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伊恩·布鲁玛卸任后首次发声：政治正确扼杀言论自由
去年9月，作家、演说家伊恩·布鲁玛卸任《纽约书评》主编，因为其发表了Jian Ghomeshi的文章而陷入争议。Jian Ghomeshi曾被指控性骚扰多名女性。但在2016年，Jian Ghomeshi逃脱了所有指控，被判无罪。在《对#标签的反思》中，Jian Ghomeshi说自己受到了“足够多的羞辱”。《纽约时报》批评Jian Ghomeshi在该文章中采取了自我怜悯的语气，并弱化自己曾被指控行为。
抗议Jian Ghomeshi性侵案判决结果的民众，图片来自路透社。
在Jian Ghomeshi的文章发表之后，时任《纽约书评》主编布鲁玛在接受Slate采访时表示，他本人没有判断对Jian Ghomeshi指控对错的权力。布鲁玛的采访激起了更多罢免之声。在舆论压力下，布鲁玛辞去了《纽约书评》的主编。而在布鲁玛离任5个月后，《纽约书评》任命了两位新主编。
3月29日，布鲁玛在《金融时报》发表一篇名为“在愤怒的年代做编辑”（Editing in an age of outrage）的文章，解释他在这个事件中的心路历程以及感受。他承认了他在编辑和采访时犯下的错误，但他也批评了这种愤怒将危及言论自由。
布鲁玛：这的确是我编辑上的失误
布鲁玛认为，Jian Ghomeshi虽然没有入狱，因为在法庭上找到性虐待的证据是很困难的。但是，他已经成了社交媒体上一个被饱受批评的人物，这是他应得的。布鲁玛表示，他当时其实知道他刊登Jian Ghomeshi的文章是一件很有挑衅性的行为。他也很期待来自各方的批评。只不过，大家的异常凶猛的愤怒反应让布鲁玛出乎意料。布鲁玛被网友指责帮一个强奸犯“洗白”，许多网友要求布鲁玛引咎辞职，出版社也威胁他要暂停跟《纽约书评》的合作。美国网友们将他好久以前写的文章挖出来，逐字逐句去寻找布鲁玛是一个厌女症者的证据。
在Slate的电话采访中，布鲁玛评论Jian Ghomeshi：“他行为的性质——不管里面女方有多少同意的成分——我都不知道，我也不关心。”对于这句引发众怒的言论，布鲁玛表示，他其实想说的是，他关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网友们理解成了他不关心受害女性。这次采访引发了更加强烈的抗议，布鲁玛不得不因此卸任主编职位。
布鲁玛检讨道，Jian Ghomeshi的行为的确应该被批评，他本应该坚持批评Jian Ghomeshi的立场，因为Jian Ghomeshi在他文章的表述中省略了许多重要的事实，这是他编辑上的失误。布鲁玛承认，当时本应该让大家知道《纽约书评》对此事的立场，不然会被误解成《纽约书评》要替Jian Ghomeshi背书，而无视那些被他伤害的女性。
“一个编辑不应该害怕发表一些有争议性的东西，我们的工作是为了让读者去思考”
尽管如此，布鲁玛依然认为Jian Ghomeshi的《对#标签的反思》非常值得讨论。许多布鲁玛的批评者并没有仔细看Jian Ghomeshi所写的内容，而只是攻击Jian Ghomeshi，也攻击《纽约书评》这个著名的自由派媒体居然在替Jian Ghomeshi辩解。布鲁玛认为，“MeToo”只是一个社会运动，而这篇文章的意义是超越这个运动的，这也是他发表的原因。
当时，《纽约书评》里有一些同事也反对刊发这篇文章，布鲁玛当时是这样说服他们的，“在我看来，一个编辑不应该害怕发表一些有争议性的东西，我们的工作是为了让读者去思考。”布鲁玛指出，在一定程度上，一些令人不舒服的观点能刺激人们去思考一些我们不熟悉或者不正统的观念，这对社会是大有裨益的。
事实上，《纽约书评》从来没有追随过什么社会运动，以前也刊登过一些曾爆出丑闻、甚至做过违法行为的作家的文章。但是，当时也没有主编被读者要求引咎辞职。布鲁玛认为，我们不应该从一个作者的道德品质来判断他们作品的好坏，也不应该因其道德败坏就全盘否定一个人。
许多抗议者要求布鲁玛道歉，但布鲁玛并不赞同因此道歉，因为在传统上，道歉的前提是，道歉者曾做了一些违背道德的事，或冒犯到了别人。而如今道歉已经泛滥了，这是因为现在的人们将他们不同意的观点视为一种冒犯。布鲁玛认为，一个自由派媒体不应该认为发表不同的观点是一种冒犯。
伊恩·布鲁玛
