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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剥夺睡眠,人类都做过哪些疯狂的事?

原标题:为了剥夺睡眠,人类都做过哪些疯狂的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是“世界睡眠日”,两个跟睡眠相关的话题在昨天登上了热搜:“3亿中国人有睡眠障碍”、“年轻人报复性熬夜”。这两个话题都已经不算新鲜,每年有新的数据公布后都会刷一波讨论,今年给出的数据有:

75%的90后晚上11点后入睡 / 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38.2% / 84%的90后存在睡眠困扰……

(数据来自丁香医生与健康报移动健康研究院发布的《2019国民健康洞察报告》)

其实11点睡觉,对于很多人来说,也算早睡了。“缺觉”的普遍也带动了睡眠经济的兴起,从睡眠保健品、睡眠药品到助眠器械、助眠课程、减压睡眠舱等应有尽有。但好的睡眠,是否是能用钱换来的东西?

睡眠这东西脾气很怪,不要它,它偏会来;请它,哄它,千方百计地勾引它,它便躲得连影子也不见。可把我们睡眠拐跑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呢?在历史上,人类为了剥夺睡眠,做过很多疯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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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下了咒语,拐跑了我们的睡眠?

“年轻人报复性熬夜”热搜中给出了这么个数据——90后是最缺觉的一代。这不知道跟你的生活经验符合不符合,虽然我因为各种原因睡得不多,但我父母睡得比我更少。人年龄大了睡眠质量容易下降,睡不安稳醒得还早。小学健康课本上写人一天平均得睡够10个小时,小学毕业后我再也没睡过那么久了。

来自电影《牵线》(Set It Up 2018)的熬夜加班画面。

那么,本该用来睡觉的时间都用来干什么了呢?无非三个选项:工作、玩、干耗着。不少夜猫子型劳工,只有到深夜才能提起劲儿干活。也有不少人被逼无奈,当明早就是DDL,今夜你通宵不通宵?而为“玩”熬夜的,无非是在一天结束前,为自己“偷”来一点时间,谁都知道熬夜害处大、补觉不管用,但一整天都不为自己活着,更憋屈更难受。所以年轻人一边在早晨后悔晚上熬夜修仙,到了晚上又熬夜熬得飞起。但更难受的是失眠躺床上干耗着,数到第100只“山羊”、1000只“水饺”

(谐音“睡觉”)

,却越数越精神……

“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还有心情发出这种凄婉感慨的川端康成,明天不用上班。

真实的失眠有多痛苦,作家钟怡雯有篇《垂钓睡眠》写得蛮真切:

“一定是谁下了诅咒,拐跑了我从未出走的睡眠。闹钟的声音被静夜显微数十倍,清清脆脆地鞭挞着我的听觉。凌晨三点十分了,六点半得起床,我开始着急,精神反而更亢奋,五彩缤纷的意念不停在脑海走马灯。我不耐烦地把枕头又掐又捏。陪伴我快五年的枕头,以往都很尽责地把我送抵梦乡,今晚它似乎不太对劲……它把那个叫睡眠的家伙藏起来还是赶走了?”

这个故事说明,如果你有睡眠障碍的话,最好别用闹钟。

《垂钓睡眠》,作者:(马来西亚)钟怡雯,版本: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

只有极个别的人会从失眠的状态中获益,比如严歌苓。她在重度失眠恍惚的状态下,会产生平常没有的灵感,就像她在小说《失眠者的艳遇》中所写道的:“他是个像我一样的著书者;那种对自己潜力、才华期望过高,夜夜熬自己、榨自己,想最终从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榨出伟大声名的一类人,他们在每个世纪、每个时代、每个国度都占据一个彻夜长明的窗。”严歌苓说在失眠的状态下,她对世界的认识就像毕加索的画,是多维度的,但她还是把失眠治好了,她不愿意为了文学而牺牲一切。

对,失眠是一种病,一种现代病,它不是靠吃安眠药和褪黑素就能全部解决的。助眠药物和器械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产业,但难说它们是否真的有用

(安眠药和褪黑素我恰好都吃过,褪黑素不太管用,安眠药虽然能让我入睡,但第二天醒来没有精力恢复的感觉)

