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50人论坛把脉改革攻坚：经济波动应如何调控？
本报记者夏旭田北京报道
一场瑞雪之后，2月16日钓鱼台国宾馆，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举行，这次会议以“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为主题。
作为经济学界一年一度的开年盛会，年会是传递市场声音、影响官方决策的一个重要渠道，亦是窥探中国经济政策风向的一个重要窗口。
产业政策应转向普惠性
年会上，一向率性直言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指出，行政“运动式”的做法，会对“六稳”造成很大的伤害。
“比如‘运动式’的治污，先关了再说，而且是层层向下越来越放大这种做法，对此中央已经纠正，要求不能‘一刀切’，要法治化。”楼继伟说。
此外，行政“运动式”去产能也留下了很多教训。楼继伟指出，在煤钢去产能过程中，由于国企安置职工要比民营企业难得多，因而同样的条件下，“去”的民营企业比较多。后来PPI大幅度上涨，上游成本向中下游传递，中下游的民营企业比较多，因而感觉负担比较沉重。
同样因直言而闻名的50人论坛新进成员、央行研究局长徐忠在年会上也“一鸣惊人”。
“改革方案出台是有时间限制的，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动作，就只好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文件中拿掉，或是只好大而化之，而后者恰恰是改革真正需要推动解决的重点和难点。”徐忠说。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指出，下决心推动实质性改革要突出重点，主攻土地、国资国企、行政性垄断行业、服务业开放、金融财税社保等领域的改革。要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产业和企业的方式，要改变过去计划经济色彩比较强的制定规划、制造寻租机会等现象，切实转变到建立和维护公平市场秩序上来。
在楼继伟看来，这需要产业政策从差异化、选择性转向功能性、普惠性。产业政策在早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后来其实际作用未必完全正面。比如，此前汽车领域的产业政策是支持“三大、三小、两微”，结果“两微”破产了，“三大、三小”基本都合资了，如今“三大”民营自主品牌都是在此前产业政策的围剿和缝隙中成长起来的。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建议，未来制造业产业政策应从赶超对标、试点示范等选择性的思路，转向强调公平竞争、完善产业创新基础的功能性思路。要弱化重点产业的领域选择，抛开对补贴的强调，更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和竞争中性的企业改革。
民营经济需要公平和平等
在稳预期方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认为，必须要保障国民的财富安全，同时提振民营经济的信心。
魏杰建议，发展民营经济需要理论创新。对于民营经济，理论上只讲就业、增长等方面的必要性，而不讲必然性。民营经济不是要优惠，而是要公平和平等。必须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
融资难融资贵是民营企业身上的一座大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由银行主导、政府干预较多的中国金融体系，擅长支持大企业、制造业以及粗放式的扩张，而不擅长支持小企业、服务业与创新型的增长，这在本质上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存在一定的歧视性。应规范非正规金融部门，但是不能消灭非正规金融部门。
经济波动要做需求侧调控
尽管2018年中国经济保持着平稳增长，但经济存在较大的下行压力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汪同三指出，2018年GDP的增速是6.6%，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有5.9%，基础设施投资更是只增长了3.8%，应对经济下行最重要的是稳定投资。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近八年来国民储蓄率增速下降了15个百分点，政府赤字率上升了6.6个百分点，经常项目的顺差率降低了2.5个百分点，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却下降了19.7个百分点，甚至构成了一种断崖式下降。数据的匹配性说明投资已经超调，短期存在着过度调整的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指出，投资增速下滑的原因是储蓄率进入下行通道，债务杠杆不断攀升，民间投资增长后劲不足，房地产投资存在不确定性。现在一说扩大投资，很多人就会觉得要放水了，稳投资没有错，不是一种罪孽。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宏观调控并行不悖。前者涉及体制机制的改变，是一项久久为功的长期工程。但是当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还是要理直气壮地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
“长期的结构性改革一时半会见不了效，经济大幅波动时，短期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而这些措施大都是需求侧的，包括财政支出、货币供应、利率税率等。”樊纲也强调，需求侧的调整一定要有限度，不能一说需求侧调控就变成“大水漫灌”。
在刘世锦看来，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维持在6%以上，2020年以后会下降到5%-6%之间，或5%左右。下一步，中国经济可能是中速平台上的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增长，其对市场经济制度的要求很高，“半拉子的市场经济”是没法适应的。
在刘世锦看来，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来源有五个。其一是低效率部门的改进，比如能源、物流、通信、金融、土地等由于行政性垄断带来的低效率高成本部门的改进；其二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其三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其四是在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前沿性创新；其五是绿色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