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亲历妇女解放，我有发言权”九十五岁的妇女工作干部讲述“半边天”背后的故事
1952年10月1日，天气晴朗。
清晨，全市工厂、机关、学校、里弄的人群，都穿着节日的盛装走了出来；黄浦江雾气未散，对岸的郊区农民已开始过江。他们像河流奔向海洋，从不同的方向，集中到市中心人民广场和广场附近的主要街道上……
在翌日的《解放日报》上，一篇名为《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上海百万人民举行盛大示威游行》的报道，描述了国庆节当天上海的盛况。
在我手头的照片上，留下了当时部分亲历者的脸庞——
在一条游行队伍即将经过的马路上，妇女们簇拥在路边，人群层层叠叠而又不失秩序。她们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游行队伍走来的方向，把手里的气球和花束高举过头顶，挥舞着，欢呼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和热情……
67年，过去了。
大海捞针，终于找到“她”
唯一的线索，是这张《解放日报》记者拍摄于1952年的老照片，有一段图片说明这样写着：“1952年10月1日，机关工作者中的女同志，向参加国庆游行的部队同志欢呼致敬。”
站在街上欢呼着的妇女们，有的穿着苏联式的布拉吉（连衣裙）和黑皮鞋，有的穿着干部制服和布鞋，有的还梳着小辫子，有的则剪了齐耳短发。这是她们日常不舍得穿出来的盛装。在这些衣服上，已经能看到时代的转折——昔日上海作为时尚都会的摩登痕迹还在，但翻开历史新一页后，城中流行起来的新审美开始占主导。
在这些女性中，要找到当时的亲历者，我可犯了难——就算当时照片上的人只有20岁，今年也已87岁了，何况更多人显然不止这个年纪。
最开始，我按照常规思维寻找，当时参加游行的妇女，应该由这样几类人构成：家庭妇女、工厂工人、农民、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学生……我决定从“单位”入手。但一周过去，还是杳无音讯。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上海市妇联传来消息：有一位妇联的老干部吴翠婵，新中国成立前就做妇女工作，直至1984年离休。也许她能提供我们想要的信息。
我虽然高兴，但联系前心里依然忐忑——毕竟，这位老干部今年已经95岁了。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电话接通后，传来的对方声音清晰响亮。老人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采访请求。
妇女们在马路上坐了一夜
第二天走进客厅，老人正笑盈盈地看着我们。一头一丝不苟的银白短发，配上得体大方的穿着，让她显得神采奕奕。加上不错的听力和视力，真看不出有95岁！
吴翠婵，1924年生于上海。1941年，吴翠婵还在读中学，因为受到进步同学的感召，决心和他们同赴苏北参加革命，进入了位于江苏盐城的抗日军政大学。后来行军到丹阳，吴翠婵受组织安排，留下来做了地方党支部书记，抗战胜利前才回到上海做妇女工作，直至解放。刚解放时，她就担任了中共上海市沪中区家庭妇联主任。后来，她又先后担任了黄浦区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任、主任，上海市妇女联合会联络部部长等职务。
手捧照片，老人回忆，她本人不在照片里，但照片里的场景她太熟悉：刚刚解放时，上海街头游行很多，每逢大事或是到了国庆节、劳动节，全市都会组织游行，而妇女队伍是游行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当时，吴翠婵主要负责发动和组织区里的妇女们参加游行。她告诉记者，1952年国庆的百万市民游行，规模浩大，场面壮观，许多妇女都走上街头。不过，真正让她和妇女们难忘的，却是更早些时候，上海妇女第一次参加游行的经历。
“解放初期，大概是1950年左右，我临时接到任务，要组织妇女参加那一年的国庆游行。我们前一天，就拉了一支几百号人的队伍，全是家庭妇女。大家热情很高，都穿了最好看的新式衣服，制作了横幅标语，晚饭后就集合了。哪知道，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游行，经验不足，不知道第二天早上什么时候进场。如果解散队伍，大家回家休息再集合，既怕耽误了时间，又怕人来不齐。于是我们大家干脆在马路边坐了整整一宿，就在今天的延安东路和西藏中路路口。”
回忆这段经历，吴翠婵笑得合不拢嘴，“那个时候没有人叫苦，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高兴，等到第二天游行正式开始，人人都精神饱满、又唱又跳地去游行”。
筑路回家变了一个人
对于解放前后上海妇女精神面貌与社会地位的变化，吴翠婵说她“绝对有发言权”。
