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了剥夺睡眠，人类都做过哪些疯狂的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是“世界睡眠日”，两个跟睡眠相关的话题在昨天登上了热搜：“3亿中国人有睡眠障碍”、“年轻人报复性熬夜”。这两个话题都已经不算新鲜，每年有新的数据公布后都会刷一波讨论，今年给出的数据有：
75%的90后晚上11点后入睡 / 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38.2% / 84%的90后存在睡眠困扰……
（数据来自丁香医生与健康报移动健康研究院发布的《2019国民健康洞察报告》）
其实11点睡觉，对于很多人来说，也算早睡了。“缺觉”的普遍也带动了睡眠经济的兴起，从睡眠保健品、睡眠药品到助眠器械、助眠课程、减压睡眠舱等应有尽有。但好的睡眠，是否是能用钱换来的东西？
睡眠这东西脾气很怪，不要它，它偏会来；请它，哄它，千方百计地勾引它，它便躲得连影子也不见。可把我们睡眠拐跑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呢？在历史上，人类为了剥夺睡眠，做过很多疯狂的事。
1
是谁下了咒语，拐跑了我们的睡眠？
“年轻人报复性熬夜”热搜中给出了这么个数据——90后是最缺觉的一代。这不知道跟你的生活经验符合不符合，虽然我因为各种原因睡得不多，但我父母睡得比我更少。人年龄大了睡眠质量容易下降，睡不安稳醒得还早。小学健康课本上写人一天平均得睡够10个小时，小学毕业后我再也没睡过那么久了。
来自电影《牵线》（Set It Up 2018）的熬夜加班画面。
那么，本该用来睡觉的时间都用来干什么了呢？无非三个选项：工作、玩、干耗着。不少夜猫子型劳工，只有到深夜才能提起劲儿干活。也有不少人被逼无奈，当明早就是DDL，今夜你通宵不通宵？而为“玩”熬夜的，无非是在一天结束前，为自己“偷”来一点时间，谁都知道熬夜害处大、补觉不管用，但一整天都不为自己活着，更憋屈更难受。所以年轻人一边在早晨后悔晚上熬夜修仙，到了晚上又熬夜熬得飞起。但更难受的是失眠躺床上干耗着，数到第100只“山羊”、1000只“水饺”
（谐音“睡觉”）
，却越数越精神……
“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还有心情发出这种凄婉感慨的川端康成，明天不用上班。
真实的失眠有多痛苦，作家钟怡雯有篇《垂钓睡眠》写得蛮真切：
“一定是谁下了诅咒，拐跑了我从未出走的睡眠。闹钟的声音被静夜显微数十倍，清清脆脆地鞭挞着我的听觉。凌晨三点十分了，六点半得起床，我开始着急，精神反而更亢奋，五彩缤纷的意念不停在脑海走马灯。我不耐烦地把枕头又掐又捏。陪伴我快五年的枕头，以往都很尽责地把我送抵梦乡，今晚它似乎不太对劲……它把那个叫睡眠的家伙藏起来还是赶走了？”
这个故事说明，如果你有睡眠障碍的话，最好别用闹钟。
《垂钓睡眠》，作者：（马来西亚）钟怡雯，版本：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
只有极个别的人会从失眠的状态中获益，比如严歌苓。她在重度失眠恍惚的状态下，会产生平常没有的灵感，就像她在小说《失眠者的艳遇》中所写道的：“他是个像我一样的著书者；那种对自己潜力、才华期望过高，夜夜熬自己、榨自己，想最终从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榨出伟大声名的一类人，他们在每个世纪、每个时代、每个国度都占据一个彻夜长明的窗。”严歌苓说在失眠的状态下，她对世界的认识就像毕加索的画，是多维度的，但她还是把失眠治好了，她不愿意为了文学而牺牲一切。
对，失眠是一种病，一种现代病，它不是靠吃安眠药和褪黑素就能全部解决的。助眠药物和器械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产业，但难说它们是否真的有用
（安眠药和褪黑素我恰好都吃过，褪黑素不太管用，安眠药虽然能让我入睡，但第二天醒来没有精力恢复的感觉）
。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失眠症和《百年孤独》里的失眠症同样的魔幻。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有一种会传染的失眠症，感染后的村民能50多个小时不睡觉，起先村民还很开心，醒的时间长意味着能多干活。但后来村民们发现，失眠会导致健忘，甚至会遗忘什么是桌子，什么是香蕉。
