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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少年教育学校“公冷民热”

原标题:问题少年教育学校“公冷民热”

法治周末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公办工读学校正面临着生源锐减的困境,而民办“择差”培训机构却是招生红火。作为矫治“问题少年”而兴起的特殊教育,正呈现出“公冷民热”现象

湖南省道德模范何平,正在和学校师生分享着她的成长之路。 周丹 摄

长沙市新城学校(长沙市工读学校)大门。 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刘希平

1月15日,湖南省涟源市桥头河镇株木中学发生一起血案,13岁的在校学生严某持匕首捅伤12岁的同班同学贺某,贺某经送医院后抢救无效后死亡。

此前的2018年12月,另外两起未成年人杀人案也是震惊全国。月初,沅江市12岁男孩吴某康砍死了自己的母亲;月末,衡南县13岁男孩罗某锤杀了自己的父母。

两名行凶少年被警方抓获归案后,如何安置他们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因尚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吴某康被释放。男孩家属想把孩子送回学校,遭到了很多学生家长的抵制。目前,吴某康已经送往长沙一家机构接受为期3年的管束教育。而衡南县官方人士回应媒体称,让锤杀自己父母的罗某回到原校就读可能性也不大,当地或将参照沅江市的做法,将其送相关机构进行管束教育。

“问题少年”该何去何从?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看来,简单地把吴某送回学校是不妥的,送到工读学校进行矫治是最好的选择。

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众人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如何妥善安置这些“问题少年”?曾经为解决此类问题而推行的工读教育,又回归到了人们的视线。

但法治周末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公办工读学校正面临着生源锐减的困境,而民办“择差”培训机构却是招生红火。作为矫治“问题少年”而兴起的特殊教育,正呈现出“公冷民热”现象。

公办工读学校生源锐减

“你们5岁的时候是怎么度过的呢?你们的父母一定很宠爱你们吧?我5岁就已经开始去花炮厂打零工挣钱了……”

在长沙市工读学校举办的一场报告会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湖南省道德模范何平,正在和学校师生分享着她的成长之路。

为了拉近与同学们之间的距离,何平没有坐在讲台上,而是站在同学们中间,向大家讲述了她曲折坎坷的成长之路。何平的励志报告会,迅速引起了学生的共鸣。

“要向何平姐姐学习,做一个自强不息、勤奋学习、孝顺父母、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好学生。”有学生在日记中这样写到。

经常邀请一些道德模范、社区志愿者来到学校,与学生们畅谈人生,让学生们在校不再产生封闭感,这是长沙市工读学校推行的一种教学模式之一。

没有高墙和铁丝网,不像少管所那般森严,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所颇具规模的现代化学校,这是长沙市工读学校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

长沙市工读学校党总支书记陈建华向记者介绍,长沙市工读学校恢复重建于2004年11月,是湖南省唯一一所由财政全额拨款的公办学校,由长沙市司法局主管。主要针对有严重不良习惯和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矫治。

“我们改变了过去工读学校的办学模式,完全按照中学的模式,不仅有专业的任课教师,还有负责心理矫治的专业教师。”陈建华认为,青少年处于叛逆期,有些行为偏差也很正常,主要还是要靠教育。

“‘工读学校’其实就是一所‘心灵医院’,‘问题少年’到这里‘治疗’一段时间后,心理恢复健康了,就可以回归社会。”陈建华说。

记者在长沙市工读学校采访时看到,学生们的寝室收拾得整齐有序、干净整洁。在教学楼二楼的一个教室中,一位语文老师正在教授文化知识。

据记者了解,十几年来,长沙市非常重视工读学校的建设,学校的硬件设施投资达到了数千万元,其办学规模和社会影响已跨入全国一流工读学校行列。学校恢复重建以来,已接收学生3000多人。

陈建华透露,该校初三学生可以与其他中学生一样,同时参加中考,基本上所有学生都能拿到初中毕业证。

但如今,这所曾经教育转化“问题少年”成效显著、为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作出很多贡献的工读学校,面临着生源日趋减少的困境。

