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问题少年教育学校“公冷民热”
法治周末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公办工读学校正面临着生源锐减的困境，而民办“择差”培训机构却是招生红火。作为矫治“问题少年”而兴起的特殊教育，正呈现出“公冷民热”现象
湖南省道德模范何平，正在和学校师生分享着她的成长之路。 周丹 摄
长沙市新城学校(长沙市工读学校)大门。 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刘希平
1月15日，湖南省涟源市桥头河镇株木中学发生一起血案，13岁的在校学生严某持匕首捅伤12岁的同班同学贺某，贺某经送医院后抢救无效后死亡。
此前的2018年12月，另外两起未成年人杀人案也是震惊全国。月初，沅江市12岁男孩吴某康砍死了自己的母亲；月末，衡南县13岁男孩罗某锤杀了自己的父母。
两名行凶少年被警方抓获归案后，如何安置他们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因尚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吴某康被释放。男孩家属想把孩子送回学校，遭到了很多学生家长的抵制。目前，吴某康已经送往长沙一家机构接受为期3年的管束教育。而衡南县官方人士回应媒体称，让锤杀自己父母的罗某回到原校就读可能性也不大，当地或将参照沅江市的做法，将其送相关机构进行管束教育。
“问题少年”该何去何从？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看来，简单地把吴某送回学校是不妥的，送到工读学校进行矫治是最好的选择。
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众人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如何妥善安置这些“问题少年”？曾经为解决此类问题而推行的工读教育，又回归到了人们的视线。
但法治周末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公办工读学校正面临着生源锐减的困境，而民办“择差”培训机构却是招生红火。作为矫治“问题少年”而兴起的特殊教育，正呈现出“公冷民热”现象。
公办工读学校生源锐减
“你们5岁的时候是怎么度过的呢？你们的父母一定很宠爱你们吧？我5岁就已经开始去花炮厂打零工挣钱了……”
在长沙市工读学校举办的一场报告会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湖南省道德模范何平，正在和学校师生分享着她的成长之路。
为了拉近与同学们之间的距离，何平没有坐在讲台上，而是站在同学们中间，向大家讲述了她曲折坎坷的成长之路。何平的励志报告会，迅速引起了学生的共鸣。
“要向何平姐姐学习，做一个自强不息、勤奋学习、孝顺父母、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好学生。”有学生在日记中这样写到。
经常邀请一些道德模范、社区志愿者来到学校，与学生们畅谈人生，让学生们在校不再产生封闭感，这是长沙市工读学校推行的一种教学模式之一。
没有高墙和铁丝网，不像少管所那般森严，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所颇具规模的现代化学校，这是长沙市工读学校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
长沙市工读学校党总支书记陈建华向记者介绍，长沙市工读学校恢复重建于2004年11月，是湖南省唯一一所由财政全额拨款的公办学校，由长沙市司法局主管。主要针对有严重不良习惯和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矫治。
“我们改变了过去工读学校的办学模式，完全按照中学的模式，不仅有专业的任课教师，还有负责心理矫治的专业教师。”陈建华认为，青少年处于叛逆期，有些行为偏差也很正常，主要还是要靠教育。
“‘工读学校’其实就是一所‘心灵医院’，‘问题少年’到这里‘治疗’一段时间后，心理恢复健康了，就可以回归社会。”陈建华说。
记者在长沙市工读学校采访时看到，学生们的寝室收拾得整齐有序、干净整洁。在教学楼二楼的一个教室中，一位语文老师正在教授文化知识。
据记者了解，十几年来，长沙市非常重视工读学校的建设，学校的硬件设施投资达到了数千万元，其办学规模和社会影响已跨入全国一流工读学校行列。学校恢复重建以来，已接收学生3000多人。
陈建华透露，该校初三学生可以与其他中学生一样，同时参加中考，基本上所有学生都能拿到初中毕业证。
但如今，这所曾经教育转化“问题少年”成效显著、为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作出很多贡献的工读学校，面临着生源日趋减少的困境。
民办“择差”培训招生红火
