期在野外实地探访的过程中，王瑞江直观感受到越来越多的种群在减少。水松的锐减让他急在心里，“广州市早年调查的是44株，后来调查只剩30株，而我们自己的调查就只有十几株了”。他说：“看着文献，发现怎么每年都在减少一两株。”
为了便于记者理解，王瑞江在前一天特意写了一篇图文并茂、饱含深情的小科普文《世界水松——1700年的故事》，介绍中国有史料记载水松的1700年历史。他告诉记者，水松属植物从早白垩纪至古近世期间繁盛于北半球，目前文献报道的水松属植物化石种类已经超过30种，在古植物学和第四纪冰川气候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因此，现存的水松就成了著名的“活化石”植物。
王瑞江说到当年水松繁盛于华南地区的景象，“侯宽昭先生于1956年主编出版的《广州植物志》，在描述水松的分布状况时写道：广州近郊珠江沿岸的田畔、池边和小涌边时见之。”
百年之内或灭绝
那时的专家并未料到，接下来的50年间水松急剧减少，甚至面临着衰败和灭绝的危机。王瑞江说，这并非危言耸听，目前根据资料显示和他们的实地调查，全国百年以上树龄的水松已不足300株。“这种状况在全球范围来看同样不容乐观”，王瑞江介绍，在越南，2011年到2012年仅一年时间，全国水松锐减近一半，只剩下了161株。老挝也只剩下不到300株。他说，有研究人员预测该物种可能在未来100年内灭绝。保护工作刻不容缓。王瑞江介绍，早在1999年，国家已经将其列为第一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I级，2004年，《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将其列为易危种。
两年前，他去探访了中国的“水松王”，这棵水松的胸径达到2.4米左右，已经有800岁了。“活得并不好。”王瑞江声音低沉起来。“当地人有意识在保护它，在四周砌上了砖墙，五六米之外都是房屋。”王瑞江说，保护方法不科学，往往适得其反。
为保护水松给它“搬家”
从一开始，王瑞江的水松保护之路显得命途多舛。最初，他们走的是本地采种培育的“路子”。2017年，他们在珠海培育了一批苗。本来长得挺好，没想到遇到台风“天鸽”在珠海登陆，所有的水松苗都被推倒。被推倒的水松苗，由于互相之间的摩擦，皮全部被磨坏，最后，这批苗全部死掉了。
去年，王瑞江在从化做了第二次尝试。“结果又遇到了干旱。只有一部分活下来了。”王瑞江指着乡间这一批1.3米左右高的“幸存者”说：“这些一岁的水松，确实比同龄水松要略微矮一点。”
两次的不顺利，让王瑞江想到第二条“路子”——在其他地区建立苗圃，让社区百姓参与育苗。王瑞江刚从外地苗圃“搬”来一批两岁的健康水松，把它们分别送到从化的森林公园和湿地区。王瑞江看着这一批“搬家”过来一周的“大个子”水松，以及树上已经发出的新芽，他沉思良久，“现在只能密切关注，希望能有好的结果。”
他说：“如果顺利的话，明年春夏交接之时，我们培育的水松苗就应该能达到这个状态，可以进行迁地保育。到时，希望有条件（有土地、有水池）的组织和个人来领它们回家。”
活动预告
科学家邀你实地探寻极危植物水松
曾有研究人员预测，百年之内，被誉为植物“活化石”的水松面临着灭绝的命运，而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王瑞江试图改变这一进程。
两年前，在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的支持下，中国与越南、老挝合作，开启了全球第一个三方合作共同保育水松之路。
两年的探索，成果几何？人工保育的水松现在怎么样了？它最终能改变灭绝的命运吗？就在5月2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广东省林业局、广州日报社和广州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办公室将联合组织一场实地探寻之旅，由王瑞江博士亲自讲解。如果你有兴趣，那就来吧！
报名事项：
出行时间：5月2日
地点：水松保育基地（从化）
报名方式：关注“广州日报人物在线”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报名，注明：姓名+手机号码。
报名人数：20人
注意事项：统一乘车或自驾；午餐自理；不收取其他费用。
对话：
从植物分类到植物保护
广州日报：您之前是做植物分类的，具体做什么？
王瑞江：我最早是做植物分类的。植物分类是最基础的一个研究，需要看标本，然后大量地去看现场。
我是看居群分类的，就需要大量的野外工作。在野外看到的东西可能和标本上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梧桐科植物半枫荷（又名：翻白叶树），它的新叶是分叉的，但老叶是全缘的，如果不去现场看看，只看标本就会出错。
广州日报：学植物分类需要耐得住寂寞，为何能一直坚持下去？
王瑞江：这个工作确实是很枯燥，特别是不被别人重视的时候，心里也会想到转行。后来发现，做得时间长了，也喜欢上这个工作，也干不了别的了。现在愿意学植物分类的学生越来越少，也是因为这个工作需要长期扎在山沟里，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吃这份苦。
广州日报：后来是怎样走上植物保护之路的？
王瑞江：因为在野外待久了，发现很多植物越来越少。比如水松，每年都减少一两株。这个情况让人很着急，最直观的感觉，就是怎样将它们保护起来，让种群繁殖得多一点。
做植物分类时间久了，也意识到做植物分类应该是为社会服务的，不是为了发表几篇文章。多发几篇文章，不一定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但保护好一个物种，至少能为社会留下一个永存的东西，所以，我想能不能做点更有价值的事。
跑得多、细就会有发现
广州日报：在广东省植物“全覆盖”普查的过程中，您发现了60年未见踪迹的飞瀑草，引起外界关注，当时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王瑞江：一年当中，我们一般会在春、夏、秋三个季节出去考察，因为到了冬天万木凋零，很难辨别。而飞瀑草是个特殊，它外形非常小，只有几毫米，而且只在冬季开花，错过季节后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团队七个人就在冬天出去找。
整个过程并不是很顺利，我们十四只眼睛盯着，第一天几乎是一无所获。第二天又找了半天，沿着河往上走，大概500米的距离就找到了，并且是像排队一样齐刷刷的，一个石头上可能有几百株，密密麻麻，大家兴奋地都趴在那里看。
广州日报：那些稀有种类是怎样寻找到的？
王瑞江：在寻找稀有种类的时候，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肯定不够，我们有一群强大的植物“发烧友”群体，通过各种途径汇聚到一起来。他们喜欢“跑山”，发现能力也很强，他们常常能提供有效的线索。其实，在野外找东西并不难，你只要跑得多，跑得细，就会有发现。
广州日报：接下来，您还会做哪些植物保护工作？
王瑞江：这些年，我做了很多调查，比如保护区调查，海岸带调查。因此，基于以上的调查，我们提出对广东省的水生植物资源进行摸底。目前的计划：一是资源的调查，比如，湿地调查，因为我们目前对湿地资源调查没跟上。第二，保护保育本地的水生植物。因为水环境最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这种脆弱性会导致水生植物减少得非常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