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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双兵:37年记录“慰安妇”幸存者

原标题:张双兵:37年记录“慰安妇”幸存者

张双兵

张双兵 近日,湖南岳阳新发现两位“慰安妇”幸存者。如今,中国在世的“慰安妇”幸存者只有十余人,随着时间推移,人数还将越来越少。

37年间,山西的乡村教师张双兵,一共发现了133位“慰安妇”幸存者,他被人们称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而这133位“慰安妇”幸存者,绝大部分都已经谢世,“现在在世的老人只有4位了”。

今年66岁的张双兵,同样满头银发,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他用人生最宝贵的30多年去做“慰安妇”幸存者的调查记录,张双兵说:“对做这件事的意义,我说不上来,但是我觉得做得值得。”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张丹

曾经,在山村小学当老师的张双兵除了当一名“优秀教师”的理想外,还有一个文学家的梦想。为了他的文学梦,他曾在孟县西部地区创办了乌河文学社,与许多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研究文学。

但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秋天,一位在谷地里捡谷穗的老妇人,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

“如果没有去做详细的调查,只知道她们是慰安妇而已,有谁会知道,她们在战争中有过死里逃生的劫难。而且在此之后,她们的身体和心理上都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伤疤。”张双兵说。

有的老太太实在太苦了

张双兵家住山西省盂县西潘乡羊泉村,一个离县城40多公里的偏远山村。1982年,他遇见了侯冬娥,“那是深秋,我在隔壁高庄村小学教书,有一天下午看到一个老人跪在地里收谷子,非常可怜”。

出于同情,也出于好奇,张双兵想知道侯冬娥的故事。但一次又一次,他来到老人家中采访,老人却始终没有说。“你的心我明白,可我不能说。”侯冬娥这样对张双兵说。

直到10年后的1992年,张双兵在报纸上看到一篇中国劳工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报道。报道中说,中国受害者包括劳工和“慰安妇”,都可以向日索赔。

“她刚一开口就嚎啕大哭,哭了快一个小时,我也跟着哭。一天之后,她才真正说出埋在心底几十年的话。”

广州日报:你一共调查到多少位“慰安妇”幸存者?

张双兵:近两年社会对“慰安妇”幸存者关注减少了。在电影拍完的时候,那时我找到了127位幸存者,近几年,又增加了6位。有的老太太太苦了,都是她来找到我,将她的身世向我诉说。近些年的幸存者都不是我主动去找了,而是她本人或她的家属找过来。目前我一共调查到了133位“慰安妇”幸存者,如今在世的只有4位了。

多次诉讼,均被“驳回”

1992年8月7日,张双兵将7个中国“慰安妇”的控诉书递到了日本驻华大使馆,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控诉书却石沉大海。

在相关民间团体的帮助下,1995年,他组织5名受害者将日本政府推上被告席。1996年,第二批2名受害者起诉。1998年,第三批10名受害者起诉。张双兵陪同她们远渡重洋,走上日本法庭。

然而,在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中国“慰安妇”的诉讼请求。理由是:一,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二,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

广州日报:这些“慰安妇”幸存者的家属是不是一开始反对你的调查?

张双兵:是有这种情况。但这个情况并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才有,现在也有,什么时候都有。

有时家属会情绪比较激动,就是反对把她妈妈的名字、肖像播放出去,特别是在电视台播出了之后,有些子女就找过来和我说这个事情。但找过来的都是子女,老人一个都没有。

他们过来就是责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就说,我们当初的想法是好的,还曾经到日本要求赔偿打官司。大家都是为了向日本政府索赔,让日本政府赔礼道歉,我们的初衷是一样的。

证据:村里人都知道

此后,从侯冬娥的口中,张双兵获得了一连串名字——陈林桃、李秀梅、张小妮、张二妮……

作为小学教师,张双兵只能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时间来作调查。“一开始是骑自行车寻访,最远的时候曾经骑车30多公里。”

1998年,为了方便调查工作,张双兵花了好几个月工资买了一辆摩托车。“我的收入和时间很大一部分都投入其中,家人一开始不理解,学校觉得我‘不务正业’,社会上也有反对的压力。”

广州日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老人或老人的家属去主动找到你诉说自己的身世的?

