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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妇女解放,我有发言权” 九十五岁的妇女工作干部讲述“半边天”背后的故事

原标题:“亲历妇女解放,我有发言权”九十五岁的妇女工作干部讲述“半边天”背后的故事

1952年10月1日,天气晴朗。

清晨,全市工厂、机关、学校、里弄的人群,都穿着节日的盛装走了出来;黄浦江雾气未散,对岸的郊区农民已开始过江。他们像河流奔向海洋,从不同的方向,集中到市中心人民广场和广场附近的主要街道上……

在翌日的《解放日报》上,一篇名为《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上海百万人民举行盛大示威游行》的报道,描述了国庆节当天上海的盛况。

在我手头的照片上,留下了当时部分亲历者的脸庞——

在一条游行队伍即将经过的马路上,妇女们簇拥在路边,人群层层叠叠而又不失秩序。她们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游行队伍走来的方向,把手里的气球和花束高举过头顶,挥舞着,欢呼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和热情……

67年,过去了。

大海捞针,终于找到“她”

唯一的线索,是这张《解放日报》记者拍摄于1952年的老照片,有一段图片说明这样写着:“1952年10月1日,机关工作者中的女同志,向参加国庆游行的部队同志欢呼致敬。”

站在街上欢呼着的妇女们,有的穿着苏联式的布拉吉(连衣裙)和黑皮鞋,有的穿着干部制服和布鞋,有的还梳着小辫子,有的则剪了齐耳短发。这是她们日常不舍得穿出来的盛装。在这些衣服上,已经能看到时代的转折——昔日上海作为时尚都会的摩登痕迹还在,但翻开历史新一页后,城中流行起来的新审美开始占主导。

在这些女性中,要找到当时的亲历者,我可犯了难——就算当时照片上的人只有20岁,今年也已87岁了,何况更多人显然不止这个年纪。

最开始,我按照常规思维寻找,当时参加游行的妇女,应该由这样几类人构成:家庭妇女、工厂工人、农民、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学生……我决定从“单位”入手。但一周过去,还是杳无音讯。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上海市妇联传来消息:有一位妇联的老干部吴翠婵,新中国成立前就做妇女工作,直至1984年离休。也许她能提供我们想要的信息。

我虽然高兴,但联系前心里依然忐忑——毕竟,这位老干部今年已经95岁了。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电话接通后,传来的对方声音清晰响亮。老人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采访请求。

妇女们在马路上坐了一夜

第二天走进客厅,老人正笑盈盈地看着我们。一头一丝不苟的银白短发,配上得体大方的穿着,让她显得神采奕奕。加上不错的听力和视力,真看不出有95岁!

吴翠婵,1924年生于上海。1941年,吴翠婵还在读中学,因为受到进步同学的感召,决心和他们同赴苏北参加革命,进入了位于江苏盐城的抗日军政大学。后来行军到丹阳,吴翠婵受组织安排,留下来做了地方党支部书记,抗战胜利前才回到上海做妇女工作,直至解放。刚解放时,她就担任了中共上海市沪中区家庭妇联主任。后来,她又先后担任了黄浦区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任、主任,上海市妇女联合会联络部部长等职务。

手捧照片,老人回忆,她本人不在照片里,但照片里的场景她太熟悉:刚刚解放时,上海街头游行很多,每逢大事或是到了国庆节、劳动节,全市都会组织游行,而妇女队伍是游行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当时,吴翠婵主要负责发动和组织区里的妇女们参加游行。她告诉记者,1952年国庆的百万市民游行,规模浩大,场面壮观,许多妇女都走上街头。不过,真正让她和妇女们难忘的,却是更早些时候,上海妇女第一次参加游行的经历。

“解放初期,大概是1950年左右,我临时接到任务,要组织妇女参加那一年的国庆游行。我们前一天,就拉了一支几百号人的队伍,全是家庭妇女。大家热情很高,都穿了最好看的新式衣服,制作了横幅标语,晚饭后就集合了。哪知道,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游行,经验不足,不知道第二天早上什么时候进场。如果解散队伍,大家回家休息再集合,既怕耽误了时间,又怕人来不齐。于是我们大家干脆在马路边坐了整整一宿,就在今天的延安东路和西藏中路路口。”

回忆这段经历,吴翠婵笑得合不拢嘴,“那个时候没有人叫苦,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高兴,等到第二天游行正式开始,人人都精神饱满、又唱又跳地去游行”。

