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现代化”理念与“智慧化”手段——访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院长孙建平
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工作时，对上海的超大城市治理予以特别关注，要求上海深化治理创新，继续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子，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如何理解“一流”城市所对应的“一流”治理？超大城市的管理新路该怎么走？对此，记者专访了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院长孙建平。
一流治理的两个层面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治理。如何理解“一流”城市所对应的“一流”治理？
孙建平：城市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发展内在动力，也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主要载体。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上海作为一座拥有600多平方公里中心城区、2400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在城市治理方面一直走在前列。但超大城市也有着超大城市的“难处”：交通拥堵、人口老化、旧改成本加大等……要破解这些难题，必然要求上海继续深化治理创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新路。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治理，提出要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在我看来，可以分两个层次去理解，从理念、内容、机制上考虑，要实现“现代化”；从手段、方法、路径上考虑，则要实现“智慧化”。
现代化的治理，首先要树立“城市是大家的”理念，要让大家从城市的旁观者、批判者转变为城市的建设者、管理者。这恐怕是目前城市治理中最大的问题。过去政府往往习惯于大包大揽，有两句通俗的话反映了老百姓的心态，叫作“爱你没商量”“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政府想了很多、做了很多，但老百姓并不领情。
就治理内容而言，对照党的十九大报告，应当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六大指标去考虑，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其中前四项涉及上层建筑，后两项则是基础性要求，如果安全和环境出了问题，其他做得再好都是无用功。具体落实到上海，应该围绕建设人文之城、创新之城、生态之城，再加上安全之城，这是上海现代化治理的题中之义。
城市的现代化治理还要解决机制问题。要构建党的引领、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共治机制。这里面，政府要理清想做什么、能做什么以及做得成什么的问题，但政府不能变成主体，主体应该由市场承担。如果一个城市90%的管理都能由市场、社会完成，说明这个城市的管理水平很高。从社会角度看，参与只是第一步，“社会参与”慢慢演变为“社会主动”，这个机制就更成熟了。
“智慧化”是解决问题的手段
记者：这次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浦东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如何看待“城市大脑”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
孙建平：目前的“城市大脑”，是城市网格化管理的升级版。上海运用网格化管理城市的“部件”和“事件”，过去由网格员巡查，现在通过传感器发现问题、预警问题，未来人工智能还能给出精确解决问题的建议。但有一个问题要引起重视，在“城市大脑”运行中，要注意备份和人工辅助问题，因为网络风险也是城市运行中不容忽视的风险因素。
智能手段运用不止于此。上海智慧城市建设中，也有不少行之有效的探索。比如用无人机检测跨江大桥，从而实现局部精准维修，减少对交通的影响。再如针对老旧建筑评估，以前只能用肉眼“毛估估”，现在用可视计算的方法，科学“体检”精准预判。
我们讲管理中有“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一类是你知识中没有储备的，另一类是你熟视无睹的。城市的管理者要以人为本，借助技术手段将不被关注的细节、易忽视的问题及时辨识、及时预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比如人们生活的小区，可能存在电梯、高空坠物等安全风险，楼道堆物、乱停车等管理风险，居委、物业运行中的服务风险。有的地方就尝试通过监测独居老人家里的自来水、煤气的用量，如低于一定用量，居委干部就要上门查看。所谓城市管理像绣花一样精细，就是要用智慧的手段、方法、路径去精准施策、科学施策。
记者：所以“智慧”不仅仅是“智能”。
孙建平：现在一谈智慧就是技术，我认为，人的智慧更加重要。技术能帮助我们形成风险地图，建立预警机制，督促我们及时响应、及时处置。但同时，我们还需要“智慧地管”。举个例子，在环贸商场周边的交通问题，可在淮海路安排公交站点、在南昌路设置自行车停车点、在陕西南路设置出租车候客点，通过精细化管理引导消费者出行更有序。
构建合理的利益机制，也是“智慧地管”的一部分。假如一栋老房子修一修能再使用三十年，相信业主方也愿意分担一部分费用，如果只能维持三五年，要想通过“拼盘”筹资来修缮就几乎不可能。加装电梯也是一样。要让市场、社会参与进来，合理的利益机制必不可少，政府要扮演好标准制定者的角色。
政府要建立兜底保障机制
记者：政府在城市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如何体现？
孙建平：中国的事情，政府不主导，是要乱的。我一直说，“共享单车”在相当长时间内野蛮生长、无序运行，政府在相关监管和指导方面是滞后的。共享单车作为交通出行的补充，应该是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因此路线和投放点的设置都应与公交和地铁相衔接，不能允许它骑到主干道上。
政府要清楚管理的目标是什么，通过制定标准，号召、要求、考核、处罚等手段，告诉大家做什么、怎么做。就拿制定标准来说，一是对标，要对标东京、新加坡等文化背景、地理环境、人口密度相接近的城市。二是要与我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相适应，有阶段性发展目标。三是要广大市民认同，围绕干净、有序、安全的目标，让大家体会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借助重大活动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也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经验。这次借助进博会的契机，使上海城市管理水平在原来世博会基础上更进一步，当前要研究怎样将它固化，变成长效机制。
记者：如何解决市场、社会不能覆盖的空白点？
孙建平：政府要建立兜底保障机制。政府要使用好引导资金，用杠杆撬动市场和社会参与，这些都是智慧的体现。举个例子，天津港爆炸事件发生后，上海除了加强危化品存储和运输管理，还做了一个综合险的保障措施。通过引入第三方保险机制，创新保险联动举措，促进保险公司主动介入城市管理当中，防灾止损，并通过保险费率浮动机制等市场化手段，形成监控结果与保费挂钩的制度，倒逼企业和个人进行行业规范和行为约束，从而建立起以事故预防为导向的保险新机制，达到政府管理、保险公司、投保方“三赢”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