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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节后招工既“贵”且“难” 普工返工奖金最高飙至五千元

原标题:长三角节后招工既“贵”且“难” 普工返工奖金最高飙至五千元

长三角节后招工既“贵”且“难” 普工返工奖金最高飙至五千元卢常乐;詹济玮;金陈怡

本报记者卢常乐实习生詹济玮金陈怡上海报道

导读

尽管目前招工服务的产业链已经比较完备,但劳务工人不断减少让这个由市场自发形成的招工产业供需链条,正面临着“无米之炊”。

春节过后,一年又一年的节后用工高峰接踵而至。

在全国各地陆续迎来节后返程高峰的同时,长三角的不少制造业企业开始再次面对“招工难”的竞争难题,为了能够招聘到充足的工人顺利开工,不少制造企业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

在上海松江和浙江桐乡,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了解到,当前针对普工的“抢人”大战正在全面升级,成为当前长三角劳务市场现状的一个重要缩影。

一方面,2019年春节后返程劳务工数量减少的状况更加凸显,致使企业招工成本被迫再度提升。集中体现在今年春节后,长三角不少制造企业被迫在劳务市场用“高价买人”的招工方式。

另一方面,围绕这一关键市场需求,多年来赖以依存的招工服务产业链也开始出现新的市场动向:假期学生工成为市场“香饽饽”以解短期用工之需,同时往年用于生产旺季的劳务工返工奖励机制,最高飙至万元。

种种迹象表明,在产业结构调整与更替交叠的当下,长三角地区的蓝领工人缺口正越演愈烈,逐渐成为众多制造类企业生存与发展道路上一条重要阻碍。

郁闷的招工产业链

2月25日,周一,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来到了松江区人才市场,5号楼一楼大厅内的简历投放处空空荡荡,并无一人。

据了解,因为要配合“2019春风行动”在区内各街镇顺利展开,目前松江区人才服务中心每周末召开的招聘活动已经暂停至3月底。在此期间,松江区将在各街道社区共举办17场招聘活动。

一位人才服务中心的现场工作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尽管松江区的“春风行动”招聘活动还有一个多星期,但目前各街道社区的企业招聘摊位余量已经不足,企业需自行联系各个社区街道询问是否有参会的机会。

事实上,在此时的上海松江,类似的招聘会正备受制造企业关注。作为G60科创走廊的核心承载区,区域内大小分布着大量劳动密集型的电子加工制造企业,每年春节假期一过,类似的招工“抢人”大战便即刻上演。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了解到,近年来,以上海松江为缩影,长三角地区的普工“抢人”现象愈发激烈,招人难的市场供需矛盾更是直接催生出新的相关市场服务产业链,以及新的招工抢夺对象。

“劳务中介服务机构的大量产生,也是近年来企业用工竞争愈演愈烈的结果。”上海罗荔企业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道友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纵向上来看,当前的招工产业链一般分为两个层级,分别是劳务派遣公司作为服务商是一级代理,劳务中介所和省区代理则是二级代理,前者服务满足于制造企业招工的需求,后者则负责面向劳力市场招收工人。

在距离松江人才服务中心不远的街道上,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看到大小各式装修的劳务中介门店林立,附近工厂的用工信息实时地滚动在门口的液晶显示屏上,随处可见。甚至一些装修简陋的中介门店更是在门口竖立一块黑板,简单地用粉笔写上招工信息就能够对外营业。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解到,尽管目前招工服务的产业链已经比较完备,但服务环节也仅是整个产业供应链的中间环节,劳务工人不断减少让这个由市场自发形成的招工产业供需链条,正面临着“无米之炊”的源头挑战。

在采访中,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还了解到,为解决短期的用工荒,当前很多招工服务机构正尝试扩大与职业院校之间的合作,通过到职校“抢夺”实习学生带到生产线上工作,以试图阶段性地解决制造型企业急用人的“燃眉之急”。

“在寒假、暑假的时候,学生工会是企业生产旺季时一个很好的劳力补充,也是当前劳力逐渐紧缺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一位从事劳务中介服务多年的业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学生工的劳务成本较低、易于管理的特点,已经逐渐成为近年来招工市场上的“香饽饽”,但其也仅能短期扮演补充劳力的角色。

“高价买人”成趋势

不仅只有上海,沿着G60高速一路向西,春节后招工难的问题也在浙江桐乡出现。

浙江桐乡经编行业协会会长王振波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去年11月至今,因订单量锐减,成本提升导致利润空间骤减,桐乡与濮院两地众多经编作坊企业停工待业,导致工人流失严重,直接影响春节后的招工市场。

“很多人觉得在老家做一份工作也能挣不少了,年轻人觉得做普工还不如去送外卖和快递挣钱多。”王振波无奈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长三角地区当前的劳务薪资吸引力已经明显不足,甚至也竞争不过同样缺工的互联网服务业,这或许是当前制造企业大面积面临用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于此,劳务的成本增长就成为当前不少制造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间接导致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正迎来一次重新“洗牌”。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解到,在浙江桐乡,因前期经编作坊企业业务下滑严重停工待业,工人流失严重,不少制造企业正面临既无人可招,又无力提高工人待遇的两难局面。王振波告诉记者,从2018年11月至今,桐乡与濮院两地共有近千家经编制造企业关停。

而在上海松江,劳动密集型的电子加工企业在面临同样的“考题”时,则只能通过选择增加用工成本来解决企业的用工难题。这其中,出高价买人“备货”和返厂奖励“抢工”正成为核心举措。

上述业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今年春节前,部分上海加工制造型企业就预测到了节后的用工紧张,开始通过交“预购金”的方式向劳务中介机构提前预约生产工人。此外,还对春节后能够顺利返工的工人,提供一定数额的返工奖励金,而这一奖励机制通常仅会在下半年生产旺季时才会使用。

“有些企业的返工奖金已经接近5000元,相当于旺季最高峰的一半水平。”该业内人士表示,以往仅有在元旦前的生产旺季时,企业“抢人”将最高返工奖励推高至万元,但春节后劳务市场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淡季,很难能够看见返工奖励的举措,这从侧面也能体现出当前劳务短缺的现状。

事实上,在另一个层面,由此不断攀升的劳务成本,正成为目前制造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庆业电子(上海)有限公司资产部经理蓝旻煜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逐渐攀高的用工成本,一方面使得劳力市场的观望情绪越来越重,蓝领工人待价而沽的现象越演越烈;另一方面,制造企业受困于竞争加剧,以及前端消费市场的萎缩影响,在成本攀升的同时,利润空间缩小也成为不争的事实。

“对于当前诸多的沿海地区劳动密集性的企业来说,这或许意味着一次弱肉强食、重新洗牌的过程。”蓝旻煜总结道。

(编辑:周上祺,如有意见或建议请联系:lucl@21jingji.comzhousq1@21jing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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