筑路回家变了一个人

对于解放前后上海妇女精神面貌与社会地位的变化,吴翠婵说她“绝对有发言权”。

解放初期的上海,职业女性较少,家庭妇女不下百万。在旧社会,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就是她们生活的全部,许多妇女甚至终身都是文盲。吴翠婵回忆,当时妇联的主要工作就是进到街巷里弄,走进每家每户宣传,让家庭妇女们从思想上冲破旧观念的束缚,告诉她们社会主义建设女性也能发挥作用。同时,妇联还成立了识字组、读报组,提高妇女的思想文化水平;开设缝纫组,提高家庭妇女们的缝纫水平等。

1949年11月17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的《上海各界妇女代表会议通过今后上海妇女工作的决议》中,重点指出了家庭妇女这一人群未来发展方向,说她们中“有失业的女工、失学失业的女学生,和学有专长的知识妇女,也有各种宗教信仰者,还有极大多数从未受过教育或曾受过相当教育、整日整年忙于家庭劳动的妇女们。在这些家庭妇女中,有不少已感到旧社会残存的封建思想与习俗,对妇女的束缚,要求改变生活方式,参加生产与学习,甚或愿以经济力量,举办妇女福利事业,这也是新上海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必须组织起来”。

家庭妇女的个人命运,被作为一种城市建设力量慎重以待。如恩格斯所言,“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的妇女组织和有关部门,就着手组织家庭妇女参加生产。吴翠婵对第一次组织妇女参加劳动的经历记忆犹新:“当时要筑一条从闵行到上海市区的路,我们就组织了黄浦区的家庭妇女去筑。她们第一次走出家门过集体生活,简直高兴得不得了!每次往返市区,我都要帮她们给家里带信,回闵行的时候再带给她们。因为通过劳动得到了尊严和认可,妇女的精神面貌不同了。”

我查阅资料,发现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1958年11月起,上海约有近万名家庭妇女,参加修建通往闵行、彭浦、吴淞和杨浦等工业区的干道。她们配合市政工人和部分农民,分布在长达百余公里的战线上,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劳动。“两个月后,她们共完成了路基土方工程50万立方公尺。如果把这些土方筑成1公尺高、1公尺宽的土墙,长度相当于从上海到南京的里程还要多一半。”

参加这次筑路行动的,除了来自黄浦区的家庭妇女,还有来自提篮桥区的1000多位家庭妇女。后者不但积极劳动,还利用空隙学习文化。其中有200多位文盲,路筑好了,把文盲的帽子也摘掉了。新年前夕回家时,提篮桥区召开了大会欢迎,里弄居民在元旦前后分头和她们举行茶话会、座谈会、联欢会,庆祝新年,庆祝她们胜利归来。筑路大姐还自编自演,自拉自唱,向里弄居民们作汇报演出。

走出家门,走上街头,她们在新的上海看到了外面广阔的世界。

走出家门,妇女成了“半边天”

上海解放短短3年内,就有4万余失业女工和家庭妇女走上生产和工作岗位。在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实施后,吴翠婵和妇联的同志通过上门宣传、入户教育等方法,做了大量工作,保障了妇女儿童的权利。

在社区,许多妇女积极投身于办托儿所、建食堂、成立服务站的工作,还将自己的房子,甚至锅碗瓢盆,无偿提供出来。渐渐地,妇女有了收入,在家腰杆也能挺直。吴翠婵回忆:“我还记得第一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才几毛钱一天,妇女们都用红纸把钱包起来藏在箱子底下。有人还告诉自己的丈夫:这是我的工资,你不能动的哟!”

60多年后的2010年,解放日报刊登的一份调查显示,上海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在校女硕士生的比重已达48.5%。截至2015年,上海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年。上海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使她们有了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从1982年到2015年,在全体女性就业人口中,从事各类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三个职业的比例,分别上升2.7%、12%和8.5%。2017年上海高校毕业生中,获得硕士学位女生6.84万人,占硕士总数的50.3%。

70年一路走来,今天的上海,已是“最受女性欢迎的城市之一”。

我凝视老照片。正是无数和吴翠婵同时代的女性,穿上连衣裙和衬衫,走上街头,一步步走向了今天上海街头无数女性自由行走的风景。1952年,女性们为即将到来的游行队伍欢呼。殊不知,她们其实也欢呼着,迎来了自己命运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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