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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帅回应《地久天长》删节:不要再说道听途说的东西

原标题:王小帅回应《地久天长》删节:不要再说道听途说的东西

《地久天长》是王小帅导演的最新作品,将于3月22日上映。部分网友称《地久天长》在国内的公映版本较柏林电影节的版本进行了删改,譬如删去了王丽云夫妇堕胎之后被评上计划生育先进上台领奖的情节。对此,新京报记者在现场提问环节求证了王小帅导演。王小帅没等记者说完,就直接打断了提问:“这个电影,以在电影院看到的眼见为实,不要再说这些道听途说的东西。”

这部电影入围了第69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擒获双熊,影片主演王景春及咏梅分别拿下影帝影后,打破了华语电影在欧洲三大电影节的获奖纪录。电影片长三个小时,呈现的时间跨越逾三十年,两个家庭的悲剧裹挟于时代与社会之下。“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在人性与伪人性之间,我们每个人都会裹挟其中,自主不自主表达对社会的诉求和应对社会的压力。”

家庭、生活与时代是如何影响电影创作,电影又如何融入生活,如何展现时代呢?3月17日晚,作家马未都和《地久天长》导演王小帅、编剧阿美在晓岛书店进行了对谈,尝试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

3月17日晚,作家马未都和《地久天长》导演王小帅、编剧阿美在晓岛书店进行对谈。

血缘与人性的复杂纠葛

(《地久天长》)

实际上在展现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变化出乎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料。它在人性和伪人性之间表达一种理念。” 马未都解释,伪人性就是一个人在真实的人性上造了一个假的躯壳,进行虚假的行为和情感表达。他称:“伪人性当中有很多是社会文化制度和当时的条件使然。”他举例道,一个平时与你称兄道弟、和善的人代表一个职务去台上讲话时,可能会突然呈现出和生活中不一样的状态,这时候他的伪人性部分会占上风。《地久天长》中的计划生育主任李海燕,与主角王丽云一家本是挚友,但在职务关系下,却逼王丽云堕胎,这就是伪人性的一面。这种伪人性是“另一个由社会层面赋予他的一种人性的表达。”

马未都谈道,无论是何种文化和种族,家庭都是社会中最重要的一个构成。家庭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是亲情,而《地久天长》就在展现人和人之间的亲情。我们每个人在亲情中面临着情感的输出和输入,输出是你的表达,输入是你的接收,这些输入与输出很多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地久天长》是在述说两个小的家庭,这两个家庭如何进行情感表达?他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感情的出与入之间不停地接口。“无论这些情感的表达是否激烈,是否平缓,它其实都是一个事儿,都是要情感的衔接。”譬如当一个丈夫在输出激烈、愤怒的情感,妻子却在旁边哼曲唱歌,这种情感的衔接就是失衡的。

电影《地久天长》海报。

但人类的情感是复杂的,在这些情感中有着一种特殊的连接,就是夫妻之间的连接,这种连接不是由血缘来维系的。“由没有血缘的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生出一个有血缘的人,这是人伦理中最为复杂的一面。”

《地久天长》实际上就探讨了这种复杂的伦理关系。王丽云和刘耀君夫妇丧子,领养了和自己亲生儿子长得很相似的“刘星”,在他们三个人之间就产生了非常复杂的情感表达。在这种情况下,血缘和人性之间复杂的张力就呈现出来了。

马未都说他读到一则新闻,一位父亲因为他的儿子和自己长得不像,在街坊邻里的反复议论后,这位父亲在孩子快18岁时做了DNA测试,结果发现孩子不是亲生的,于是便产生了伦理困境,是起诉医院去找自己的亲生孩子,还是继续抚育呢?“血缘与人性之间,我们都希望人性要战胜血缘之间的纠葛,但是很困难,

(因为)

强大的文化背景,尤其是中国人对血缘的认知。”《地久天长》就有着对类似问题的探讨,在电影中血缘是占上风的,这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典型人文背景所导致的。

枝裕和电影《如父如子》海报。

不过在《地久天长》中,王丽云夫妇与养子之间的纠葛并没有占据太大篇幅,王小帅解释道,《地久天长》的重点并非探讨养子和血缘关系,而是整个时间和生命的跨度,“我觉得无论碰到什么事,劝大家首先要活下去。你别就好像是一个不满意,一个没得到

(就活不下去)

。只有活下去很多事情才能过得去,不管血缘关系也好,什么也好。”

王小帅:中国应该更加直面悲剧

王小帅出生于1966年,成长于贵州,亲历了中国社会的大变迁,他感到中国人的心理和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讲道,小时候母亲单位分的房子很小,一家四口都生活在里面,“一个小屋把床要摞起来。那个时候都考虑不到,父母那么年轻,他们怎么过他们的生活。”令他特别印象深刻甚至回想起来感到“惊人”的是,整栋单元楼都没有厕所,所以每家每户都在屋子里放上痰盂来做马桶,晚上睡醒常常会听到父母上厕所的声音。痰盂、自己家做的煤球,这些味道与东西是他成长中的重要记忆。

到了他儿子这一代,却与这些经历有着巨大的疏离。王小帅回忆道,在他儿子十岁左右,他带儿子回到乡下,看到几个农村的小孩在野地上点火,烧茅草与树枝。儿子看到时,却不解地问那是什么。长于北京和纽约的儿子对于火的理解就是煤气灶里的煤气,他不明白什么是火。“这种瞬间让我觉得社会的变化对人的心理影响,真的是非常大的。”