现代失眠症也能“传染”，但不是病理意义上的传染。
电影《失眠》（2017）讲述了一个全家人失眠的惊悚故事。
2
观念，让我们放弃睡眠
清醒的直观价值高于睡眠
《哈利·波特》里那么多有意思的东西，如果让你选一样你会选什么？我会选赫敏的时空转换器。这个金色计时器每转一次，时间就会倒回一小时，模范生赫敏利用它同时上好几门课。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能把24小时变成48小时的宝物，想让清醒的时间延长，只能压榨睡眠。
时空转换器，《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Harry Potter and the Prisoner of Azkaban 2004）剧照。
对睡眠的侵蚀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人们每天都要比1900年的人们少睡1.5个小时，40%的中国人工作日睡不满7小时。在北美，如今成年人平均每晚睡6.5小时，上一代的数据是8小时，而20世纪初的数据是10小时。
（数据来源：新京报《别再劝了，我们不睡》；《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
“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觉。”这句俗谚在今天正渐渐失去效力。
不论是为了延长白天而熬夜，为了实现自我而熬夜，为了工作而熬夜，这种取舍的背后都存在一种价值判断，即在做选择的时刻，清醒的意义高于沉睡。我们愿意用损伤身体的代价，来换取金钱或者快乐。我们得承认，虽然遍地的科普文章和视频都在说睡眠能帮助恢复精力、帮你美容、帮你塑造良好的记忆力，但这些都没有看篇小说的快乐、完成工作的如释重负来得实在，这些实在的满足感，都需要在清醒的状态下才能完成。
清醒创造的价值要高于睡眠，这是在西方近几百年中渐渐产生的观点。从亚里士多德到文艺复兴时期，睡眠是一种保护性和恢复性的行为。但到了17世纪，旧有的睡眠观与强调理性和生产力的现代观念不再相容。从此以后出现了一批诋毁睡眠的思想家，笛卡尔、休谟、洛克就认为睡眠无助于思考求知。休谟在《人性论》的开篇中提及睡眠、狂热与疯癫一道构成了人们追求知识的屏障。
到后来睡眠甚至与“失败者”画上了等号。尼采恐惧睡眠，他会尽量让自己不睡觉，以嘲讽的语气讥讽睡眠：“困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马上就会安睡。”只有失败者才一天睡8个小时，这种想法在美国自诩精英的那批人里并不少见。你会看到他们早上拿着咖啡走进办公室，吹嘘自己昨晚“只睡了一分钟”。拿破仑说一天需要睡8小时的都是傻瓜，比尔·克林顿竞选总统时吹嘘自己只需要4小时的睡眠，特朗普也吹自己一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还要抱着手机睡，因为他想及时看到世界动态并发表评论……而不仅人如此，私人安保机构平克顿称自己是永不闭上的眼睛，纽约称自己是永不沉睡的不夜城……
英剧《伦敦生活》（2016）的一幕：在地铁中，疲惫的人群突然痛苦地号叫，随后又回归正常。
“睡眠大男子主义
（Sleep Machismo）
”，医学博士Qanta Ahmed 2010年在《赫芬顿邮报》用“睡眠大男子主义”来指代吹嘘精力旺盛的现象。《赫芬顿邮报》的创始人Arianna Huffington认为这是一种男性工作文化，用吹嘘熬夜来表现自己的敬业，当女性进入工作场所后，也受到这种大男子主义的影响。
对精力的狂热追求，在中国也存在，网上流传着华尔街高管精力旺盛、仅睡4个小时、依靠健身保持身体健康的故事，现实中也有着“早睡是老年人作息”的调侃，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讨论熬夜并不是为了吹嘘，而是为了疏解无奈。若不是生计所迫，谁不想天天睡到自然醒呢？若不是白天自我被挤压得无处容身，谁又想以消耗自己为代价，进行报复性熬夜呢？
3
睡眠研究不只是医学领域的议题
前几年“葛优瘫”火起来后，又火了一组摄影“中国睡”。在中国上海生活了7年的德国摄影师恩德·哈格曼
（Bernd Hagemann）