张双兵: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有。我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调查,到了1992年的时候,才正式公开。那个时候有一位老人叫万爱花,她就是主动来告诉我的。

当时,我给万爱花写了一封信,我是这样写的:我听说,你被日本侵略军强暴过,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愿意说,我就过去找你,如果你不愿意说,我这句话就当没有说过。

她接到了这封信之后,马上就从太原到我们这个山沟沟来找我了。从那时开始,每年都会有类似的情况。

广州日报:这些老人来找你,或者你找到的这些老人,是否需要一些证据提供给你,或提供给日本的法院?

张双兵:证据的话,由于日本侵略军抓这些女人到炮楼里,往往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十个人八个人,是一大批,村子里面的人都知道。日本人抓了谁家的姑娘,谁家的媳妇,这都知道。你如果问村里说没有,就是没有,如果问有,往往就是村子里都知道的。

现在就不大一样了,因为那时候这些“慰安妇”幸存者都是六七十岁,不少了解情况的村里人都还活着,但现在活着的已经很少了。

每次有人去世会悲痛数日

每一位老人离世,张双兵都要为她们写一篇悼文。去年7月24日,曹黑毛老人离世,享年96岁。

他在悼词中写道:“曹黑毛老人,1941年秋天,当时只有19岁,被住进圭村据点的日本鬼子抓进了据点,受尽了折磨,不幸她怀孕了,然而,日本鬼子继续折磨她,直到流产。两年过后,更不幸的是她再次怀孕,这一次,逃脱了魔窟,回到家里。母亲嫌丢人,把她安排在一个山洞里,想尽办法把孩子打掉,受尽了百般折磨,孩子出生了,母亲把这个‘孽种’扔进了河里。曹黑毛失去了生育能力,直到快50岁的时候,才抱养了两个孩子,养老送终;曹黑毛老人去了,我非常痛心,我没有讨回这个公道,我愧对于她。”

广州日报:如今你和山西在世的4位“慰安妇”幸存者接触多吗?

张双兵:我们打算4月份的时候再去看看她们,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同仁一起。这些年来,纪念馆也提供了挺多的帮助。

上一次在春节以前,曾经去看过她们,我一般都是三五个月就会去看一下她们。

这4位慰安妇幸存者都不是我家附近的。去年7月,我家阳泉的最后一位“慰安妇”幸存者曹黑毛老人去世了。

广州日报:老人的去世是不是对你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

张双兵:她们去世之后,我们的人证就没有了,尽管她们的证据还在,但是对日本政府来说,压力就小了。

广州日报:除了证据,对于你个人来说,是否也是一个痛苦的经历?

张双兵:这些老人去世了,我心里面会感到非常悲痛,去一个,我的心里头就悲痛好几天。就是在她们去世之前,我就担心,给她们看病、慰问,唉,因为都是九十多岁的人,身体也不好,去世是自然规律,谁也改变不了。

这件事做得值得

2015年10月13日,目前最后一位实名诉讼日本政府,要求其公开谢罪、赔偿的日军暴力性侵受害者——“慰安妇”张先兔在盂县西烟镇西村家中病逝,终年89岁。

一次次的败诉,让张双兵十分痛苦,“跟那些老人一样,没法诉说啊”。

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张双兵烟也越抽越多。在说话的间隙,张双兵总是会忍不住咳嗽起来。他低沉的说话声,和不时的哀叹声,让人听起来情绪有些低落。

这些年来,他自费收集采访山西多地的“慰安妇”受害者资料,协助发起对日本政府的诉讼,多次出席国际“慰安妇”会议,并参与《二十二》《大寒》《揭秘日军“慰安妇”制度暴行》等多部“慰安妇”题材电影的拍摄。

广州日报:你还有没有继续进行调查的计划?

张双兵: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我刚刚也说过了,这些人年纪都大了,就算是找到当事人,这么大年纪了,她也很难说得清楚,而且其他的佐证也几乎没有了。

我打算在这两年,把这些年收集的历史证据统筹下来,再出一本书。

广州日报:从1982年开始到现在37年了,是什么支持着你这么多年做这件事?

张双兵:从1971年开始当老师,2013年退休,今年已经66岁了,也有亲戚朋友问过这个问题。关于做这件事的意义,我说不上来,但是我感觉这件事情做得值得。不管如何,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我把它揭开了,也记录下来了,也算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我们向日本政府也提出过索赔的要求,尽管日本政府不愿意赔偿,我们败诉了,但是这件事引起了国际范围的关注,我们并非毫无所得,我觉得应该为受害者做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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