王小帅认为,现代社会需要他成长经历中底层社会的烟火气,“我就愿意去犄角旮旯走,接触这种东西,我觉得如果这种东西再没有了,我们生活真的是太干净了。”他表示,如果整个社会同质化的、娱乐化的东西变成了唯一性的东西,这对人其实是一种伤害。“比如说悲剧、悲喜剧或者不悲不喜的,或者底层那种揪心、伤心结合在一块的东西都没有,都消失了。我们害怕痛苦,害怕悲剧。好像现实很残酷了,我们娱乐一番就完了,那种心理是麻醉自己。这个东西其实是我最担心的。看点悲剧,我觉得是特别疗伤的。你比如看这个人那么苦,比我苦,你觉得自己还好一些了。你会释然一点。所以不要去害怕,不要去躲避它。相反我们国家更多地应该更加直面地去讨论、面对悲剧。”

马未都则表示,《地久天长》这部电影“表现了极强的一个我们中国最普通的最底层的烟火气。”他也表示,生活中需要体验酸甜苦辣,看电影也需要体会悲剧和悲喜剧的力量。

对三线建设的特殊情结

在王小帅的成长经历中,“三线建设”也是他所经历的特殊历史事件。1964年开始,中国为备战备荒,在内地省份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业、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数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等从北京、上海、东三省等地迁往西南和西北进行三线建设,许多家庭拖家带口就迁了过去,户口也都落到了那些城市。

王小帅只有5个月时就跟随父母来到了贵阳,一直在那边成长到13岁。他的父亲是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但为了不与妻、子分离,也辞掉了工作一起去了贵阳。“从此他就跟自己的职业毫无关系。他的一生就像电影一样,一个小小的变动,大局的变动,他人生轨迹就变了,直到他去世。”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大量三线企业倒闭关停,因企业改制,很多人希望回到自己的户籍所在地,但这是相当困难的。这些人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无根的群体,既无法彻底融入当地,也无法再回到祖籍。

见证了这些的王小帅看到这些群体被遗忘,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提,“他们待遇非常低,我们工厂退休的工人,一个月拿1100。一个月1100就算不错了,有的在职的工人,有时候一个月才拿八九百块钱。”他希望将这些记录下来。“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态度,我只是说我经历过,我要把他们留下来告诉大家。所以《青红》是第一个片子。在2003年开始市场化以后,我一直有这个梦想,我要把它做起来,记录。”

王小帅电影《青红》海报,讲述了三线建设二代的故事。

除了对三线城市的特殊情结,王小帅希望有电影来记录这些人的生活和变迁之外,他也希望拍摄一些类似《地久天长》这样讲述细腻的家庭和亲情关系的电影。他认为,中国的电影缺少对有血有肉的亲情和家庭的表达。他讲道,在样板时代,电影中的人物是没有配偶的,家庭和亲情的概念是笼统的,融在了集体社会和国家的概念里。现在的电影同样缺少细腻的、细节饱满的电影,在外在变迁和人的内在观念、情感处置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当下,电影除了作为科技电影来保证整个电影工业和整个电影的市场往前走以外,还需要更细腻的电影,“这种电影一方面是记录,一方面是情感的保留,还有就是作者的态度,这些都是促使我一直想做这种电影最基本的问题。”

马未都更是直言,现在的电影大概能分为两类,一类叫电影,一类叫科技电影。科技电影不太考虑情感的表达,“它考虑的是科技层面的,比如它希望在三分钟之内必须有个爆点,两分钟就得刺激一下。所以你往往看完科技大片特过瘾,但是出去以后你就忘了,你就过瘾一两小时。”他认为,中国人应该沉下心来,用一种沉静的心态去看电影和读书,作为曾经的文学编辑,他感到“如果没有一个很细腻的文学表达和文学训练,对你一生来说都是一个缺憾。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更应该多看一点有文学滋养的东西,它能使你人生变得丰富,不那么干瘪。”

《地久天长》为什么采用非线性的叙事结构?

现场还有观众提问,电影为什么要采用一种不断闪回的转场方式,是否在剧本创作之初就采用了这样的结构。对此,编剧阿美回答,因为电影时间跨度很长,所以一开始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从

(上个世纪)

80年代一直写到当下。“最后是导演,对这个结构做了调整。”

王小帅称,一开始他很有野心,觉得只要有能力,就在电影里把整个中国的变化铺开。“可是我拿去拍的时候,我发现这完全是疯狂的一种想法。”因为时代变迁,需要大量布景,但他们的资金不足。他讲道,一开始他与一个地方政府协商,希望能获得资金支持或行政上的帮助。他们在那个城市找了一片相对保存完好的红楼街区,然后进行测绘并打算搬到那边搭景。“本来打算是

(2017年)

5月1号就开工动土,就把这个弄好。但是还是不行,因为资金量太大,所以我就蒙掉。 ”

之后,王小帅和编剧阿美商量对结构进行调整,“把我这个人物的故事、遭遇和悲剧,在剧本上,我就按时间给它切出来。”

王小帅谈道,现在拍电影有很多唐宋的基地,但五六十、六七十年代的房子和景致却没有保存下来,也没有这样的基地。当时他们设想,在当地建好基地之后里面可以开真的饭馆和食堂,也让周边退休的老工人进去做小买卖,旅游者过去也能吃到过去食堂的饭,玩一玩,之后其他人也可以在那个基地拍戏。但“没有实现,只能是留下电影里这些碎片”。

作者 新京报记者 吴鑫;实习记者 聂丽平

编辑 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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