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于4月10日上午对“顾雏军案”开庭宣判。2018年6月13日至1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巡回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
审判长裴显鼎：
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事实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宏、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及其辩护人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科龙电器在2002年至2004年间实施了虚增利润并将其编入财务会计报告予以披露的行为。
2。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以下为文字记录：
审判长裴显鼎：
本院经再审查明：
一、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的事实
2001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收购科龙电器股权，决定设立以顾雏军及其父亲顾善鸿为股东、注册资本12亿元的顺德格林柯尔。同年10月22日，顺德格林柯尔凭借广东省原顺德市容桂镇人民政府（后更名为容桂区办事处）出具的担保函，在未经评估与验资的情况下完成公司设立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2002年4月，由于顺德格林柯尔注册资本中无形资产所占比例达75%，远超当时法定20%的限制，工商部门不予年检，后根据容桂区办事处出具的函件，原顺德市工商部门核准了顺德格林柯尔的年检。
为了完善顺德格林柯尔的设立登记手续，降低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2002年5月至11月间，在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安排下，原审被告人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等人采用将科龙电器1.87亿元在天津格林柯尔和顺德格林柯尔账户之间来回转账的方式，形成天津格林柯尔投资顺德格林柯尔6.6亿元的银行进账单，并制作顺德格林柯尔收到天津格林柯尔6.6亿元投资款的收据和顺德格林柯尔向天津格林柯尔购买制冷剂而预付6.6亿元货款的供货协议，据此，顺德市公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及天津格林柯尔董事会决议、顺德格林柯尔股东决议等不实证明文件，原顺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2年12月23日核准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完成后，顾雏军将被置换的6.6亿元无形资产转作顺德格林柯尔的资本公积金。
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了修订，允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中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的比例最高可达70%。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细汉及其辩护人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
2。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1）本案侦查期间，法律对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的限制性规定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在判断行为是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虚报注册资本罪时，需要同时以公司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如果在行为发生后，相关法律法规作出修改的，就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对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重新进行评价。本案发生时，因公司法规定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不得超过20%，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为6.6亿元，占全部注册资本的55%。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5年10月对公司法进行了修订，将包含无形资产在内的非货币财产的作价出资比例上限提高至70%，据此，本案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已由55%降至5%。因此，本案原审审理时，无形资产比例过高的社会危害程度应当根据新修订的法律重新评价，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程度已明显降低，但原审在定罪时对此未予充分考虑。
（2）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实施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与当地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登记有关。为使科龙电器股份被顺利收购，发展地方经济，原容桂镇人民政府违规向工商部门出具担保函，使顺德格林柯尔在没有提交验资证明、12亿元注册资金并未到位的情况下完成设立登记。其后，因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结构不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工商部门不予年检，原容桂区办事处又就此发函，原顺德市工商部门违规核准了该公司的年检。顾雏军等人为完善设立登记手续，调整无形资产出资比例，遂向工商部门提出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申请，并在变更登记过程中实施了以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的行为。可见，该变更登记是原违规设立登记的延续，当地政府及工商部门在顺德格林柯尔设立过程中的不当支持，是其申请变更登记的重要原因。
（3）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并未减少顺德格林柯尔的资本总额。在案证据证实，在取得顺德格林柯尔的设立登记后，原审被告人刘义忠向工商部门补交一份由顺德市康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无形资产评估报告，载明顾雏军用于出资的两项发明专利法定有效期内排他性使用权的资产总价值为9.1亿余元。在完成变更登记后，顾雏军并未将9亿元中被置换的6.6亿元无形资产从公司抽走，而是转作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因此，顾雏军等人以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的行为，虽然使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没有实际减少公司的资本总额。
综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细汉及其辩护人关于顾雏军等人没有实施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也没有虚报注册资本故意，公司变更登记过程中不存在虚报注册资本情形的辩解、辩护意见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但关于6.6亿元无形资产仍在顺德格林柯尔并未被抽走，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已将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的比例提高到70%，应当重新评价顾雏军等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辩解、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关于顾雏军等人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二、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事实
