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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谈疫苗安全:建“一盒一码”追溯体系

原标题:保疫苗安全 建“一盒一码”追溯体系

方来英

方来英

疫苗质量事关百姓生命安全,如何加强疫苗监管、中国疫苗质量到底如何、如何重拾老百姓对国产疫苗的信心……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方来英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专访,并为疫苗安全问题建言献策。

安全保障

疫苗监管要不断加强

北青报:针对去年出现的疫苗安全事件,您怎么看待国内现在的疫苗体系?

方来英:首先,大家可以参考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疫苗的评价,他们认为中国疫苗是安全的。就出现的质量、监管等问题来说,我们不要把个例变成一个普遍性的、一般性的规律,它只是个例事件。

其次,对于疫苗的监管肯定要不断加强,我们依然要研究整个监管体系设计。保障疫苗产品质量安全,最先是疫苗制造商的责任和义务,这是疫苗制造商必须要承担的,要围绕这个思想去设计监管手段和方法。

此外,不同事件要区别开看待,比如有的药品会出现不良反应事件,包括疫苗不良反应。因为任何一个药品、疫苗,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安全的,对于某个个体,可能会存在一些不良反应,百分之百不出事是不可能的。

为了整体利益必须要冒“风险”,如果不打疫苗,风险会更高。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上的成熟,这个“风险”会越来越低。

精准召回

建立药品疫苗追溯体系

北青报:对于推动疫苗安全建设,您有什么想法?

方来英:我建议通过建立药品追溯体系,保证药品、疫苗的品质和安全。万一出现药品安全事件可以迅速召回,甚至精准“定位”到某一个病人身上。

北青报:能否描绘一下“药品追溯体系”是什么样子?

方来英:有两个关键词,“一盒一码”“一码到底”。具体来说,就是要从产品的制造过程,到流通、使用等环节能够“一码到底”,做到“一盒一码”,是指每一个小盒子都标上一个码,精准识别。按照我们现代的技术是可以做到一盒一码的。而如果采用一个批次一个条码是有问题的,比如某一款真药,是“25078批次”,但假的药也可以冒充是“25078批次”的。

北青报:建立药品追溯体系有哪些现实意义?

方来英:一方面,可以精准定位药品流向,能查到末端的消费者,知道是谁买了这盒药,万一出现问题可以及时精准地召回。

另一方面,可以形成药品大数据,尤其是有助于药品打假。比如,一批次的药品有五万盒,结果市场上发现有六万盒,那肯定有一万盒是假的,我们可以利用药品追溯体系精准地定位假药,这对于百姓的用药安全也有好处。

另外,要建立追溯系统肯定会采用现代的信息化技术,这对于推动药品物联网建设也会有好处。比如,现在的医院向智能化、电子化发展,药品追溯体系建设能为今后的物联网建设奠定基础和条件,进而有效降低社会管理成本,我们有能力来做这个事情。

如何实现

建立关于编码的国标体系

北青报:您设想中的药品追溯体系要通过哪些渠道去实现?

方来英:我们应该建立国家标准体系,也就是关于编码的国家标准体系。依靠标准的建立,确立规则。如果大家真的认识到药品追溯体系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有帮助,那就应该让整个药品所有参与者共同努力,包括制造商、物流、医生、药剂师等,大家都有义务、有责任共同遵守规则。

确立标准、形成共识成为我们从业者的共同义务。这其中会涉及到一些具体环节,怎么启动、怎么赋码、隐私保护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法律体系建设和技术手段去实现,用三四年时间做出来应该不难。

处罚力度

应加大对制造商个人的处罚

北青报:今后,要如何建立起公众对国产疫苗的信心?

方来英:老百姓有选择进口疫苗还是国产疫苗的权利,但对于中国的疫苗我们也要有信心。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疫苗是有评价的,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疫苗生产国,也是世界上少数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全部免疫规划疫苗需求的国家之一。国产疫苗数量不仅满足了国内接种需求,还出口供国际组织采购。

北青报:出现疫苗安全问题之后,要如何加大处罚力度?

方来英:我认为应该加大对当事者的处罚力度,也就是对疫苗制造商个人的处罚,比如疫苗企业所有者、董事会成员、股东等管理者、经理层,以及一些具体的实施人员,有必要可以直接追究刑事责任,附带经济罚款,也可以进行民事处罚,作赔偿。但我们现在处罚措施很多都在罚钱,我觉得现在对个人处罚的力度还不够,应该建立起严厉的惩罚措施,从源头抓起,提高生产企业的责任感,让个人不敢违法,从而切实保证疫苗安全。

文/本报记者蒋若静张小妹

摄影/本报记者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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