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鼎湖山“山痴”黄忠良
黄忠良在户外进行调查。
鼎湖山美景
黄忠良的办公室有个背包，里面放着三样东西：一件迷彩服、一个军用水壶、一把柴刀。只要有任务，他就背上背包消失在崇山峻岭中，成为在大山中风餐露宿的“守护者”。
今年62岁的黄忠良是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虽然年逾六旬，但爬起山来他比年轻人还麻利。去年，他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的岗位上退休后，如今被保护区返聘。过去37年间，他一直扎根深山，同事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山痴”。
“我在保护区当领导时，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没有砍过一棵树，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的界限始终没有变，也因此当了多次‘黑脸包公’杜绝保护区被破坏。”黄忠良说。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通讯员杨明伟、彭丽芳
黄忠良是湖南邵阳人，在鼎湖山生活了大半辈子，他的普通话还带着浓浓的家乡口音。因为常年在深山老林中从事动植物调查，黄忠良皮肤被晒得黝黑。1.7万亩的保护区，他已经走了无数个来回。
如今，他已两鬓霜白，而37年前他刚到保护区时，还是风华正茂的小伙子。1982年，黄忠良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鼎湖山保护区，因为大学期间连续4年都是三好学生，他原本有机会出国，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到林区工作。
“物种宝库”和“基因存储库”
“鼎湖山保护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的‘长子’。”黄忠良自豪地向记者介绍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于1956年，是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面积1.7万亩，生长着约占广东植物种数1/3的高等级植物，被称为“物种宝库”和“基因储存库”。
黄忠良来到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时，刚好是鼎湖山声名鹊起时。黄忠良记得，当时有二三十个员工，他们大部分是护林员，条件非常艰苦。他的宿舍在一楼，既潮湿又黑暗，房子是用土砖垒砌，用青瓦盖屋顶。用水只能到山上取山泉水，遇到下雨时，山泉水也变得浑浊，只好先接一桶水沉淀一天，等水中的杂质沉到水底了再拿来做饭。
黄忠良印象最深刻的是山蚊子，个头大，一到晚上就到处飞，咬得他没法入睡。
即便是晚上，队员们也要轮流守山，时刻防止有人砍树、偷猎、采药。那时，唯一的娱乐就是听收音机。
因为常年居住在阴暗潮湿的大山中，很多人得了关节炎，每到下雨天，腿脚都麻木疼痛。
1978年至1985年间，来自中国科学院以及广东省的科研队伍，完成了保护区的地质、地貌、土壤、动物、鸟类、昆虫、植被类型、植物种类等调查工作。
他回忆，保护区第一代科研人员石国樑是那个年代里的“鼎湖通”。虽然石国梁学历不高，但是他靠着勤奋、刻苦，带领标本组走遍了鼎湖山的每个角落，采集了3万多植物标本，基本摸清了鼎湖山的植物资源状况，建立了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的植物标本室。刚到保护区时，黄忠良一有机会就跟师傅石国梁上山辨认植物。1年过去，鼎湖山的常见植物他基本上都认识了。
37年没人为砍过一棵树
从1992年开始，黄忠良先后担任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常务副局长、局长，直至在局长岗位上退休。如今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的基本保护框架就是在他“掌舵”时划定的。
“为了科学管理，我把鼎湖山生物圈保护区分为三个区，分别是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对不同的区域分别实行不同的管护措施。”黄忠良说，20多年过去了，核心区一直没有变化过。直到现在，鼎湖山保护区旅游开发的范围占整个保护区的范围还不到10%。对于核心区，实行全面封山，严禁一切干扰和破坏森林的活动。
黄忠良回忆说，当时鼎湖山分为封山区和半封山区，因为山中当时还有老百姓居住，所以老百姓进山捡柴烧没有完全禁止，但捡拾柴火的直径不得超过6厘米。“有些村民捡的柴火太多或者树枝过粗，都会被我们拦下。虽然有些不近人情，但职责所在，我只能当‘黑脸包公’。”
黄忠良说，在2003年，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的旅游被开发得热火朝天，有旅游公司想开通缆车直通核心景区鸡笼山山顶，被他严词拒绝。“鸡笼山是保护区核心中的核心，建缆车肯定要动土，游客活动对山里的动植物也会有破坏。而有了缆车，游客若在上面抽烟，火灾隐患也很大。因为鼎湖山有很大面积的针叶林，很容易引发火灾。”
