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需要增强制造业的就业吸引力
需要增强制造业的就业吸引力
本报评论员欧阳觅剑
就业问题每年都是全国“两会”的热点，今年也不例外。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代表、委员们纷纷献言献策。
在3月12日的“部长通道”采访活动中，有记者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纪南提出与就业相关的问题，张部长指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是有一些情况也要引起重视，一是就业总量压力不减，二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三是新的影响因素还在增加。
结构性矛盾是指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一方面，求职者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另一方面，有机构的调查显示，一些地区、很多城市的求人倍率（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大于1，说明招聘的多于求职的。而招工难最突出的现象，是一些沿海地区的工厂在春节之后招不到足够的工人。这种现象几乎年年都会出现。
制造业招工尤其难。近期，光大证券发布了两份报告，解析这一现象，总结了两个原因。其一，近年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预计15-59岁人口在2019年和2020年还会继续下降。其二，“逃离”制造业而奔向服务业的现象比较明显，尤其是年轻人。
应该说，现阶段导致制造业招工难的，主要是第二个原因。实际上，虽然2018年劳动力总量、就业人员总量都较2017年有所减少，但城镇就业人数、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仍然是增长的。也就是说，制造业招工难是在劳动力供给总体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从《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看，自2012年以来，第二产业就业人数连年减少，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连年增长。这些年劳动力流动的趋势是，继续从乡村流向城镇、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也开始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
一些媒体文章用“宁愿送外卖，不愿去工厂”描述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择业心态。那为什么他们不愿意从事制造业的工作呢？
概括网友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制造业的工资不高，一些服务业的工资更高，例如快递、外卖；其次，制造业的工作不自由，年轻人不想被约束在工厂里甚至流水线上。正因为工厂的约束多，珠三角的工厂在以前劳动力充裕时选择多招女工，造成当地男女比例失衡。现在他们没有选择的空间了，在很多时候处于被选择的地位。
对于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很多人认为这是就业结构的优化。互联网平台发布了一些报告，证明自己能够为解决就业问题做出很大的贡献。例如，一个报告显示，在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共有2108万人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2017年第四季度美团的日均活跃配送骑手数达到53.1万人。这些情况似乎表明，服务业可以提供比制造业收入更高、更让人喜欢的工作。
但是，制造业就业的持续萎缩并不是好现象，至少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如此。
首先，对于广大的农民工来说，制造业的工资并不算低。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3444元，比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都高，在所列的服务业中，只比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低（快递、外卖应该包含在这一类中）。从“2017年城镇私营单位分行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看，制造业也比多数服务业高。
其次，快递、外卖等职业的工资高，金融业、商务服务业、技术服务业的工资更高，但这些高收入行业容纳的就业并不是太多，就算是在美国，这些高收入服务业提供的就业也与制造业有着数量级的差别。而可以容纳众多就业的零售业、住宿餐饮等服务业，工资水平是不如制造业的。
我们被互联网平台的亮丽数据振奋，但它们提供的就业实际上数量并不够大，美团的骑手只有几十万，滴滴司机达到千万级，但其中大多数是兼职。如果制造业就业持续萎缩，互联网平台提供的优质就业是不足以弥补空缺的，更何况互联网平台提供的就业在快速增长之后也会放缓。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制造业就业持续萎缩也是不利的。2017年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比降到了28.1%，只略多于德国、日本。如果制造业竞争力削弱，将不利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需要增强制造业对就业的吸引力，这就需要克服制造业的上述两大缺陷，工厂应该以工人为本，让他们共享发展成果。(编辑祝乃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