，用镜头记录了随时随地都能入睡的中国人。哈格曼感受到了平和中国人的随遇而安，后来出版的影集也被归到了“幽默”的类别中，但若是中国人来看，若笑得出来，也应是苦笑。
哈格曼“沉睡的中国人”网站。西方人通常不会在公共场合小憩，也不会在出租车里打盹，所以他们会觉得这种不需要床垫的睡眠很不平常。
哈格曼拍到的人大多衣着朴素甚至简陋，他们有的在火车上睡，有的在公园长椅上睡，有的在大卡车底下睡，有的一堆人挤在一起用衣服盖着头在马路牙子上拥着睡……白天本该清醒着完成夜晚无法完成的价值，可他们却疲惫不堪地睡着了。
我们的睡眠，正在被剥夺。只能见缝插针地补回来。这也是睡眠长久不被重视的原因，在今天，广泛存在的三班倒工作机制正是睡眠被剥夺的体现之一，雇主认为夜晚“丢失”的睡眠可以白天“补”回来，可丢失的稳定身体作息节律，是怎么补也补不回来的。
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中，艺术史学家乔纳森·克拉里用一幅画来分析现代社会对睡眠剥夺的根由——《夜里的阿特莱特棉纺厂》，出自19世纪英国画家约瑟夫·赖特
（Joseph Wright of Derby）
。许多历史书把这幅画解读为表现工业革命对乡村的影响，这在乔纳森·克拉里眼中是误读，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当时的人们并没有直接受到工业化的影响。
约瑟夫·赖特作品《夜里的阿特莱特棉纺厂》。
画面中，在被云遮挡的圆月下，一片乌漆的森林里，有一幢六七层高的砖楼。棉纺厂的窗户透出煤油灯的灯光。在克拉里看来，这体现了从农业环境中兴起的资本主义，与环境本身的不协调关系。在浓重的夜色中，灯光体现了棉纺厂在全速运行，结合当时的历史，厂里应该有不少童工连轴转操纵着机器。它打破了传统农业生产所遵循的时间规则，将人从生他养他的自然之中分离出来。砖楼和暮色深林的对比，所表现的正是尽管二者物理距离不远，但注定无法兼容。改造自然时间成为了资本主义的重要任务，睡眠是摆在它面前的最后的“自然屏障”
（马克思语）
，你永远无法克服它，但可以剥夺它。
为了剥夺睡眠，为了维持社会不间断的运转，人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如累死人的三班倒。而信息技术和注意力经济的发展，让人们的睡眠进一步被新闻、娱乐等信息侵占，私人时间与职业时间的界限，也被彻底压垮了。
《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作者：（美）乔纳森·克拉里，译者: 许多 沈清，版本：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2015年9月
乔纳森·克拉里的观点比较激进，他对晚期资本主义持绝对的反对态度，并浪漫地期望“睡眠”能成为抵御资本主义的最后力量。与《24/7》类似的睡眠文化研究，大概在二十年前开始陆续出现，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有历史学者A. Roger Ekirch，他在《我们失去的睡眠》和《白日的结束：过去的睡眠》中研究了工业化前的睡眠模式，挑起了后继学者对睡眠的兴趣：人类的睡眠也有历史，早期欧洲和北美的睡眠是分两段的，在两段睡眠中间通常会安排一小时左右的清醒活动。睡眠研究不只是医学领域的议题，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人文学科，也能对我们了解睡眠文化提供帮助。
在精力崇拜与生产力崇拜之下，人类为了剥夺睡眠，做过很多疯狂的事情。为了能让士兵长时间作战，美国政府曾投入巨额资金研究一种能够7天不眠不休飞行的候鸟，意图生产一种能让人7天保持清醒的药物；俄罗斯和欧洲太空联盟在90年代计划通过卫星将太阳光反射回地球，令地球“彻夜通明”。“治疗”这种疯狂引起的现代失眠症，不能依靠安眠药，也不能依靠市面上充斥的睡眠指南，更不能依靠每年世界睡眠日都会出现的“睡眠文化”呼吁。它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时也是权力博弈的问题。享受夜晚，享受安睡，本该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
作者：榕小崧
编辑：徐悦东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