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春运5年旅客发送量增长35%

2019-02-02 | 浏览：

原标题：上海春运5年旅客发送量增长35%

2019年春运已进入最高峰。这两天，在上海各大火车站，人们背起行囊，归心似箭。有个细节值得关注：排队刷脸，几秒钟就能进站，新科技为不少人的回家路增加了便利。

没有人脸识别，没有高铁飞驰，甚至没有“春运”这个概念的年代，铁路上海站的春节前后又是什么模样？记者探寻今昔变迁，看上海春运四十载巨变。

在没有“春运”概念的年代

42年前，中国还没有“春运”这个名词。18岁的李锦龙被安排到闸北区天目东路老北站工作，那是当时全市最大的火车站，共有11个站台，有南北两个候车室，站外还有半个足球场大的广场。到了1978年春节，李锦龙第一次遇上返乡高峰。“春节期间的客流太集中了，不仅老北站两个候车室被塞得满满的，一眼望去全是乌压压的人头，连广场上也挤满了候车的人。”

电话订票和团体订票在李锦龙进单位前就有了。铁路上海站1958年就利用里弄传呼电话，建立市民预订、送票网。当时列车车次少，除去预定的车票，分配到每个售票处的票更少，春节期间一票难求，通宵排队买票是很常见的事。李锦龙记得，当时北京东路售票处是全市排队人数最多的地方，“排队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围着房子绕好几圈，导致周边道路阻塞，车子都开不过去。”

1978年，上海站开行的大多是绿皮车，春节期间列车不够用，车站不得不临时租用载货的棚车来承担客运任务。棚车俗称闷罐车，是一种封闭的火车车厢，车上只有车门和可调节的隔墙，里面没有座椅，旅客通常靠墙站着或蹲着，要么直接坐地上靠着自己的行李。

上世纪70年代还没有大规模打工潮出现，春节前的旅客以回苏浙老家探亲的上海人为主；春节后的旅客，以南到安徽、云南、昆明，北到乌鲁木齐的知青为主。大家通常都是带着上海产的肥皂、糖果、香烟等产品出门。李锦龙印象最深的是许多人手里会有一个塑料旅行包，印着外滩海关大楼的白色图案，并配有拉链和锁头。“那应该是当时最时髦的行李袋了。因为有上海特色，很多来上海的旅客都会带一个回去。”

聊天会说“新客站，老嗲的”

改革开放后，打工潮渐渐出现。春运期间，上海铁路面临的客流压力逐年增加，1987年12月28日，上海新客站正式开始运营。

当时上海新客站是全国第一座具有先进水平的火车站，它的广场有老北场广场的10倍大，站内共有16个候车室，全装有空调，并有7台自动扶梯，还有无障碍电梯和轮椅。“当时上海人聊天都会说‘新客站，老嗲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外来务工人员明显多了，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行李多。以前铁路方面没有对旅客带上车的行李做限制，许多人身前身后各挂一个蛇皮袋，手上还拖一个大包。先上车的旅客行李堵住通道，后面的人只得翻窗爬进车厢。

“那时大家过年回家都不容易，有些人因车窗高爬不上去，急得眼泪都出来了。我们也经常要推旅客上车，有时还需要车上的旅客拉一把。”李锦龙说，当时小孩没地方呆，会躲到座位底下，车子到站时，经常看到有小孩从座位下爬出来。

1997年，铁道部下令禁止棚车载客。在李锦龙印象中，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上海春运加开棚车的情况越来越少了，虽然春运还是一票难求要排长队，但新客站投入使用后，候车环境明显变好，一直到2000年以前，旅客都无需在广场上排队等候。

售票处人多到手机没信号

上世纪90年代，打工潮更盛，全国各地的人涌入上海。“春节返乡，一人去，三人回，这是很平常的事。”李锦龙说。

铁路上海站曾在春节期间临时搭出一片售票用的大卖场，一个大厅内可以有200个窗口同时售票。铁路上海站的胡熠华曾担任过售票员，他记得2010年春运期间，全市共有600个窗口同时售票。“就像现在手机抢票一样，那个时候，热门线路的车票，刚开售马上就卖完了。”

当时的大卖场里挤满排队的旅客，很多人用手机打电话向家人“报告情况”，“那么多人挤在大厅里打电话，导致手机的信号很差，干活时我都不需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根本没有信号。”胡熠华说。

为了开设大卖场，铁路上海站会在节前从安徽阜阳调售票员来上海，节后再派上海的售票员去阜阳帮忙，这也反映了有大量安徽方向的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打拼。

1990年到2010年，中国铁路经历6次提速，开始进入高速铁路时代，绿皮火车也陆续装上空调，开始有了直快、特快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