民办“择差”培训招生红火

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与公办工读学校生源锐减的现象不同,一些民办“择差”教育培训机构的招生却是生意红火。

和大多数学校喜欢招收优秀学生不同,这些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专门“择差”而教,其宣传的招生对象直言不讳:有“离家出走”“上网成瘾”“打架斗殴”等不良习惯的青少年。

据了解,这些培训机构收费高昂,其标准基本都是每人每月上千元,而一些专门针对“问题少年”进行全封闭教育的教育机构,更是开出了半年学费近4万元的高价。

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尽管这类培训机构学费高昂,但其不缺生源。

例如,在网络搜索排名第一的“长沙问题少年培训学校”,宣称专业从事问题青少年心理教育、行为矫正及文化辅导,常年面向全国招收有早恋、叛逆及厌学等思想行为的问题青少年、叛逆青少年。

法治周末记者电话咨询时,该校的招生老师介绍,他们学校有两种类型的班级。一类是对网瘾、打架斗殴等不良行为进行矫正的班级,半年收费2.8万元;另一类是矫治不良行为的同时,还同步学习文化知识的文化班,半年收费3.8万元。目前,全校在校学生有近300人。

这位招生老师称,到他们学校上学手续简单,只要家长、孩子带上身份证和户口本,然后家长与学校签一份协议就可以了。

“改变一个孩子的不良行为,花些钱是值得的。”听到记者嫌贵,这位工作人员立即给记者做起了思想工作。

“有需求,就有市场!”一位专门负责某特殊教育学校招生的丁姓老师坦言,现在一些城市的孩子缺少生活的历练,农村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陪伴,产生了一些厌学、上网成瘾、甚至打架斗殴的“问题少年”。“这些‘问题学生’就是我们的招生对象。”

这位丁姓老师透露,与公办学校不同,他们的招生有很大灵活性,生源很好。“对一些积极向学校推荐生源的人员,我们可以给予一定的介绍费。”丁老师说。

但有媒体披露,有些地方由于监管不力,这类民办“择差”教育培训机构良莠不齐,有的还是无任何办学资质的非法机构。几名社会人员租赁一些房子,便挂牌为“特殊教育学校”,开始对外招生,而他们所采取的“矫治”手段,无非就是对“问题小孩”进行体罚、谩骂,甚至殴打。

多数家长误读“工读”两字

作为特殊教育的公办工读学校,生源缘何会下降?在陈建华看来,主要是一些家长误读了“工读”两字,对工读学校存在一些偏见。

“一些家长把工读学校和少管所相提并论。认为工读生全是违法犯罪的少年,在一起容易引发‘交叉感染’。”陈建华对记者说,工读学校是对有轻微违法和不良行为青少年教育矫治的学校,重在预防。“工读学校最大的作用是预防和矫正孩子们的不良行为,而不是对他们犯罪后的惩罚。”

为了去“工读”标签,长沙市工读学校首先拆除了围墙,修建了一个颇具现代化风格的大门。2012年,长沙市工读学校又给学校另外取了一个对外使用的名称:“长沙市新城学校”。“长沙市工读学校”这个名字,只是在自己系统内部使用。

进入工读学校,必须遵循学校、家长、学生三自愿原则,这个规定也被认为是导致工读学校生源萎缩的重要因素。

据记者了解,1999年以前,进入工读学校多为经学校报公安部门批准,或者公安部门报教育部门批准后,即可强制实行。1999年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其改为在少年的家长(或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由少年的家长(或监护人)或原学校提出申请,且须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目前在长沙市工读学校就读的学生,家长自愿送过来的占90%,相关学校送过来的占10%。公安机关现在基本上不再往这里送人了。

“学生如果出现不良行为,教育无效后必须送工读学校。”陈建华呼吁,相关部门应强化相关学校、家长监护和教育责任,放任自流出现严重后果应追责。

陈建华透露,工读学校生源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问题学生”家长对这类孩子的教育矫治有着“甩包袱”的思想。

