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何在上海代表团全团会议上，有这么多代表谈到乡村振兴
摘要：“上海农业，说很小，但也很大。”
“我们试点种植的水稻，每斤大米卖到50元，现在供不应求，尝到了甜头。”当全国人大代表、崇明区委书记唐海龙报出崇明试种的1万亩无化肥、无农药大米的价格时，会场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崇明的农产品价格都很高啊。”“崇明就是应该生产这种高质量的农产品。”讨论声此起彼伏。
这是今天上午举行的上海代表团全体会议中的一幕。作为超大型城市，上海与乡村振兴的关系看似不大，但在上午的会议上，9位发言的代表中，却有3位不约而同谈到乡村振兴。
为什么要谈乡村振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国民首先关注的大背景，他特意数了数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乡村振兴的字数，“在回顾乡村振兴工作时只有半句，‘乡村振兴战略有力实施’，我的理解实际上只有‘有力实施’4个字，字字如金。谈到今年的乡村振兴工作时，用了2个自然段，242个字。”
唐海龙则从崇明的视角来问答这个问题。“上海农业，说很小，但也很大。”唐海龙举例说，包括浦东新区有一半土地是农田，崇明的这一数字更是达到83%。”如果从整个上海来看呢？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郊区和乡村面积占到上海陆域总面积85%左右，不仅地域规模大，更重要的是它所承载的功能不可或缺。
虽然农业面积所占比例高，但崇明却长期面临农村发展动能不足的问题。“怎么样发挥超大城市的独特优势，激活农村的 ‘沉睡资源’，增强发展动能，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唐海龙坦言。
唐海龙
唐海龙所说的农村“沉睡资源”指的是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性建设经营用地。“一家一户的小农村，没法跟大市场连接。大城市土地一定要流转，只有流转才能现代化。”据他介绍，崇明的承包地确权登记将在本月底实现100%，目前的土地流转率已由2017年的68%提升到86%，今年可达90%以上。
崇明出租车司机占上海出租车司机总数的比例不小，这些出租车司机大多在市中心工作、生活，他们的孩子也不再回到农村，宅基地处于闲置状态。“我们在探索，怎么为这些人提供货币化安置。”在谈到鼓励持有商品房的农户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时，唐海龙举了这个例子。
唐海龙的观点与陈国民不谋而合。“刚才唐海龙代表也讲到这一点。”陈国民接过话头，“我建议应破解制约乡村振兴的体制障碍，指导各地探索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用好农村闲置校舍、厂房、废弃地等整治，把零星分散的建设用地整合盘活，重点用于支持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和返乡下乡创业，同时对土地用途加强监管，杜绝农地非农化乱象，以有效解决好乡村振兴的土地问题。”
陈国民讲了一个故事。“我陪同外宾考察时，到了广西一个贫困地区，外宾看到了几个年轻的大学生搞电商，把农民的产品收上来，上网收上来。一番交流后，我在考虑如何把这个链条做长。”陈国民解释说，农民不仅仅是把东西卖出来，也可以入股分红。“电商做大了，利润做多了，农民也能够得利，这就是把产业链做长。”
陈国民
除了上海的乡村振兴，上海对口支援地区乡村振兴的话题也成了代表讨论的话题。闵行区委书记朱芝松提到，去年闵行区举办了对口支援地区农产品展销会，一次就卖了4800多万元。市场需求很大，但帮扶地区农产品要运出来时却遇到问题，“流通成本高、环节多，这个问题需要解决。”朱芝松建议，国家能否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和运费补贴。
朱芝松
为了更好地研究乡村，陈国民去年参加了上海人大组织的相关调研，“到政府部门、乡村、到田边、到村里调研。”他还预告，“在这次大会上，我们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也带来了相关议案，为彻底改变千百年来乡村贫困落后的面貌，实施农村、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目标努力。”
上午的会议结束了，但关于乡村振兴的话题还在继续。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正在准备自己的发言，主题也是乡村振兴，希望能够在全团、小组会议上多说说村里的事情、农民的心声。中午走出会场时，他告诉记者：“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想再抓紧时间改一改发言稿。”
栏目主编：张骏文字编辑：陈抒怡题图来源：视觉中国图片编辑：张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