科龙电器由于2000年、2001年连续亏损，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以“ST”标示，如果2002年继续亏损，将会退市。在顺德格林柯尔收购科龙电器法人股，成为科龙电器第一大股东之后，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了夸大科龙电器的业绩，在2002年至2004年间，安排原审被告人姜宝军、严友松、张宏、晏果茹、刘科等人采取年底封存库存产品、开具虚假销售出库单或者发票、第二年予以大规模退货退款等方式虚增利润，并将该利润编入科龙电器财务会计报告向社会公布。
2006年6月1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以科龙电器“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等为由，对科龙电器及顾雏军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于同年10月16日作出维持原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2007年4月3日，国务院作出行政复议裁决，维持证监会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
本案侦查期间，侦查机关曾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科龙电器实施上述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危害后果进行鉴定，但所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存在鉴定人不具备司法鉴定人执业资格、鉴定机构选择不符合法律规定等问题。侦查机关还收集了陈焕平、陈艳桃、张黎丽、陈永康等四名股民的证言，但存在相同侦查人员在相同时间和地点对不同证人取证、连续询问时间超过24小时等问题。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宏、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及其辩护人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科龙电器在2002年至2004年间实施了虚增利润并将其编入财务会计报告予以披露的行为。
2。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进行了修改，其后，相关司法解释将该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修改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定罪处罚，应当适用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罪名，却适用了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罪名，确属不当。根据刑法关于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规定，必须有证据证实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危害后果，才能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是指“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致使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或者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但是，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已达到上述标准。
（1）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存在“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情形。首先，虽然侦查机关收集了陈焕平等四名股民的证言，以证实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给他们造成约300万元的经济损失，但因取证程序违法，原第一审未予采信。原第二审在既未开庭审理也未说明理由的情况下，采信其中三名股民的证言，确属不当。其次，本案发生后，青岛海信集团有限公司于2006年年底收购了顺德格林柯尔持有的科龙电器26.4%股权，并将科龙电器改名为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再审期间，检察机关提交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6月11日作出的一百余份民事调解书，以间接证明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给股民造成了经济损失，但认为仍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民事调解书均系在本案原判生效之后作出，只体现了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意愿，未能体现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的真实意愿，且不一定能够客观反映股民的实际损失，因而不足以证实本案存在“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情形。
（2）本案不存在“致使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或者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在案证据证实，2005年5月9日，科龙电器董事会为发布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公告，向深交所提出了拟于次日上午停牌一小时的申请。经深交所同意，科龙电器股票在同月10日上午停牌一个小时，后即恢复交易。可见，此次停牌系科龙电器主动申请，不属于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也没有造成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的后果。
（3）原审以股价连续三天下跌为由认定已造成“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认为，2005年5月10日停牌一小时后，自恢复交易时起，科龙电器股价连续三天下跌并跌至历史最低点，据此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股东的利益。本院经再审查明，根据深交所2005年5月的股市交易数据，科龙电器股价自停牌当日起确实出现了连续三天下跌的情况，但跌幅与三天前相比并无明显差异，而且从第四天起即开始回升，至第八天时已涨超停牌日。
综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宏、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及其辩护人关于科龙电器没有虚假销售和虚增利润、披露的财务会计报告没有虚假等辩解、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但关于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证据不足的辩解、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关于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损害后果的事实无法查清，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该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后果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三、关于挪用资金的事实
（一）涉及科龙电器的2.5亿元和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
2003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收购扬州亚星客车（8.120，-0.08，-0.98%）的股权，决定在江苏省扬州市申请设立以顾善鸿、顾雏军父子为股东的扬州格林柯尔，注册资本10亿元。其中，货币出资8亿元，无形资产出资2亿元。
同年6月18日，为筹集8亿元货币注册资本，时任科龙电器董事长的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在未经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董事会同意，且在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情况下，指示有关人员从科龙电器调动资金2.5亿元划入江西科龙的银行账户，指使时任江西科龙董事长兼总裁的原审被告人张宏从江西科龙筹集资金4000万元，由张宏具体负责，将该2.9亿元资金在江西科龙、江西格林柯尔和天津格林柯尔三家公司的临时银行账户间连续划转，并于当日转入天津格林柯尔在中国银行（3.840，-0.03，-0.78%）扬州分行开设的25897608093001账户（简称608账户）。同年6月18日至20日，顾雏军又指使张宏以江西格林柯尔的名义贷款约4亿元，连同从格林柯尔系其他公司调拨的1亿余元，采用相同的操作手法转入天津格林柯尔608账户。