按照长沙市工读学校的规定,在该校就读的学生,和其他中学一样周末休假。但是一些“问题学生”家长不能接受这种制度,总觉得全天都应该都由学校管起来。

“有些家长认为‘问题学生’是自己家庭的一个‘包袱’,只想出点钱给学校,自己可以甩掉这个‘包袱’,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陈建华对记者说。

14岁的童某是湖南某大学子弟学校的一名中学生,平时由退休的爷爷奶奶照顾学习和生活。由于迷恋上网,久而成瘾,童某根本无法安心学习。之后,童某的奶奶将其送到了长沙市工读学校学习。

长沙市工读学校老师从最基本的知识教起,慢慢地为童某的学习树立自信心。童某的爷爷奶奶也积极配合学校心理老师,对童某进行心理矫治。没过多久,童某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后继续回到普通中学就读。

“我不期望他有多高的文化,只希望他能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和心理。文化程度可以逐步提高,如果没有健全的人格,他的一生就毁了。”一年之后,童某奶奶还特意跑到学校送来了一面锦旗。

陈建华认为,对“问题学生”的帮扶,需要学校和家长的鼓励。“孩子健康成长,最需要的是亲情的陪伴。”

一位民办“择差”教育培训机构工作人员私下向记者透露,他们在招生时,就紧紧抓住了家长花钱“甩包袱”的思想,宣称只要将小孩送到学校,其他事情全部由学校来“包办”。

克服“短板”亟待法治发力

给“问题少年”找到一个心理矫治机构,重新激活工读教育无疑是重要的途径之一。

“工读学生的人数并不是越多越好!”陈建华坦言,只要能将这个地区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教育矫治好了,那工读学校就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近年来,我国各地加大了对工读学校建设的力度,在我国已经走过了63年的工读教育,重新得到了激活。

媒体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除港澳台地区外,在中国教育学会工读教育分会注册的专门学校有93所,比2005年增加26所。新增加的专门学校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在地域分布上,目前专门学校分布在2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比2005年增加了3个省(自治区)。至今,仍有7个省(自治区)没有恢复或建立专门学校。

“建议政府加快推进我市工读学校建设,为我市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近日召开的株洲市“两会”期间,株洲市人大代表梁天琛建议。

梁天琛向媒体透露,由于经费、编制等各种原因,株洲市工读学校建设一直没有落实。去年12月,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来株洲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立法调研工作时,再次强调了工读学校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但重新激活工读教育,还存在诸多“短板”,除了要扩充生源之外,如何解决工读学校师资困境也是一大难点。

长沙市司法局副局长喻中文分管长沙市工读学校,在平时的工作中,他经常到长沙市工读学校进行调研座谈,了解老师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工读学校的教师工作时间长、强度大,精神压力也非常大。教师发展机会少,教师很难脱颖而出,导致一些优秀的教师人才很难引进。”喻中文认为,工读学校发展困难的重点是招生和师资困境,亟待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

而法律界人士建议,立法机关完善工读教育方面的立法,也是重点之一。

经常关注工读教育的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捷认为,把“问题少年”送到工读学校是出路之一,但是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黄捷坦言,原来的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工读学校的发展迫切需要对各项制度给予明确规定。

“立法机关可以考虑在合适的时候,出台一部特殊教育法。”黄捷认为,工读学校的学生都是未成年人,基本上都处于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段,但现在大部分的工读学校为了摆脱“工读标签”纷纷进行了改名,用“特殊教育法”更能体现工读学校的社会功能。

黄捷同时建议,在加强公办工读教育的同时,应对民办“择差”教育培训机构加强监管,严查办学资质,给“问题少年”的迷途归返创建一个健康的矫治环境。

■记者手记:“回不去学校、关不了监狱”,如何安置湖南三起少年杀人嫌犯?这是记者在湖南采访中遇到的一个很现实、也很尴尬的问题。

青少年犯罪年龄呈现低龄化的趋势,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社会问题。我们除了要采取各种手段,将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落到实处的同时,各地如何加强公办工读学校的建设,以及如何加强对民办“择差”培训学校的监管,值得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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