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本图画书，让小孩笑，成人也笑”｜彭懿专访

2019-03-12 | 浏览：

原标题：“我想做本图画书，让小孩笑，成人也笑”| 彭懿专访

“彭懿”这个名字，对关注过儿童文学、图画书的人来说，一定是熟悉的。但想要清晰明了地介绍他却仍然是个难题，因为可以挂在这个名字之前的头衔实在太多——

他是国内重要的儿童幻想文学作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了创作的高峰期；他是最早在中国介绍和研究图画书阅读的人之一，十三年前出版的《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对中国图画书推广所产生的作用，怎样讲都不为过；他翻译的图画书有几百本之多，涵盖了日本和欧美的诸多经典作品；从《怪物爸爸》到《巴夭人的孩子》《驯鹿人的孩子》，再到即将面世的《我用32个屁打败了睡魔怪》，他创作的十几本图画书也在近几年陆续出版；而在所有这些之前，他是学习昆虫学的理科生。

作为记者，去采访彭懿之前，准备工作都有些无从下手。因为，哪怕只看他的十几本图画书，也会产生一些困惑：这些故事，有些是温情而有着浪漫的想象的，有些是活泼搞笑的，还有些是通过摄影实现的纪实。也许是思维的局限或惯性，对一位作家、一位学者，我们已经习惯于将他的创作风格或研究方向做出最简单的概括，哪怕采访的结果是撕去片面的标签，在开始也需要先贴上一个。但面对彭懿，这个方法是失效的。

好在见到他本人之后，就疑惑不再，好像一切都找到了答案。彭懿身材很高，腰板挺直，不看资料很难猜出他的年龄，这两年，他去蒙古的极寒之地寻找驯鹿人，又到冬天的北疆拍摄雪景，彭懿说自己“特别强健”，不怕冷；他讲话时还带着来自东北老家的口音，思维敏捷又豪爽，记者每次提问总是刚说出一个话头，就马上被他接了过去。他旺盛的精力，对新事物的敏感与热情，哪怕只是相处一个小时，也能充分地感知到。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开始了兴盛期，到近十年图画书出版的热潮，风起云涌的三十年里，彭懿可能不是最畅销、名气最大的作家，却往往是引入新的概念，创造出新形式的人。借着新书《我用32个屁打败了睡魔怪》将要上市的机会，书评周刊的记者采访了彭懿，听他讲述自己的创作，以及对国内原创童书的观点和评价。

彭懿，文学博士，多年来游走于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既是作家、学者，也是一名摄影师和电影制作人。著有《世界图画书：阅读与经典》《世界儿童文学：阅读与经典》等理论专著，《我捡到一条喷火龙》《蓝耳朵》《灵狐少年》等长篇幻想小说及《怪物爸爸》《巴夭人的孩子》《萤火虫女孩》等原创图画书。

“我不喜欢那种糖葫芦式的结构”

新京报：从今年1月到现在，你接连出了《山楂村和狗獾村》《守林大熊》《我用32个屁打败了睡魔怪》这三本图画书？

彭懿：对，其实我出的图画书不算多，以前我一直写长篇幻想小说，图画书算上《我用32个屁打败了睡魔怪》，这些年一共只有15本。图画书不像写小说，我一个人在家里写，然后交给一个编辑他审完给你提意见，然后再终审就结束了。图画书我写出来之后要找到一个画家，这就很难，然后我们要成立一个团队，不断地要见面、要讨论，大家一遍一遍改。我的每本图画书打磨三年、四年都有的，时间最长的一本《怪物爸爸》花了整整七年。

《我用32个屁打败了睡魔怪》，彭懿著，田宇绘，接力出版社2019年3月版。

新京报：你这几年出版的作品，图画书占了绝大部分，这是有意的转向吗？

彭懿：2015年出版了最后一本长篇幻想小说《灵狐少年》，后来我就决定不再写长篇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人的作品是一种“糖葫芦结构”，他们自己会说是“系列”，设定一个人名，一个班级，用一个个小故事合成一本书，这其实是一种简单、讨巧的创作。我写长篇不是这样，我写的更像电影，从头到底一气呵成，充满悬念。读者可以一口气读完，但是我一口气写成就要写七八个月，所以我觉得特别累，写完之后也很难听到读者的意见，后来就不写了。另外，图画书给我提供了更多尝试的可能，我可以变换很多创作的方法，所以现在把精力都放在图画书上。