而且，现在道歉也很难扭转人们对道歉者的厌恶。在西方传统里，道歉扮演的角色并不太重要，而法律制裁的角色很重要。若是在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国家里，道歉也许会比较重要。道歉不是惩罚，主要是为了表明道歉者的内心的想法已经转变了。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大家开始注重你内心的想法。在讨论种族问题的时候也一样。语言学家John McWhorter指出，他为《大西洋月刊》写作的时候，讨论非裔美国人时必须用一种准宗教的语调来写——因为白人有着原罪，我们得不停地在省察着“白人特权”。我们要做自己的思想警察，小心翼翼地审查自己的观点是否有不妥的地方，这就像信徒不准渎神一样。
布鲁玛：道德上的正确比任何方面都重要，这扼杀了言论自由
布鲁玛当然不否认反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的歧视重要性。但是，他批判这种想要改变人们的观念的做法，在他看来这就跟清教徒一样。在智识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道德上的正确比其他的任何方面都重要，这其实扼杀了言论自由。这个问题绝不是限制“政治正确”的范围就可以解决的。
布鲁玛提道，十几年前，索马里裔荷兰社会活动家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对伊斯兰教的批评曾引起过极大的争议：她认为西方应该对伊斯兰教宣战，因为恐怖主义是伊斯兰教的核心。她还为此写了一部短片的剧本，这部短片的导演也因此被极端分子谋杀了。这些都在布鲁玛的书《在阿姆斯特丹的谋杀案》（Murder in Amsterdam）里有详尽的讨论。支持阿亚安·希尔西·阿里的人认为，言论自由应该包括冒犯他人的权利，他们把阿亚安·希尔西·阿里比作冒犯天主教廷的伏尔泰。
尽管布鲁玛很同情阿亚安·希尔西·阿里，但他对阿亚安·希尔西·阿里的主张（对伊斯兰教宣战）有相当大的保留意见。但是，布鲁玛也因为那本书受到广泛批评。这个时代是一个极端撕裂的时代，布鲁玛要么是阿亚安·希尔西·阿里的朋友，要么是言论自由的敌人。布鲁玛认为，我们恰恰因为这种撕裂忽视了最重要的地方。首先，伏尔泰挑战的是法国最强大的机构，而穆斯林在西方是一个很脆弱的群体。其次，言论自由也可能会被用来冒犯弱小，而这是不对的。
布鲁玛辩解道，许多批评他的人并没有区分冒犯和侮辱。冒犯是源于一个诚实的观点，而侮辱是带有敌意的主观攻击。冒犯是被动接受的，而侮辱是主动出击的。在文明世界里，我们没有理由容忍侮辱。但是，冒犯总不可避免，有很多作家和批评家在给《纽约书评》写作的时候，也经常带有冒犯性。
另外，布鲁玛也承认，言论自由不该是绝对的自由。这要取决于说话者，说的内容，还有听众。少数族裔能够拿自己的身份自嘲开玩笑，但是其他人就不行。小说家和导演能在作品里公开揭露人性深处最黑暗的部分，但是外交官和校长就不能。人们对脱口秀演员的政治观点也会比政客的政治观点更加宽容。
布鲁玛批评道，如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肆无忌惮，而脱口秀演员则被严苛的规范所限制。大家对杂志主编的要求已经跟脱口秀演员差不多了。社交媒体也使得智识生活变得复杂。《纽约书评》有一个很出名的读者来信栏目，编辑要筛选一些有意思的观点，和大家一起辩论。但是在社交媒体上，大家都从个人角度出发发泄情绪，因为怕引起众怒，一些有意思的辩论提前被扼杀了。
在发表Jian Ghomeshi的文章这件事上，布鲁玛承认自己对这个时代的精神没有深刻的认识，从而触犯了大家敏感的神经，他承认他应该在编辑时更加小心。但是，他认为网民如此强烈的反应已经损害了言论自由。“做编辑就应该承担风险。谴责，而不是辩论，只会导致可怕的一致性。太害怕于反抗时代的主流精神，会让公共话语场变得单调乏味。的确，时代精神变了，现在我们让我们不喜欢的人闭嘴，以后那些想让我们闭嘴的人就更容易成功了。”
（资料来源：伊恩·布鲁玛在《金融时报》上的文章“Editing in an age of outrage”，网址：https://www.ft.com/content/7d47be7e-4efb-11e9-b401-8d9ef1626294）
作者徐悦东
编辑张进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