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刘柠VS孙建军：不懂江户时代，不足以谈日本
江户是东京的旧称。1603年，德川家康于江户开设幕府，由此开启了绵延近三个世纪的江户时代。作为日本封建制度的最后时代，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的关系？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直到明治维新才开启吗？在江户时代，日本是否已经在孕育着现代性因素？
4月13日，在单向空间大悦城店，值北岛正元《江户时代》中译本发布之际，著名知日学者刘柠和北京大学日语系副教授孙建军一起，就上述问题和读者分享了他们的思考和理解。
《江户时代》，作者：北岛正元，译者：米彦军，版本：新经典|新星出版社 2019年3月
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是连续的
去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明治维新让日本走上现代化之路，对明治维新的研究一直为中国、日本以及国际学界所看重。但刘柠介绍说，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不应该以明治维新为分界线，简单地把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划分为割裂的两段。“目前学界的通行看法是，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比如我们通常对于江户时代都有闭关锁国的印象，但实际情况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封闭。“即使是在锁国最不堪的时代，所谓的‘片板不下海’的时代，日本依然有对荷兰、朝鲜、中国的贸易窗口。幕府的知识阶层、武士、贵族对中国的情况并不是很陌生，对国际社会的情况也不是很陌生。”刘柠说。
刘柠认为，理解江户时代的一个关键，是要看到那时日本的二元权力结构。江户是由将军主导的，是幕府；天皇则生活在京都。当时的日本实际是在这样的二元权力结构之下的联邦制国家，全国由300个大大小小的藩国构成。近三个世纪的江户时代是一段漫长的和平时期，由此孕育了像江户这样的城下町。江户当时的人口已经超越了巴黎和伦敦，是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形成于江户时期的灿烂的都市文化，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走向现代文明、走向现代性提供了可能。
江户时代的商业、信用制度和权力下放
发达的商业是体现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连续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要理解商业的发展，首先需要对城下町这一日本独特的政治体制的产物有所了解。刘柠介绍说，日本的城市建设以藩主为中心。藩主在城中的最高处建造城堡，城堡的中心建筑天守阁则是城中最高的建筑，比如后来毁于大火的江户的天守阁有五层之高。按照和藩主的关系远近，住着藩主的下属。以江户城来说，住在今天东京的外郭以内的是亲藩大名，外样大名住得更远一点，外郭之外是当时的町人（注：主要是工商业从业者），农人住在更远的地方。“日本的城像堡垒一样，主要是军事功能，为了满足这些人的生活，在周边出现了工商业者。”孙建军补充道。
在江户做生意的人，传统的办法是结交几个大名，大名平时赊账，年底结算，这样的生意模式比较稳固。但是从伊势地区来的商人三井打破了这一模式，孙建军介绍说，三井针对城下町内的平民，采取薄利多销的方式，进行现金买卖。价格越便宜，买的人越多，于是打破了传统的商业模式，带动了城下町的发展。
但是赊账的文化在很多地区依然盛行。刘柠说，赊账看似稀松平常，但其所依赖的信用制度是决定一个非常本地的商业传统能不能进入到更大的商业环境中，参与商业大循环的关键所在。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信任》一书中，把世界上的各个民族按照信用等级分成高低不同的类别，其中日本人的信用等级仅仅排在盎格鲁萨克逊人之后。“福山认为比较不堪的是华人，然后是拉丁人，韩国人的等级也不高。”福山把有没有较高的信用度作为一个民族能否顺利实现现代转型和民主化的重要因素。刘柠认为，福山的结论能否成立另当别论，但信用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现代性要素。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作者：弗朗西斯·福山，译者：郭华，版本：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3月
江户时代另一个为日本的现代化奠定基础的因素是民间社会的成长。在这个问题上，刘柠介绍说，吉田伸之的《成熟的江户》可以作为北岛正元《江户时代》一书的补充。“实际上，一个社会能否走向现代化，取决于民间社会能否真正做大，而民间社会能否做大又取决于政府对它管制的松紧。”刘柠说。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幕府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们在96个业种中开始有限度地放松管制，允许它们实行跨区域的产业联合，实际上也就是允许他们形成行会——做榻榻米的、做木屐的、做桶的，职人社会在这一时期成型。
《成熟的江户》，作者：吉田伸之，译者：熊远报等，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江户时代的平民教育
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的连续性还体现在教育领域。孙建军举例说，在教育方面，明治时代学习西方进行的教育改革之所以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功，实际上有赖于在江户时代就已经非常普及的平民教育。江户时代，像大名这些有身份的人的子女，可以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而一般农、工、商的孩子，都到寺庙去，接受寺子屋教育。江户末期日本的小学教育普及率已经达到80%多，具备基本文化素养的民众为日本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关于寺子屋教育，刘柠补充说，它实际上可以视为江户时代的义务教育。这种面向庶民的普及教育遍及全国，收一点钱，哪怕是穷人家的孩子也可以去上学。有统计资料显示，1850年前后，江户的识字率达到70%到80%的水平，而同一时期，英国的识字率只有20%到25%。
“日本意识到教育问题的重要性是很早的，而且国家有巨大的投入。”刘柠说。甲午战争以后，清朝给日本的赔款，日本将相当一部分用来普及小学教育。“二战后，日本越是偏僻的的地方，越是用最好的建筑、最广阔的空间来办学校。”
作者
：新京报特约记者寇淮禹
编辑
：覃旦思；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