新京报：现在好像市场上那种糖葫芦似的系列故事很受欢迎。

彭懿：因为它阅读起来非常轻松。但我不会创作这种类型的书，我会写得更少，一年两三本图画书足够了，要写一本好一本。我更多的精力还是要放在创作好书上。好书做起来比较难，特别是图画书，像《我用32个屁打败了睡魔怪》算很快的，也用了半年多，画了九稿。

《灵狐少年》，彭懿著，晨光出版社2015年5月版。

新京报：你的图画书也有很多融入了幻想的元素，和写长篇幻想小说相比，两者的差别在哪些地方？

彭懿：对，因为我是幻想小说作家。相比于童话，幻想小说是给更大一些的孩子看的文学样式。幻想小说有不同样式，第一种，很多小说在现实和幻想之间有一扇门和通道，像《哈利·波特》，开头写他在姨夫家里遭受欺凌，这是现实的，后来他收到霍格沃茨的信，又到车站站台，就进入了幻想世界；再像《纳尼亚传奇》，是有一个壁橱，钻进壁橱就到了另一个世界。还有一种样式，就像《魔戒》，那个世界跟我们是永远隔绝的。第三种就是我常用的，幻想的事情一下子就出现了，没有那道门，日常的魔法就在我们身边发生，这种最容易让人相信，图画书比较薄，我一般会采取这种样式，不需要很多铺垫。

《仙女花开》，

彭懿

文、摄影，

索焱

绘，

接力出版社2018年4月版。

跟其他作家的不同在于，我也是一个研究者，所以我创作时会更多地考虑结构特征。比如《仙女花开》，我用了一个民间故事的躯壳，民间故事有很多特征——几乎没有心理描写，没有血腥场面，甚至没有地名人物。但是我最后的结尾是开放的，不是民间故事那样“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新京报：你在之前的采访里说过，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天赋型的作家，更讲究技巧多一些？

彭懿：我觉得有些作家是天生的。而我就得去学习，总结研究。但我觉得走到现在，即便到这个年龄，我还是有激情，想写出好书，不想“生产”。所以我不喜欢那种糖葫芦式的结构，因为这等于就是在生产，像做砖头一样，一排一排非常壮观，但每部作品全是一样的。我受不了，作家不能做这件事情，我必须变化。在那种故事里，前后情节没有关系，你也看不出人物的成长。我写的每部幻想小说，其实都是成长小说，图画书呢，因为它短，所以它凝固的是成长的瞬间。

彭懿

图画书它有自己的特点，因为读图画书的孩子那么小，故事不能有闪回，不能有回忆，一般很少用倒叙，他看不懂、理解不了，所以作家要知道这些特点。中国现在出了很多图画书，几千本，但是很多书就是见光死，你出了就出了，出了就没了，也没人知道。前两天我看到有一位年轻的画家，我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在简介里写，已经出了六本图画书。这是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书出来并不是成功，要真正能留下来才是。

新京报：但不是每一位画家都愿意用很长时间打磨一本图画书吧？

彭懿：所以我很少跟那种耐不得寂寞的人合作，我一开始就会判断出来。我跟九儿合作《妖怪山》，跟李海燕合作《萤火虫女孩》系列，开始都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这不是谁都能坚持的，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人不能接受，一开始就要考量好。所以我觉得做图画书，一个是执着，一个是热爱，真的是要特别地热爱。但一位画家能有五本这样的书的话，其实就很了不起，后来这几本书卖得都非常好，都重印了几次，她们的版税也不少了，所以如果坚持，还是可以生活得很好。

“国内原创图画书，变多了也变好了”