他告诉记者，他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让鼎湖山上的植被代代相传，千万不能毁在我们的手里。尤其让他感到自豪的是，自己守山37年间，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没有砍过一棵树。
保护区最大压力是“防火”
在黄忠良的记忆中，鼎湖山保护区面临的最大压力就是防火。山上的庆云寺是一座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古寺，香火鼎盛，要想在山上禁止明火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能把好关，只允许在寺庙的焚香炉里烧香，禁止在其它地方使用明火。“鼎湖山上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最珍贵的2000亩稀有林，紧挨着庆云寺。”
每年重阳节前后，黄忠良和护林队员就如临大敌。村民们经常会一边登山一边放鞭炮，这很容易引发山火。尽管保护区出台规定禁止村民携带鞭炮等易燃易爆品上山，但却遭到了村民的反对。“很多村民和我们玩‘猫鼠游戏’：半夜上山，而且还带着火种。我们就进山把他们追出来。”
一年中，黄忠良几乎有一大半时间在山里面度过，他把山间的一草一木，看得比自己的命根子还重要，连扑灭山火这种危险事情他也冲在最前面。
1987年重阳节下午5点，通宵值班的黄忠良正准备和同事们去吃晚饭。突然，鼎湖山三宝峰瞭望哨传来报告，鸡笼山山顶发生火警。黄忠良二话不说就往鸡笼山的山顶冲。鸡笼山海拔1000多米，平时爬上山顶要3个小时，但他担心山顶火势，马不停蹄之下，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山顶。经过两个小时的紧张扑火，直至晚上9点多，他们才将明火扑灭。此时山顶已是一片漆黑，他又累又饿，只得小心翼翼地摸黑下山。到了山下一照镜子，自己真的被熏成了“黑包公”，就连头发也被烧掉了不少。
建起一条防火“生物防护带”
火灾的发生让黄忠良开始反思。他发现，以马尾松林为主要构成的针叶林在鼎湖山保护区分布最广，然而该树种含水量低，不利于森林防火。而且马尾松有松针，不易腐烂，在树底下会堆积成厚厚的一层，也很容易着火。
为了防火，黄忠良带着护林员们沿着山脊修建了一条防火道，18公里长、10米宽。但一条光秃秃的黄土路，看起来很不美观，也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黄忠良决定采取生物防护林带的方法来防火，在鼎湖山改种一些抗火烧的树种，通过间种或改种涵养水源能力强的阔叶树种混交林，来控制鼎湖山森林火灾的发生。
“我们先后对60余个树种进行了种苗繁育和造林试验，筛选出了适合本地区的先锋树种——荷木、锥栗和藜蒴，还引种驯化了300多种资源植物。”经过筛选选出20多种当地阔叶树种，对林场留下的残次林进行植被恢复和改造，使保护区内主要保护对象——地带性植被面积由最初的2000亩增加到3000多亩。从那以后，鼎湖山再也没有发生过火灾。
黄忠良原本是抽烟的，但自从进入鼎湖山保护区工作后，他连烟都戒了。“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保护区的一草一木，它不是我们这一代的，而是要留给子孙后代的。谁要把它破坏掉了，谁就是罪人。”黄忠良说，鼎湖山的生态底线就是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界限不容更改。
“鼎湖山是一座宝库”
鼎湖山树木密集，山里的青石板路上都是苔藓，穿梭在树丛当中，一不小心就会摔倒，还会被带刺的植物扎到。今年已经62岁，但黄忠良还依旧像年轻人一样坚持在户外做田野调查。
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一次“死里逃生”。1992年，他在鼎湖山保护区鸡笼山调查植物，树丛中传来“丝丝”的声音，仔细一看，一条1米多长的眼镜蛇正盯着他。他曾听同事说，遇到眼镜蛇不能跑，必须与它对视。于是他和眼镜蛇相互对视了十多分钟，直到眼镜蛇跑了，他才逃过一劫。
“这一次真是太危险了，可以说是死里逃生。当时我在深山中，又没有同伴在身边，山中也没有手机信号，如果被蛇咬，那真是有生命危险。”黄忠良说。
此外，黄忠良还是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博士生导师，为了跟村民搞好关系，他经常和当地人一起喝酒。“有时候，一些破坏保护区的行为，也需要他们提供线索。同时，也需要村干部多做村民的工作，禁止村民上山砍柴和携带火种上山。”
在黄忠良看来，在人迹罕至的大山中坚守37年，虽然辛苦，但也有所收获。30多年的时间，他先后从事了30多项课题研究，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培养了十多名博士。
“鼎湖山是一座宝库。我们以鼎湖山为基地的科研论文已发表1800余篇，专著十多部。其中，发表在《自然》《科学》等国际顶级刊物上的近10篇论文，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
如今，对于鼎湖山保护区的未来，黄忠良也有了更多的希望。“要将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打造成能和国际接轨的示范型自然保护区。”他说，他愿意一辈子扎根在深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