。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失眠症和《百年孤独》里的失眠症同样的魔幻。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有一种会传染的失眠症,感染后的村民能50多个小时不睡觉,起先村民还很开心,醒的时间长意味着能多干活。但后来村民们发现,失眠会导致健忘,甚至会遗忘什么是桌子,什么是香蕉。

现代失眠症也能“传染”,但不是病理意义上的传染。

电影《失眠》(2017)讲述了一个全家人失眠的惊悚故事。

2

观念,让我们放弃睡眠

清醒的直观价值高于睡眠

《哈利·波特》里那么多有意思的东西,如果让你选一样你会选什么?我会选赫敏的时空转换器。这个金色计时器每转一次,时间就会倒回一小时,模范生赫敏利用它同时上好几门课。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能把24小时变成48小时的宝物,想让清醒的时间延长,只能压榨睡眠。

时空转换器,《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Harry Potter and the Prisoner of Azkaban 2004)剧照。

对睡眠的侵蚀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人们每天都要比1900年的人们少睡1.5个小时,40%的中国人工作日睡不满7小时。在北美,如今成年人平均每晚睡6.5小时,上一代的数据是8小时,而20世纪初的数据是10小时。

(数据来源:新京报《别再劝了,我们不睡》;《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

“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觉。”这句俗谚在今天正渐渐失去效力。

不论是为了延长白天而熬夜,为了实现自我而熬夜,为了工作而熬夜,这种取舍的背后都存在一种价值判断,即在做选择的时刻,清醒的意义高于沉睡。我们愿意用损伤身体的代价,来换取金钱或者快乐。我们得承认,虽然遍地的科普文章和视频都在说睡眠能帮助恢复精力、帮你美容、帮你塑造良好的记忆力,但这些都没有看篇小说的快乐、完成工作的如释重负来得实在,这些实在的满足感,都需要在清醒的状态下才能完成。

清醒创造的价值要高于睡眠,这是在西方近几百年中渐渐产生的观点。从亚里士多德到文艺复兴时期,睡眠是一种保护性和恢复性的行为。但到了17世纪,旧有的睡眠观与强调理性和生产力的现代观念不再相容。从此以后出现了一批诋毁睡眠的思想家,笛卡尔、休谟、洛克就认为睡眠无助于思考求知。休谟在《人性论》的开篇中提及睡眠、狂热与疯癫一道构成了人们追求知识的屏障。

到后来睡眠甚至与“失败者”画上了等号。尼采恐惧睡眠,他会尽量让自己不睡觉,以嘲讽的语气讥讽睡眠:“困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马上就会安睡。”只有失败者才一天睡8个小时,这种想法在美国自诩精英的那批人里并不少见。你会看到他们早上拿着咖啡走进办公室,吹嘘自己昨晚“只睡了一分钟”。拿破仑说一天需要睡8小时的都是傻瓜,比尔·克林顿竞选总统时吹嘘自己只需要4小时的睡眠,特朗普也吹自己一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还要抱着手机睡,因为他想及时看到世界动态并发表评论……而不仅人如此,私人安保机构平克顿称自己是永不闭上的眼睛,纽约称自己是永不沉睡的不夜城……

英剧《伦敦生活》(2016)的一幕:在地铁中,疲惫的人群突然痛苦地号叫,随后又回归正常。

“睡眠大男子主义

(Sleep Machismo)

”,医学博士Qanta Ahmed 2010年在《赫芬顿邮报》用“睡眠大男子主义”来指代吹嘘精力旺盛的现象。《赫芬顿邮报》的创始人Arianna Huffington认为这是一种男性工作文化,用吹嘘熬夜来表现自己的敬业,当女性进入工作场所后,也受到这种大男子主义的影响。

对精力的狂热追求,在中国也存在,网上流传着华尔街高管精力旺盛、仅睡4个小时、依靠健身保持身体健康的故事,现实中也有着“早睡是老年人作息”的调侃,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讨论熬夜并不是为了吹嘘,而是为了疏解无奈。若不是生计所迫,谁不想天天睡到自然醒呢?若不是白天自我被挤压得无处容身,谁又想以消耗自己为代价,进行报复性熬夜呢?