新京报：比起以前，这几年国内原创的图画书开始多起来了。

彭懿：变多了，也变得好了，而且这几年好像有个特点，就是原创有的时候卖得比引进版还要好，开始被接受了。好多年前我在日本的时候，他们就说，日本的本土的图画书要比引进版卖的好，现在我觉得我们有这个倾向。

《萤火虫女孩》《山楂村和狗獾村》《守林大熊》，彭懿著，李海燕绘，接力出版社2017年6月-2019年1月。

新京报：您当年出《图画书：阅读与经典》的时候，应该是国内最早在倡导图画书的人之一。

彭懿：是这样，我1988年去日本留学，就接触到了图画书，那时候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出图画书，一本书那么贵那么厚，根本没人会买。后来1999年，我有一个机会去大阪国际儿童文学馆做研究员，我在那个时候收集了所有的资料，带回来之后就开始研究，然后在2006年出版了这本《图画书：阅读与经典》。

那本书的体例和样式都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到现在应该卖了几十万册，每年都印好几次。当时我想的就是怎么能给家长写一本实用的书，百科全书式的，让他们能照着这本书来选书、买书。我做了一个评价体系，每本书得过安徒生奖或者什么什么奖，入选了什么推荐目录，比如纽约公共图书馆百本推荐书单，这都是我一个一个查出来的，现在你看我们出版的图画书都这么做，实际上是当时我创造出来的。这本书出来之后，很多出版社也照着书中的目录来买版权，它让我们图画书的起点站得非常高，之后几年我们引进的图画书都是经典，但现在引进的书就参差不齐了，有些很差。

新京报：因为参与进来的出版机构也有点太多了。

彭懿：现在很多的公司都进到图画书出版的市场，甚至有的时候去谈版权财大气粗，说“你有多少书，全买”。

《世界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彭懿著，接力出版社2012年12月版（此为《图画书：阅读与经典》的修订再版版本）。

新京报：《图画书：阅读与经典》是给家长、出版人推荐了一批经典书，现在新的图画书越来越多，你会怎么建议大家去挑选和判断这些新书？

彭懿：这个我没有做过。因为现在阅读推广人或者民间的阅读推广组织非常多，家长买书也比较理智，现在家长们都是很聪明的，在选书的时候都是会看很多评论、评价的。当然他们也会批评，觉得一本书很差就口诛笔伐，比如说一本书三观不正，很多家长就不舒服，对不对？他们的批评传播也很广，对图画书提出很多意见，反过来也对我们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京报：说起批评，好像有一些观点认为，像《格林童话》这样的经典童书，其中的一些元素已经不是很符合现代的三观，不是那么适合孩子读。你曾经对《格林童话》做过研究，觉得现在儿童读物越来越丰富，《格林童话》会渐渐淡出儿童阅读的市场吗？

彭懿：它不会。我觉得格林童话是一个源泉，因为它是民间故事，是文学最原初的一种样态，它的文字非常的简练，而且这些故事代代相传，极其吸引人。我们之所以说它有恐怖的东西，因为它是来自于民间，民间文学的特点就是有那种东西。比如把手指头伸进去，手指就断掉了，但是民间故事不会描写他怎么疼的，也不会描写流血的场面。

彭懿

我觉得只是在阅读上需要一些筛选和改写，民间故事绝对有它的魅力，所以格林童话应该是代代相传的，只是我们怎么去把握。你在网上一搜，《格林童话》大概有上千个品种，你怎么选择？比如你给一个幼儿讲本该是大孩子看的《格林童话全集》就不行，要给他们看筛去很多东西的改编本。那如果你读的是获得凯迪克奖的《白雪公主》的图画书，很大的开本，非常的美，你读完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女孩子。还有像我最喜欢的童话作家安房直子，她从格林童话中吸取了很多东西，我就很喜欢。

“我能想出32个屁，就很伟大了”