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与公办工读学校生源锐减的现象不同，一些民办“择差”教育培训机构的招生却是生意红火。
和大多数学校喜欢招收优秀学生不同，这些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专门“择差”而教，其宣传的招生对象直言不讳：有“离家出走”“上网成瘾”“打架斗殴”等不良习惯的青少年。
据了解，这些培训机构收费高昂，其标准基本都是每人每月上千元，而一些专门针对“问题少年”进行全封闭教育的教育机构，更是开出了半年学费近4万元的高价。
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尽管这类培训机构学费高昂，但其不缺生源。
例如，在网络搜索排名第一的“长沙问题少年培训学校”，宣称专业从事问题青少年心理教育、行为矫正及文化辅导，常年面向全国招收有早恋、叛逆及厌学等思想行为的问题青少年、叛逆青少年。
法治周末记者电话咨询时，该校的招生老师介绍，他们学校有两种类型的班级。一类是对网瘾、打架斗殴等不良行为进行矫正的班级，半年收费2.8万元；另一类是矫治不良行为的同时，还同步学习文化知识的文化班，半年收费3.8万元。目前，全校在校学生有近300人。
这位招生老师称，到他们学校上学手续简单，只要家长、孩子带上身份证和户口本，然后家长与学校签一份协议就可以了。
“改变一个孩子的不良行为，花些钱是值得的。”听到记者嫌贵，这位工作人员立即给记者做起了思想工作。
“有需求，就有市场！”一位专门负责某特殊教育学校招生的丁姓老师坦言，现在一些城市的孩子缺少生活的历练，农村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陪伴，产生了一些厌学、上网成瘾、甚至打架斗殴的“问题少年”。“这些‘问题学生’就是我们的招生对象。”
这位丁姓老师透露，与公办学校不同，他们的招生有很大灵活性，生源很好。“对一些积极向学校推荐生源的人员，我们可以给予一定的介绍费。”丁老师说。
但有媒体披露，有些地方由于监管不力，这类民办“择差”教育培训机构良莠不齐，有的还是无任何办学资质的非法机构。几名社会人员租赁一些房子，便挂牌为“特殊教育学校”，开始对外招生，而他们所采取的“矫治”手段，无非就是对“问题小孩”进行体罚、谩骂，甚至殴打。
多数家长误读“工读”两字
作为特殊教育的公办工读学校，生源缘何会下降？在陈建华看来，主要是一些家长误读了“工读”两字，对工读学校存在一些偏见。
“一些家长把工读学校和少管所相提并论。认为工读生全是违法犯罪的少年，在一起容易引发‘交叉感染’。”陈建华对记者说，工读学校是对有轻微违法和不良行为青少年教育矫治的学校，重在预防。“工读学校最大的作用是预防和矫正孩子们的不良行为，而不是对他们犯罪后的惩罚。”
为了去“工读”标签，长沙市工读学校首先拆除了围墙，修建了一个颇具现代化风格的大门。2012年，长沙市工读学校又给学校另外取了一个对外使用的名称：“长沙市新城学校”。“长沙市工读学校”这个名字，只是在自己系统内部使用。
进入工读学校，必须遵循学校、家长、学生三自愿原则，这个规定也被认为是导致工读学校生源萎缩的重要因素。
据记者了解，1999年以前，进入工读学校多为经学校报公安部门批准，或者公安部门报教育部门批准后，即可强制实行。1999年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其改为在少年的家长(或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由少年的家长(或监护人)或原学校提出申请，且须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目前在长沙市工读学校就读的学生，家长自愿送过来的占90%，相关学校送过来的占10%。公安机关现在基本上不再往这里送人了。
“学生如果出现不良行为，教育无效后必须送工读学校。”陈建华呼吁，相关部门应强化相关学校、家长监护和教育责任，放任自流出现严重后果应追责。
陈建华透露，工读学校生源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问题学生”家长对这类孩子的教育矫治有着“甩包袱”的思想。
按照长沙市工读学校的规定，在该校就读的学生，和其他中学一样周末休假。但是一些“问题学生”家长不能接受这种制度，总觉得全天都应该都由学校管起来。
“有些家长认为‘问题学生’是自己家庭的一个‘包袱’，只想出点钱给学校，自己可以甩掉这个‘包袱’，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陈建华对记者说。
14岁的童某是湖南某大学子弟学校的一名中学生，平时由退休的爷爷奶奶照顾学习和生活。由于迷恋上网，久而成瘾，童某根本无法安心学习。之后，童某的奶奶将其送到了长沙市工读学校学习。
长沙市工读学校老师从最基本的知识教起，慢慢地为童某的学习树立自信心。童某的爷爷奶奶也积极配合学校心理老师，对童某进行心理矫治。没过多久，童某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后继续回到普通中学就读。
