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观鸟”作为一种爱好，只属于有了休闲时间的现代人
观鸟，顾名思义，是人类对鸟类的观察和关注。作为一种爱好和户外休闲运动的观鸟，近年来在中国得到了显著发展，尽管从人数上来说仍然有些小众，但却已经成为颇为时尚的自然活动。“鸟人”即观鸟爱好者的统称，他们手持望远镜或单反相机加超长焦镜头，行走在公园或郊外，静静聆听鸟鸣，寻找鸟儿飞过的踪迹，记录下自己见到的鸟种。
以观鸟为主题的电影《观鸟大年》（The Big Year，2011）剧照。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诗经》中的第一句就是对鸟的描写。人类与鸟类在地球上的相处有几千乃至上万年的历史，但现代意义上的“观鸟”，历史不过两三百年。现代观鸟活动与传统中人和鸟类的关系有何不同？它对现代人的生活有何意义？代表着一种怎样的自然观念？
近日出版的中文版《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一书，以大西洋两岸观鸟活动的发展为对象，通过故事再现了观鸟如何由一种个人消遣发展为有组织的群体活动，并最终成为产值达几十亿美元的特殊产业。其作者斯蒂芬·莫斯是BBC自然频道鸟类节目的制片人，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观鸟者。
3月23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新书品读会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兵，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刘华杰，该书译者、资深观鸟人刘天天，中国观鸟会城市绿岛活动领队杨雪泥，就《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一书和观鸟活动本身进行了探讨。
《丛中鸟: 观鸟的社会史》，【英】斯蒂芬·莫斯 著，刘天天、王颖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
观鸟活动兴起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有关
人类对鸟的辨识、命名古已有之，现代观鸟活动之所以单独区分出来，是因为“鸟人”们是以一种休闲、消遣的态度去观鸟。刘兵教授分享了他对中国观鸟活动发展的思考，在他看来，观鸟在中国的最早起源跟环保团体的倡导有关系，之后受到休闲产业发展的影响，在今天，更和退休人员的增加、摄影市场的发达、望远镜的引进等等有关。
译者刘天天从童年时期就开始观鸟，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她也认同观鸟群体的发展和技术、经济的发展有关，“不是单纯的大家突然对鸟感兴趣了，而是感觉这个条件到了，我们可以买相机了，我们买得起长焦镜头了，那么拍什么呢？我们拍鸟吧。”刘天天介绍说，前段时间有相关组织做过全国范围的“鸟人”普查，按照他们的普查结果，全国的“鸟人”至少是六位数，已经不是特别小的群体，“近几年拿着望远镜看鸟的时候，接触到的奇怪眼光明显变少了”。而中国的观鸟群体和英国相比，有意思之处还在于，在英国，观鸟是一种相对老龄化的爱好，但在中国，有很多年轻的学生乐此不疲，“又穷又疯狂地在看鸟”。
《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一书特别对现代意义上的观鸟活动进行了界定，强调这是一种“休闲娱乐活动”，并将其追溯到《塞尔伯恩博物志》的作者吉尔伯特·怀特。活动现场，有着丰富观鸟经验的杨雪泥表达了自己对这种界定的喜爱，因为它让“没有钱买高端的长焦镜头，不会拍鸟，也不会以科学的方式记录鸟种”的观鸟爱好者，同样能获得观鸟的身份认同。杨雪泥介绍了被追认为“现代观鸟之父”的18世纪英国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之所以有这样的追认，是因为怀特观鸟的态度是很特别的、超越时代的，他记录和观察那些活生生的鸟类，包括它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而不像同时代的人那样更多是收集鸟类、制作标本。因此，怀特观鸟的方式得到了更多现代人的认可。
在书中，斯蒂芬·莫斯特别提到了休闲时间和休闲伦理的概念，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人们拥有了更多闲暇，社会风气有所改变，人们对“爱好”更加重视。所以当大家了解了怀特之后，就发现他这种休闲的观鸟态度与现代人对“爱好”的理解非常契合。
《塞尔伯恩博物志》，【英】吉尔伯特·怀特 著，梅静 译，九州出版社2016年7月版。
不同的观鸟活动，反映出自然观念的不同
在观鸟群体中，有一种常见的区分：一部分看鸟，一部分拍鸟。虽然同样是以鸟为兴趣对象，这两个群体却有内在的差别，甚至时常发生冲突。刘华杰教授讲述，在北京的圆明园等公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架着“长枪短炮”的拍鸟者，他们以拍摄为主，“谁要影响到他们，气得不得了，会赶别人走”，行为方式往往比较霸道。活动现场，有来听讲座的观鸟爱好者也提道，自己在奥森公园会遇到为了拍摄好的照片，用柿子引诱红嘴蓝鹊的拍鸟者。
刘天天讲道，其实观鸟人和拍鸟人是分不清楚的，比如同时拿着望远镜和相机观鸟，就很难定位其身份。实际的区分在于，所谓“观鸟人”往往指那些想要知道自己看的是什么鸟，观鸟时不会打扰它们的生活，愿意为保护这些鸟做出努力的一群人；而所谓“拍鸟人”往往指那些只追求照片的精美程度，为了离鸟更近不惜影响它们的生活的人，比如为了拍照去掉鸟巢前的遮挡物，惊飞正在育雏的亲鸟等等。
刘华杰进一步分析，其内在的差别主要是“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还是从鸟的角度考虑问题”。人对待鸟的不同方式有多方面的因素，中国也有历史悠久的鸟文化，典型如北京大爷的笼养鸟。“不是说北京大爷不喜欢鸟，他们也是喜欢鸟，才买鸟养鸟，只不过他们把鸟关在笼子里。这很适合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就是希望把你关起来，看你有什么样的行为表演，逗爷笑一笑、逗爷乐一乐。”但从吉尔伯特·怀特开始的现代观鸟，是在自然的状况下看鸟自由飞翔，这就形成一种反差。“我们宜倡导一种好的鸟类文化，并不是单纯反对拍鸟，但第一步还是要好好看，另外也不要影响别人看鸟。”
《中国鸟类图鉴》，赵欣如 主编，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版。
观鸟也值得严肃的考察研究
《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是一本关于鸟类文化史的著作。刘华杰介绍说，“用一句套话来讲，此书确实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因为尽管国内观鸟的人多了起来，但关心鸟类学史、鸟类文化的还是非常少。
作为科学史领域的学者，刘兵指出，现在的学者往往喜欢宏大的、高大上的题目，但“像观鸟这件事情，能不能也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观察，得出一些有意味的发现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题目没有用，但从这本书看来，正好印证了，完全可以很郑重其事地对观鸟这种文化现象进行历史性的观察。观鸟虽然好像是很窄的领域，但如果从它的参与者，它的影响力，它对社会的积极效应，甚至它反映折射出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去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19世纪美国画家、博物学家约翰·奥杜邦鸟类手绘作品。
刘兵说，在科学史界，过去总是把那些了不起的“硬科学”作为核心内容。但是科学与生活、社会的关系，与公众的传播交流等方面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科学史已经开始有很大的扩展，像鸟类学史、博物学史这些内容也进入了科学史，而且成为新的增长点。
作者 新京报记者 李妍
编辑 安也 校对 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