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可以“告老还乡”，但更需“本土培养”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秘书长敖虎山提交了题为《建立现代“告老还乡”制度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会发言，建议在政策层面上建立现代“告老还乡”的制度，为乡村振兴开辟一条新的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3月11日澎湃新闻）
文官致仕、武将解甲，是古代官员的基本归宿，这样做的好处是，社会发展能够持续地保持一种均衡，乡贤文化可得以延续和发扬。如今，在“乡村振兴”的现实语境下，鼓励退休官员告老还乡，做乡土社会中的“乡贤”，目的也是为了复兴和延续农村社会中的传统士绅精神。官员告老还乡，在形成新乡贤力量方面，无疑有着一定的优势，他们普遍接受过最先进的教育，有着开阔的眼界，不少人懂技术，并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非常有利于带动当地文化的修建与传承。另一方面，他们还有着较好的人际和资本资源，同时对故乡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懂得因地制宜，有利于带领人们走上致富路。
但对于官员告老还乡的可操作性，也有人提出了质疑。城市化浪潮让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资源向城市集聚，早些年凭借读书跃龙门的农家子弟，在长期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习惯了舒适现代的都市生活，已经失去了还乡诉求。另外，城乡之间的巨大落差也阻碍退休官员返乡，再者，官员退休待遇、医疗保障等生活要素均与所在城市深度绑定，如果返乡生活，势必增大他们的生活成本，增加不小的麻烦。当然，对于有意愿的、愿意克服困难的退休官员，可以鼓励其返乡，为乡村建设出谋划策，但相对建立“告老还乡制度”而言，在本土培养新乡贤显然更为高效可行。
其实，从当代乡贤的内涵来看，“乡贤”所涵盖的已不再局限于古时的士绅、精英群体。当代乡贤必然是主观性的，主要依赖于当地的民众对他的主观认定，也就是说，他不一定非得是精英，但一定是具有民间威望的个体。职是之故，当代乡贤的意涵关键在于这个个体能不能得到当地村民的信服和尊重，能否满足他们的普遍期待。乡村并不缺乏这样的人，他或许是村支书、或许是货车司机、或许就只是最普通无奇的一个村民。这些人因为生于斯长于斯，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民众情况了解颇深，他们在与村民的长期往来中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解决问题的智慧，并以此服众，同时产生民众对其的“呼应”效果，实际上这就已经具备了“乡贤”的性质。
因此，精英回流固然重要，长期生活在本乡本土的村民也更应该成为乡贤的主要来源，在精英回流尚有现实局限的前提下，对村民进行客观能力或影响力的培育，应是当前“乡村振兴”、培育新乡贤的首要工作。基层的村干部群体、有声望的个体、优秀村民，这些都是培育对象。在培育个体的同时，还应该对村民及村民组织进行赋权，给予农村社会组织成长空间，让村民在培育和实践中提升各方面的能力，打造当代的新乡贤队伍。若能培育出新时代的乡贤，再将之与返乡精英汇流，相信中国的乡村振兴必将迎来美好的春天。
■本报评论员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