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需要解决高杠杆、 本土创新短板等问题
本报记者周潇枭北京报道
2018年，中国GDP超过9700美元，按照世行的分类标准属于中等偏上，离人均1.26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已经不远；但要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还需要在现有水平上翻番，还比较遥远。
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的经验显示，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的数量很有限，转型道路上风险挑战很多。
3月22日，主题为“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学术峰会”在北京举行，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就“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挑战与战略”、“与高质量发展相配套的改革开放”展开讨论。
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吗？
3月22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表示，从国际上来看，很多国家进入了工业化进程，但是进入不了高收入社会，都遇到了一些瓶颈问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哈佛大学教授（前校长）、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则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比较流行的概念，但并没有实际数据支撑。从中等收入到高等收入的进程，每个国家的路径并不相同。与其去追求这些流行的概念，还不如追随国际上真正有效的经验。
劳伦斯·萨默斯指出有两点有效的经验：第一，如果一个国家持续保持健康的政策环境，他们就更加容易向上流动、更能够继续保持增长；第二，如同预测股市一般，很难预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该国前十年和后十年的经济表现没有太大的相关性。
虽然学界对于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一说持不同看法，但历史数据显示，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限制变得更多。
世界银行研究发现，只有13个国家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国家，其中包括亚洲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等。但是，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转变的情况并不好，中东、拉美很多国家则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中。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宏观研究公司主席鲁里埃尔·鲁比尼指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途径。如果一个国家有足够的劳动力，保持一定生产力，多数都可以从低收入、农业国家变成中等收入的国家；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以及技术的发展，可能维持比较强劲的经济增长，这会帮助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国家。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会产生一些限制，比如产业链要从低端变成中端，要跟别的国家竞争等，会面对更多挑战。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增长阶段，这个问题应该说困惑争论了八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共识，有一些解释，比如主要是外部性或者周期性的因素，但是我个人认为是很难解释的”，刘世锦直言。
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取得了“中国式奇迹”，但大家似乎都需要时间来适应——维持了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要逐渐转为中高速增长。
正如之前劳伦斯·萨默斯对“健康政策环境”的强调，他认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展现了卓越的经验和能力，他们可以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找出有效的政策，这已经被证明了很多年。
但劳伦斯·萨默斯也引用日本、苏联的例子——回看下历史，最危险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经历了高速增长之后，很多人不断警示这个高速增长会停止，但我们并没有做出任何应对。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中国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回顾了最近20年中国发展历程经历的两次外部冲击，认为中国都采取了较好的政策加以应对，并促进了经济社会较快的发展。对于当前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的局面，楼继伟认为“不要陶醉”。
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指出，大家见过美国、德国的发展，中国在过去40年的发展是大家没有见过的。中国的特殊性，也使得国际上大家存在疑问：中国现在是不是中等收入国家？毕竟中国不是一个人口只有500万的国家，中国虽有上亿人口生活处于高收入水平，但还有更多的人生活水平并没有那么高。
他也表示，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决策权的集中与经济不断的分散存在矛盾。他认为未来中国经济会实现软着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可以做到，但这次经济放缓面临的问题，与1999年面临的情形不一样，这次可能会更困难。
纽约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指出，中国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的普及，促进了经济的普惠性增长。通过这些数字技术的创新，很多市场准入门槛降低了，并形成了鼓励创业的生态系统，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的经验，这些在之前是很难想象的。但数字技术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
后续要面对哪些挑战？
劳伦斯·萨默斯指出，类似中国这样经过高速增长的国家，后续要处理好一些问题。比如，过多财富积累形成较高储蓄率，但经济中没有太多好的投资机会，利率不断下行，需求整体疲软——储蓄没有转化成有效生产力，会带来后续的问题，像巴西当年就出现资金外逃的现象，日本国内则出现了房地产资产泡沫的问题。
劳伦斯·萨默斯还提醒，中国要注意人口结构的问题，中国新生儿出生率下降，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变化，生育政策上可能需要做些调整。此外，很多经历高增长的国家，后续不愿意承受短痛来避免长痛，对创新、改变等比较拒绝，这也应该极力避免。
楼继伟则指出，当前是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期，迈入高收入国家前后也是风险高发期。楼继伟列举了8个他观察到的挑战，包括高杠杆、中小企业融资难、绝对贫困和治理污染、信息复杂性对政府作用的挑战、契约精神不足、反腐、泛福利化、逆全球化等。
楼继伟认为，无论是宏观的杠杆率还是各分类杠杆率都偏高，必须有序地降杠杆，通过加强金融监管、严肃财政纪律，在降杠杆的同时建立长效机制。我国基本是国内杠杆，外债规模不高，国际收支保持平衡，与一些拉美国家不同，这有利于我们增加信心，增强降杠杆进度的自主性。
“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前后，特别是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还未成型，极易造成腐败蔓延的态势，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因此而缺失公平正义，缺乏增长动力，是落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楼继伟说。
不过，中国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首先是反腐败没有禁区，所谓打虎拍蝇；另一方面是建立长效机制，解除管制，简政放权，大幅度压缩了寻租的机会。
此外，泛福利化也是一些拉美国家、个别东南亚国家的经验教训。楼继伟表示，泛福利化导致竞争力缺乏，经济不可持续，最终造成严重通货膨胀的挑战。中国在这方面的政策是比较稳健，没有实施大面积的价格补贴，随着老龄化加快，现有社会保险体系的碎片化、不可持续性显现。
刘世锦指出，中国在创新这个指标上，国际比较上仍然是相对落后的，主要是中国原创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依然比较少。
“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以为主要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差距依然很大，而要缩小这方面的差距,尤为重要的是要形成有利于自由探索的环境。这个短板如果补不上，中国的创新很可能是缺乏后劲的”，刘世锦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