新京报：你好像是一个对新的事物特别敏感，特别有热情的人？

彭懿：是这样。另外我是学理科的，我对技术也感兴趣。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学习，这对我而言很重要。我创作，翻译，还摄影，研究性质的书就出过13本，而且我的职业也换过好多，我觉得我的特点就是永不停止。《我用32个屁打败了睡魔怪》中有一个情节，就是小孩做梦，每天晚上睡魔怪来抓他，他每次都跑得太慢被抓住，他就想，我要是穿上一双球鞋，是不是就跑得快了？他也不知道这有没有用，但我写了一句话，其实是我人生的一个总结：“不试又怎么能知道！”他就穿着球鞋睡觉，结果那天晚上跑得飞快。

《我用32个屁打败了睡魔怪》对我来说就算是一个挑战，我想写荒诞搞笑的童话，想挑战屎尿屁的主题，可是屎尿屁的问题在哪里？太脏了，画面怎么呈现？最后总而言之做成了，和我合作的画家田宇特别优秀，他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画得好玩极了。

新京报：你出了几本摄影图画书《巴夭人的孩子》、《驯鹿人的孩子》，还有摄影和绘画结合的《仙女花开》，这些形式都很特别，你是拍摄之后想到这些内容可以做成图画书的吗？

彭懿：是拍摄之前就想做。我以前在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当过五年导演，摄影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之后出过好几本摄影集，配上文字，卖得也很好，但那时候我还没有想过创作图画书。我开始做图画书之后，就突然间想，可不可以创造出来一种特别的摄影图画书？

《巴夭人的孩子》，彭懿著，明天出版社2016年1月版。

然后我去拍了《巴夭人的孩子》，当时的想法是，书只要能出版，就是一种肯定，可没想到书出来后卖到14万册，很多妈妈跟我说，孩子特别喜欢《巴夭人的孩子》。我想，是摄影图画书有它特别的魅力，如果是去画巴夭人的孩子，你画得再好再生动，读者看的时候也知道你是画出来的；再像《驯鹿人的孩子》，那些人生活在零下52℃，和鹿生活在一起，没有地种，没有水果吃，什么都没有，只是讲，没人相信，那我拍出来给你看，就有不一样的力量。

摄影图画书这个形式，我没有见别人做过，不敢说国外就一定没有这样的书，但我没有借鉴谁。有一些人不承认这样的书是图画书，但我不在意，我觉得我们能出版这样一本书，它就是一种样式，它存在着，我就觉得很满足。

新京报：现在摄影在你的生活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

彭懿：我每年有大半年都在外面跑！前一段时间我在新疆拍下雪，拍白桦林，可惜一直不下雪，以后还要去。今年7月份我要去意大利拍多洛米蒂山，10月份去英国拍一片迷幻的树林，我在西班牙也找到一片树林，也拍了几十天，就在那里等雾，等光。这些题材都在那儿，就好像自己有个抽屉似的，有时突然受到一点启发，就可能创造出来一本特别的书。

新京报：你接下来的作品还有什么样的尝试？

彭懿：我一直想尝试但又最难写的，是荒诞童话。有一套书《晴天有时下猪》，画家叫矢玉四郎，他写得非常荒诞，但又符合逻辑。你看了就会觉得，这么荒诞搞笑，他怎么能想出来。我想往这条路上走，但特别难，因为我不是那种天才。

《我用32个屁打败了睡魔怪》内页插图

《我用32个屁打败了睡魔怪》就是一本脑洞大开的爆笑荒诞的图画书，之后我还会和画家田宇合作一本图画书，同样是这个风格。我们想做成一本闹剧，让孩子充分释放他的天性。总给孩子读温情的图画书当然也可以，但有的时候需要这样搞笑的书，我觉得这才是最贴近孩子天性的。我想做出一本图画书，每一页都让人笑，不只是小孩笑，成人也笑。

新京报：国内原创的图画书，这种搞笑风格的确实很少，温情传统还是占据了主流。

彭懿：因为它特别难。我们的图画书多是传统、礼义、教育的，所以我一直想尝试。国外经典的图画书有很多这种风格，真的是没法超越。比如关于屎尿屁的，《是谁嗯嗯在我头上》就特别好，我第一次给小孩讲那本书，他笑得不行。还有宫西达也的《好饿的小蛇》，特别简单，但我想一辈子也没想出来，人家就想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