解放初期的上海，职业女性较少，家庭妇女不下百万。在旧社会，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就是她们生活的全部，许多妇女甚至终身都是文盲。吴翠婵回忆，当时妇联的主要工作就是进到街巷里弄，走进每家每户宣传，让家庭妇女们从思想上冲破旧观念的束缚，告诉她们社会主义建设女性也能发挥作用。同时，妇联还成立了识字组、读报组，提高妇女的思想文化水平；开设缝纫组，提高家庭妇女们的缝纫水平等。
1949年11月17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的《上海各界妇女代表会议通过今后上海妇女工作的决议》中，重点指出了家庭妇女这一人群未来发展方向，说她们中“有失业的女工、失学失业的女学生，和学有专长的知识妇女，也有各种宗教信仰者，还有极大多数从未受过教育或曾受过相当教育、整日整年忙于家庭劳动的妇女们。在这些家庭妇女中，有不少已感到旧社会残存的封建思想与习俗，对妇女的束缚，要求改变生活方式，参加生产与学习，甚或愿以经济力量，举办妇女福利事业，这也是新上海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必须组织起来”。
家庭妇女的个人命运，被作为一种城市建设力量慎重以待。如恩格斯所言，“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的妇女组织和有关部门，就着手组织家庭妇女参加生产。吴翠婵对第一次组织妇女参加劳动的经历记忆犹新：“当时要筑一条从闵行到上海市区的路，我们就组织了黄浦区的家庭妇女去筑。她们第一次走出家门过集体生活，简直高兴得不得了！每次往返市区，我都要帮她们给家里带信，回闵行的时候再带给她们。因为通过劳动得到了尊严和认可，妇女的精神面貌不同了。”
我查阅资料，发现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1958年11月起，上海约有近万名家庭妇女，参加修建通往闵行、彭浦、吴淞和杨浦等工业区的干道。她们配合市政工人和部分农民，分布在长达百余公里的战线上，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劳动。“两个月后，她们共完成了路基土方工程50万立方公尺。如果把这些土方筑成1公尺高、1公尺宽的土墙，长度相当于从上海到南京的里程还要多一半。”
参加这次筑路行动的，除了来自黄浦区的家庭妇女，还有来自提篮桥区的1000多位家庭妇女。后者不但积极劳动，还利用空隙学习文化。其中有200多位文盲，路筑好了，把文盲的帽子也摘掉了。新年前夕回家时，提篮桥区召开了大会欢迎，里弄居民在元旦前后分头和她们举行茶话会、座谈会、联欢会，庆祝新年，庆祝她们胜利归来。筑路大姐还自编自演，自拉自唱，向里弄居民们作汇报演出。
走出家门，走上街头，她们在新的上海看到了外面广阔的世界。
走出家门，妇女成了“半边天”
上海解放短短3年内，就有4万余失业女工和家庭妇女走上生产和工作岗位。在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实施后，吴翠婵和妇联的同志通过上门宣传、入户教育等方法，做了大量工作，保障了妇女儿童的权利。
在社区，许多妇女积极投身于办托儿所、建食堂、成立服务站的工作，还将自己的房子，甚至锅碗瓢盆，无偿提供出来。渐渐地，妇女有了收入，在家腰杆也能挺直。吴翠婵回忆：“我还记得第一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才几毛钱一天，妇女们都用红纸把钱包起来藏在箱子底下。有人还告诉自己的丈夫：这是我的工资，你不能动的哟！”
60多年后的2010年，解放日报刊登的一份调查显示，上海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在校女硕士生的比重已达48.5%。截至2015年，上海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年。上海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使她们有了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从1982年到2015年，在全体女性就业人口中，从事各类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三个职业的比例，分别上升2.7%、12%和8.5%。2017年上海高校毕业生中，获得硕士学位女生6.84万人，占硕士总数的50.3%。
70年一路走来，今天的上海，已是“最受女性欢迎的城市之一”。
我凝视老照片。正是无数和吴翠婵同时代的女性，穿上连衣裙和衬衫，走上街头，一步步走向了今天上海街头无数女性自由行走的风景。1952年，女性们为即将到来的游行队伍欢呼。殊不知，她们其实也欢呼着，迎来了自己命运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