3

睡眠研究不只是医学领域的议题

前几年“葛优瘫”火起来后,又火了一组摄影“中国睡”。在中国上海生活了7年的德国摄影师恩德·哈格曼

(Bernd Hagemann)

,用镜头记录了随时随地都能入睡的中国人。哈格曼感受到了平和中国人的随遇而安,后来出版的影集也被归到了“幽默”的类别中,但若是中国人来看,若笑得出来,也应是苦笑。

哈格曼“沉睡的中国人”网站。西方人通常不会在公共场合小憩,也不会在出租车里打盹,所以他们会觉得这种不需要床垫的睡眠很不平常。

哈格曼拍到的人大多衣着朴素甚至简陋,他们有的在火车上睡,有的在公园长椅上睡,有的在大卡车底下睡,有的一堆人挤在一起用衣服盖着头在马路牙子上拥着睡……白天本该清醒着完成夜晚无法完成的价值,可他们却疲惫不堪地睡着了。

我们的睡眠,正在被剥夺。只能见缝插针地补回来。这也是睡眠长久不被重视的原因,在今天,广泛存在的三班倒工作机制正是睡眠被剥夺的体现之一,雇主认为夜晚“丢失”的睡眠可以白天“补”回来,可丢失的稳定身体作息节律,是怎么补也补不回来的。

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中,艺术史学家乔纳森·克拉里用一幅画来分析现代社会对睡眠剥夺的根由——《夜里的阿特莱特棉纺厂》,出自19世纪英国画家约瑟夫·赖特

(Joseph Wright of Derby)

。许多历史书把这幅画解读为表现工业革命对乡村的影响,这在乔纳森·克拉里眼中是误读,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当时的人们并没有直接受到工业化的影响。

约瑟夫·赖特作品《夜里的阿特莱特棉纺厂》。

画面中,在被云遮挡的圆月下,一片乌漆的森林里,有一幢六七层高的砖楼。棉纺厂的窗户透出煤油灯的灯光。在克拉里看来,这体现了从农业环境中兴起的资本主义,与环境本身的不协调关系。在浓重的夜色中,灯光体现了棉纺厂在全速运行,结合当时的历史,厂里应该有不少童工连轴转操纵着机器。它打破了传统农业生产所遵循的时间规则,将人从生他养他的自然之中分离出来。砖楼和暮色深林的对比,所表现的正是尽管二者物理距离不远,但注定无法兼容。改造自然时间成为了资本主义的重要任务,睡眠是摆在它面前的最后的“自然屏障”

(马克思语)

,你永远无法克服它,但可以剥夺它。

为了剥夺睡眠,为了维持社会不间断的运转,人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如累死人的三班倒。而信息技术和注意力经济的发展,让人们的睡眠进一步被新闻、娱乐等信息侵占,私人时间与职业时间的界限,也被彻底压垮了。

《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作者:(美)乔纳森·克拉里,译者: 许多 沈清,版本: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2015年9月

乔纳森·克拉里的观点比较激进,他对晚期资本主义持绝对的反对态度,并浪漫地期望“睡眠”能成为抵御资本主义的最后力量。与《24/7》类似的睡眠文化研究,大概在二十年前开始陆续出现,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有历史学者A. Roger Ekirch,他在《我们失去的睡眠》和《白日的结束:过去的睡眠》中研究了工业化前的睡眠模式,挑起了后继学者对睡眠的兴趣:人类的睡眠也有历史,早期欧洲和北美的睡眠是分两段的,在两段睡眠中间通常会安排一小时左右的清醒活动。睡眠研究不只是医学领域的议题,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人文学科,也能对我们了解睡眠文化提供帮助。

在精力崇拜与生产力崇拜之下,人类为了剥夺睡眠,做过很多疯狂的事情。为了能让士兵长时间作战,美国政府曾投入巨额资金研究一种能够7天不眠不休飞行的候鸟,意图生产一种能让人7天保持清醒的药物;俄罗斯和欧洲太空联盟在90年代计划通过卫星将太阳光反射回地球,令地球“彻夜通明”。“治疗”这种疯狂引起的现代失眠症,不能依靠安眠药,也不能依靠市面上充斥的睡眠指南,更不能依靠每年世界睡眠日都会出现的“睡眠文化”呼吁。它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时也是权力博弈的问题。享受夜晚,享受安睡,本该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

作者:榕小崧

编辑:徐悦东校对: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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