同年6月20日，608账户内共有资金8.03亿元，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等人将其中8亿元分两笔各4亿元划转至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经验资后，扬州格林柯尔成立，其中顾雏军货币出资7亿元、无形资产出资2亿元，占90%股权；顾善鸿货币出资1亿元，占10%股权。同年6月23日、24日，顾雏军指示张宏等人将挪用科龙电器的2.5亿元和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归还。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数额巨大的资金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主要理由如下：
1。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00万元，符合刑法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的情形
在案的用款申请单、借款合同等书证，证人施准、刘从梦等人的证言及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张宏等人的供述证实，科龙电器的2.5亿元系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从科龙电器申请用款，通过广东科龙冰箱账户转至江西科龙后再转出使用，还款时，江西科龙也是将该2.5亿元直接归还科龙电器；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则是由张宏以江西科龙的名义向银行所贷款项。顾雏军作为科龙电器董事长，指使下属违规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的巨额资金；张宏作为江西科龙董事长兼总裁，接受顾雏军指使，违规将涉案2.9亿元从江西科龙转至格林柯尔系公司，二人均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并实施了挪用本单位资金的行为。
2。涉案2.9亿元被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的个人出资，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
在案的银行进账单、收款凭证、验资报告等书证证实，涉案2.9亿元从广东科龙冰箱和江西科龙转出后，在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专门开设的江西科龙、江西格林柯尔、天津格林柯尔的临时银行账户间连续划转，资金流向清晰，且未混入其他往来资金，最终被转入扬州格林柯尔的验资账户，作为顾雏军的个人出资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涉案资金的实际使用人是顾雏军个人，符合刑法关于“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的规定。
3。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挪用2.9亿元用于公司注册资本的验资，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
在案的公司设立核定情况表等书证，证人林科、周健等人的证言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等人的供述证实，2003年，顾雏军为了收购扬州亚星客车的股权，决定设立扬州格林柯尔，并挪用涉案2.9亿元作为顾雏军的个人出资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顾雏军指使张宏挪用2.9亿元资金归个人用于公司注册，是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作准备，属于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符合刑法关于挪用资金“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规定，且挪用数额巨大。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及其辩护人关于本起挪用资金事实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根据《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无法得出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
本案再审期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向本院提交《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认为依据该公告所载内容，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顾雏军使用科龙集团归还格林柯尔系公司的2.9亿元借款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其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不能完整反映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的资金流向，且不能得出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
本院经再审查明，2005年12月1日，科龙电器委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对科龙电器及其主要的附属公司在2001年10月1日至2005年7月31日期间发生的不正常且重大的现金流向进行调查，并于2006年1月23日发布《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该公告指出：“根据毕马威报告，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于调查期间内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21.69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24.62亿元；与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19.02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10.17亿元”。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结果是：“科龙集团于调查期间内与格林柯尔系公司或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之间进行的不正常现金净流出约为人民币5.92亿元，该现金净流出金额可能代表对科龙集团造成的最小损失。”
由此可见，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认为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是依据公告的前半段内容得出，即“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于调查期间内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21.69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24.62亿元”。但事实上，公告还明确指出，在调查期间，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或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共计40.71（21.69+19.02）亿元，涉及现金流入金额共计34.79（24.62+10.17）亿元，科龙集团的不正常现金净流出额为5.92（40.71-34.79）亿元，且该5.92亿元可能代表对科龙集团造成的最小损失。因此，根据公告载明的调查结果，不能得出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相反，科龙集团还至少遭受了5.92亿元的巨额损失。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所提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的辩解、辩护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提出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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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光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