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中国迈向高收入阶段有8个挑战

2019-03-23 | 浏览：

原标题：楼继伟：中国迈向高收入阶段有8个挑战

3月22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中国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主题为“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学术峰会”上表示，中国迈向高收入阶段有8个挑战，包括高杠杆率、小型科创企业融资、消除绝对贫困和治理污染等。

以下为演讲实录：

本单元的主题是《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阶段的挑战和战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题目，我只想围绕中国在这一阶段面临的挑战和战略谈一些看法。

去年，中国的人均GDP刚刚超过9700美元，按照世行的分类标准属于中等偏上，离人均1.26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已经相距不远。当然，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还需要再翻番，还比较遥远。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前后是风险高发期，我是简单的说一下1998年开始的20年。

1998年中国刚刚迈入中等收入偏下阶段，这20年来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两次的外部冲击，我们都较好地予以应对，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际，我们通过1994年的全面配套改革实现了向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跨越，1996年实现了人民币经济项下可兑换，为适应WTO的规则要求我们用数年时间清理不适应世贸规则的法律和管理办法，等到外部冲击来临时，我们改革建立起来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制度发挥作用，人口结构良好，红利充分释放，直接投资大量涌入。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亚洲各国陷入危机，资本纷纷都到中国来，人民币坚持稳定，政策也是对头的。当时逆周期的总需求应对，扩张性的产业政策持续地改善了基础设施，这几方面的原因使得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快速增长出现了高就业、低物价、快增长的良好局面。

在这一时期，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重要的原因有：中国迅速地融入全球经济，不同群体的获益差别很大。社会保障制度刚刚起步，还没有有效发挥作用，历史原因使得农村教育水平较低，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只有初中，以及人口和土地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等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以来，逆周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总体上是恰当的，政策的重点从需求管理进一步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例如，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已经遍及城乡，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加速推进城镇化，加大保护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的力度，在减税政策中突出对创新的支持，持续推动解除管制方面的改革，比如注册企业市场准入许可、投资审批周期等指标都大幅度提升。

从2008年到2018年这十年，中国在世行的营商环境全球排名提高了43位，达到了46位。在这一时期，同前十年相比，老龄化的步伐加快，人力资本提高加快，更加重视环保，企业的成本上升很快。一方面，部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加速向外转移，另一方面，境内的创新力度加大。中国经济以更高的水平融入全球的产业链，总的来看，就业充分、物价平稳、增长率有所降低，由于收入分配制度初步建立并发挥作用，基尼系数在较高水平上企稳。

在当前是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期，前十年不显著或者关注不足的挑战在本期愈加显现，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应对这些挑战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劳伦斯·萨默斯刚才讲到了，如果一直有比较良好的政策，无论是处于中等收入还是进入高收入阶段增长都可以持续，当然增长的速度可能有所不同，特别需要在高增长阶段之后进行政策转型。世锦刚才也点到这一点，技术给出良好的发展环境。但是我听他刚才讲的，这时候政策转型是难的。

我记得很清楚，2016年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我是主席，我们这次中国方面主动提出得到大家的共识，就是把结构性改革作为我们年度推进的主题。当时容克主席讲到一点对我很有触动，我们都知道结构性改革应该做什么，唯一不知道的是我们做了之后还在不在那里——就是当利益集团，不仅仅是个人利益，而是全社会利益都触动的时候这个改革就积重难返了。

我们中国高层领导讲到，我们现在从高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度转变的时候是稳中有变、变中有忧。我认为这种认识是最重要的，不要陶醉，到了利益障碍变成全社会的时候，就会出现欧盟主席容克讲的那个局面。

现在有哪些挑战呢？我给大家讲讲有八个方面的挑战，我观察到的。

1。高杠杆率的挑战。

无论是宏观的杠杆率还是各分类杠杆率都偏高，必须有序地降杠杆，通过加强金融监管、严肃财政纪律，在降杠杆的同时建立长效机制。与之相关的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构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防止大起大落。

相比而言，我国基本是国内杠杆，外债规模不高，国际收支平衡。与一些拉美国家不同，这有利于我们增加信心，增强降杠杆进度的自主性，例子太多了，我点一点就可以了，不展开。

2。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科创企业融资的挑战。

这些在大部分国家都是挑战，都是短板，不仅是我国，其他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也面临这个情况。

我国建立了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规范发展VC/PE基金，创设科创板、改善证券市场监管，并对资本市场加大了外资准入力度，提出了自由化的时间表，中国央行也借鉴欧央行的经验，创设了一些结构性工具，支持这些小微企业。

总之，中国以适宜的政策、有效的监管，改革和扩大开放相结合的方式应对挑战。

3。消除绝对贫困和治理污染的挑战。

在减贫方面，中国作出了巨大努力，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大部分份额。现在剩下的是绝对贫困对象，脱贫难度是最大的。治理污染有还欠帐的因素，粗放式忽略环境成本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这两方面靠政策也要靠改革，结合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加快农民工进城落户，既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又有利于较低的成本提供更合适的公共服务，这里也有利益的冲击，我也不展开。结合城市旧街区的改造，改善环境，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又能提供具有规模效应的能源和市政服务，这些工作正在加快进行，有较强的再分配的效果和环境改善的效应。

4。现阶段信息复杂性快速提高，对如何发挥政府作用带来挑战。

消费的形态、产业的形态、技术和管理的创新日益多样化。在发展的早期，政府通过强指向性的产业政策引导经济发展，到现在效果越来越差。中国政策在持续解除管制、减税降费，放手让企业应对信息复杂性问题，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产业政策要从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逐步转变，其实是看到了原来的方式效果越来越差，但是有一个探索过程。

其实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有不少好的做法可以借鉴，德国提出2.0、4.0，我看他一些政策其实是有点普惠化功能性的。美国是信息高速公路，早期是曼哈顿计划，中期的某些产业政策等，我们都可以借鉴。

5。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契约精神不足的挑战。

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契约精神不足的挑战。中国经济的重要驱动力，是具有经济人行为的地方政府相互竞争，这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行政运动式的推动工作，负作用就是产权保护和契约精神不足。

信息复杂性快速提升，越来越需要企业在竞争中推动经济增长。在推动结构升级的现阶段，政府要退出竞争，转向保护产权、保护契约，给企业可预期的经营环境。

近十年来，在这方面的工作力度和改进相当大，如设立巡回法庭、处理跨区域的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创设知识产权法院、互联网法院和上海金融法院，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加大科技创新保护力度，服务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营造法制化的保护环境等等。

6。防止腐败蔓延的挑战。

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前后，特别是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还未成型，极易造成腐败蔓延的态势，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因此而缺失公平正义，缺乏增长动力，是落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首先是反腐败没有禁区，所谓打虎拍蝇；另一方面是建立长效机制，解除管制，简政放权，大幅度压缩了寻租的机会。

中国共产党对所有的公权力机构实行任期巡视制度，建立国家监察委，并从司法体系改革相结合，提升法官的职业化水平，增强审判独立性，推进反腐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