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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鸟”作为一种爱好,只属于有了休闲时间的现代人

原标题:“观鸟”作为一种爱好,只属于有了休闲时间的现代人

观鸟,顾名思义,是人类对鸟类的观察和关注。作为一种爱好和户外休闲运动的观鸟,近年来在中国得到了显著发展,尽管从人数上来说仍然有些小众,但却已经成为颇为时尚的自然活动。“鸟人”即观鸟爱好者的统称,他们手持望远镜或单反相机加超长焦镜头,行走在公园或郊外,静静聆听鸟鸣,寻找鸟儿飞过的踪迹,记录下自己见到的鸟种。

以观鸟为主题的电影《观鸟大年》(The Big Year,2011)剧照。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诗经》中的第一句就是对鸟的描写。人类与鸟类在地球上的相处有几千乃至上万年的历史,但现代意义上的“观鸟”,历史不过两三百年。现代观鸟活动与传统中人和鸟类的关系有何不同?它对现代人的生活有何意义?代表着一种怎样的自然观念?

近日出版的中文版《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一书,以大西洋两岸观鸟活动的发展为对象,通过故事再现了观鸟如何由一种个人消遣发展为有组织的群体活动,并最终成为产值达几十亿美元的特殊产业。其作者斯蒂芬·莫斯是BBC自然频道鸟类节目的制片人,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观鸟者。

3月23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新书品读会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兵,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刘华杰,该书译者、资深观鸟人刘天天,中国观鸟会城市绿岛活动领队杨雪泥,就《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一书和观鸟活动本身进行了探讨。

《丛中鸟: 观鸟的社会史》,【英】斯蒂芬·莫斯 著,刘天天、王颖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

观鸟活动兴起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有关

人类对鸟的辨识、命名古已有之,现代观鸟活动之所以单独区分出来,是因为“鸟人”们是以一种休闲、消遣的态度去观鸟。刘兵教授分享了他对中国观鸟活动发展的思考,在他看来,观鸟在中国的最早起源跟环保团体的倡导有关系,之后受到休闲产业发展的影响,在今天,更和退休人员的增加、摄影市场的发达、望远镜的引进等等有关。

译者刘天天从童年时期就开始观鸟,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她也认同观鸟群体的发展和技术、经济的发展有关,“不是单纯的大家突然对鸟感兴趣了,而是感觉这个条件到了,我们可以买相机了,我们买得起长焦镜头了,那么拍什么呢?我们拍鸟吧。”刘天天介绍说,前段时间有相关组织做过全国范围的“鸟人”普查,按照他们的普查结果,全国的“鸟人”至少是六位数,已经不是特别小的群体,“近几年拿着望远镜看鸟的时候,接触到的奇怪眼光明显变少了”。而中国的观鸟群体和英国相比,有意思之处还在于,在英国,观鸟是一种相对老龄化的爱好,但在中国,有很多年轻的学生乐此不疲,“又穷又疯狂地在看鸟”。

《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一书特别对现代意义上的观鸟活动进行了界定,强调这是一种“休闲娱乐活动”,并将其追溯到《塞尔伯恩博物志》的作者吉尔伯特·怀特。活动现场,有着丰富观鸟经验的杨雪泥表达了自己对这种界定的喜爱,因为它让“没有钱买高端的长焦镜头,不会拍鸟,也不会以科学的方式记录鸟种”的观鸟爱好者,同样能获得观鸟的身份认同。杨雪泥介绍了被追认为“现代观鸟之父”的18世纪英国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之所以有这样的追认,是因为怀特观鸟的态度是很特别的、超越时代的,他记录和观察那些活生生的鸟类,包括它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而不像同时代的人那样更多是收集鸟类、制作标本。因此,怀特观鸟的方式得到了更多现代人的认可。

在书中,斯蒂芬·莫斯特别提到了休闲时间和休闲伦理的概念,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人们拥有了更多闲暇,社会风气有所改变,人们对“爱好”更加重视。所以当大家了解了怀特之后,就发现他这种休闲的观鸟态度与现代人对“爱好”的理解非常契合。

《塞尔伯恩博物志》,【英】吉尔伯特·怀特 著,梅静 译,九州出版社2016年7月版。

不同的观鸟活动,反映出自然观念的不同

在观鸟群体中,有一种常见的区分:一部分看鸟,一部分拍鸟。虽然同样是以鸟为兴趣对象,这两个群体却有内在的差别,甚至时常发生冲突。刘华杰教授讲述,在北京的圆明园等公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架着“长枪短炮”的拍鸟者,他们以拍摄为主,“谁要影响到他们,气得不得了,会赶别人走”,行为方式往往比较霸道。活动现场,有来听讲座的观鸟爱好者也提道,自己在奥森公园会遇到为了拍摄好的照片,用柿子引诱红嘴蓝鹊的拍鸟者。

刘天天讲道,其实观鸟人和拍鸟人是分不清楚的,比如同时拿着望远镜和相机观鸟,就很难定位其身份。实际的区分在于,所谓“观鸟人”往往指那些想要知道自己看的是什么鸟,观鸟时不会打扰它们的生活,愿意为保护这些鸟做出努力的一群人;而所谓“拍鸟人”往往指那些只追求照片的精美程度,为了离鸟更近不惜影响它们的生活的人,比如为了拍照去掉鸟巢前的遮挡物,惊飞正在育雏的亲鸟等等。

刘华杰进一步分析,其内在的差别主要是“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还是从鸟的角度考虑问题”。人对待鸟的不同方式有多方面的因素,中国也有历史悠久的鸟文化,典型如北京大爷的笼养鸟。“不是说北京大爷不喜欢鸟,他们也是喜欢鸟,才买鸟养鸟,只不过他们把鸟关在笼子里。这很适合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就是希望把你关起来,看你有什么样的行为表演,逗爷笑一笑、逗爷乐一乐。”但从吉尔伯特·怀特开始的现代观鸟,是在自然的状况下看鸟自由飞翔,这就形成一种反差。“我们宜倡导一种好的鸟类文化,并不是单纯反对拍鸟,但第一步还是要好好看,另外也不要影响别人看鸟。”

《中国鸟类图鉴》,赵欣如 主编,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版。

观鸟也值得严肃的考察研究

《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是一本关于鸟类文化史的著作。刘华杰介绍说,“用一句套话来讲,此书确实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因为尽管国内观鸟的人多了起来,但关心鸟类学史、鸟类文化的还是非常少。

作为科学史领域的学者,刘兵指出,现在的学者往往喜欢宏大的、高大上的题目,但“像观鸟这件事情,能不能也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观察,得出一些有意味的发现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题目没有用,但从这本书看来,正好印证了,完全可以很郑重其事地对观鸟这种文化现象进行历史性的观察。观鸟虽然好像是很窄的领域,但如果从它的参与者,它的影响力,它对社会的积极效应,甚至它反映折射出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去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19世纪美国画家、博物学家约翰·奥杜邦鸟类手绘作品。

刘兵说,在科学史界,过去总是把那些了不起的“硬科学”作为核心内容。但是科学与生活、社会的关系,与公众的传播交流等方面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科学史已经开始有很大的扩展,像鸟类学史、博物学史这些内容也进入了科学史,而且成为新的增长点。

作者 新京报记者 李妍

编辑 安也 校对 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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