“我不期望他有多高的文化，只希望他能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和心理。文化程度可以逐步提高，如果没有健全的人格，他的一生就毁了。”一年之后，童某奶奶还特意跑到学校送来了一面锦旗。
陈建华认为，对“问题学生”的帮扶，需要学校和家长的鼓励。“孩子健康成长，最需要的是亲情的陪伴。”
一位民办“择差”教育培训机构工作人员私下向记者透露，他们在招生时，就紧紧抓住了家长花钱“甩包袱”的思想，宣称只要将小孩送到学校，其他事情全部由学校来“包办”。
克服“短板”亟待法治发力
给“问题少年”找到一个心理矫治机构，重新激活工读教育无疑是重要的途径之一。
“工读学生的人数并不是越多越好！”陈建华坦言，只要能将这个地区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教育矫治好了，那工读学校就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近年来，我国各地加大了对工读学校建设的力度，在我国已经走过了63年的工读教育，重新得到了激活。
媒体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除港澳台地区外，在中国教育学会工读教育分会注册的专门学校有93所，比2005年增加26所。新增加的专门学校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在地域分布上，目前专门学校分布在2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比2005年增加了3个省(自治区)。至今，仍有7个省(自治区)没有恢复或建立专门学校。
“建议政府加快推进我市工读学校建设，为我市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近日召开的株洲市“两会”期间，株洲市人大代表梁天琛建议。
梁天琛向媒体透露，由于经费、编制等各种原因，株洲市工读学校建设一直没有落实。去年12月，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来株洲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立法调研工作时，再次强调了工读学校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但重新激活工读教育，还存在诸多“短板”，除了要扩充生源之外，如何解决工读学校师资困境也是一大难点。
长沙市司法局副局长喻中文分管长沙市工读学校，在平时的工作中，他经常到长沙市工读学校进行调研座谈，了解老师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工读学校的教师工作时间长、强度大，精神压力也非常大。教师发展机会少，教师很难脱颖而出，导致一些优秀的教师人才很难引进。”喻中文认为，工读学校发展困难的重点是招生和师资困境，亟待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
而法律界人士建议，立法机关完善工读教育方面的立法，也是重点之一。
经常关注工读教育的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捷认为，把“问题少年”送到工读学校是出路之一，但是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黄捷坦言，原来的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工读学校的发展迫切需要对各项制度给予明确规定。
“立法机关可以考虑在合适的时候，出台一部特殊教育法。”黄捷认为，工读学校的学生都是未成年人，基本上都处于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段，但现在大部分的工读学校为了摆脱“工读标签”纷纷进行了改名，用“特殊教育法”更能体现工读学校的社会功能。
黄捷同时建议，在加强公办工读教育的同时，应对民办“择差”教育培训机构加强监管，严查办学资质，给“问题少年”的迷途归返创建一个健康的矫治环境。
■记者手记：“回不去学校、关不了监狱”，如何安置湖南三起少年杀人嫌犯？这是记者在湖南采访中遇到的一个很现实、也很尴尬的问题。
青少年犯罪年龄呈现低龄化的趋势，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社会问题。我们除了要采取各种手段，将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落到实处的同时，各地如何加强公办工读学校的建设，以及如何加强对民办“择差”培训学校的监管，值得思考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