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广州人离不开的那粒米，静悄悄地生长了几千年
任何一种农作物，都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恩物。当然，也是人类灵性闪光的结果。
中国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分界，可分为稻区和麦区，体现在餐桌上就是米和面。关于米面的“南北差异”，段子太多，就不一一说了。我们知道的是，广东是米的主力区，从主粮到酿酒都离不开米，吃法多种多样，人和米感情深厚得不一般。我们要说的是，广东其实是稻米的起源地之一。而且广州本地的科学家，为了证明这一点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和水稻是生物界协同进化的典范
著名水稻专家丁颖教授
水稻的起源过去也有不同的说法，包括印度和中国等。就中国说而言，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就发现有稻种，距今约1万年的湖南玉蟾岩遗址中也发现了人工栽培稻种遗物，所以水稻起源于中国，或者说中国是起源地之一的说法，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著名水稻专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丁颖认为，中国的普通栽培稻，是由中国的普通野生稻演化而来。从喜马拉雅山麓的栽培稻发源地向南传播，经马来半岛、加里曼丹、菲律宾等岛屿，演化为籼稻；北路进入中国黄河流域，演化为粳稻，约在公元前300年传到日本。
野生稻
近年，研究人员利用水稻基因的分子钟推断，水稻的起源约为1.35万年前至8200年前，这也与考古学上对水稻起源时间的结果相符。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各地考古遗址中，发现了不少水稻种植的遗迹，从而为实验室里的测定提供了可靠的实证资料。
除了被视为世界水稻起源地的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意义也非常大。根据广州志书的记载，1917年、1926年和1980年，先后有墨里尔、丁颖等人在犀牛尾（今广州区庄附近）及郊县等多处陆续发现野生稻。另外，粤北地方如曲江石峡遗址、马坝坭岭、翁源县坝仔区下角垅、龙川县坪头岭等山岗遗址都发现广东耕锄农业和人工栽培稻的痕迹。在距今4500年的石峡遗址中出土了人工栽培稻的品种，以籼稻为主，也有粳稻。现代科学已经弄清楚了籼稻、粳稻是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栽培而形成的两个亚种。石峡遗址的稻种分化，表明在此之前应该经历了漫长的种质演变过程，时间可能达数千年以上。
英德牛栏洞遗址
这种推断得到了考古学的有力支撑。2011年，考古工作者在英德狮石山牛栏洞内发现了非籼非粳水稻硅质体，首次将岭南地区稻作遗存年代前推至距今1.4万年至1.2万年。这一发现为探讨岭南地区原始稻作农业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实物和资料。这说明，牛栏洞是人类稻耕文明的原始地。
还有一些旁证可以表明当时的农业发展水平，比如用作农具的石铲，加工谷物的工具石磨盘、石磨棒等。由于珠三角地区地处热带、亚热带，常年多雨，气候温暖湿润，野生稻资源丰富。专家推测，在采集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到人工栽培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有学者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大面积种植籼粳两个亚种的国家，尤其是籼粳杂交分化出的亲和基因，对我国稻作发展有着长远影响。人类进化、东方文明的诞生与水稻的进化息息相关。人类改良了水稻为人类服务，水稻也得到了优化，更适合人类生存需要，人与稻是生物界协同发展进化的典范。
从“稻种立城”到“米业大兴”
广州的城市起源传说，可以说就是建立在“稻米”的基础上的。相传周时有五仙驱五羊，各拿一茎九穗禾送给广州先民，反映当时已经有了稻谷的栽培。惠福路上的五仙观，越秀山上的五羊雕像，都是有关这个故事的名胜。不过，中国虽然很早就出现了水稻，但仍然不断地在本土之外寻求更加优良的水稻品种。原产今越南北部的占城稻在唐末传入我国后，经宋朝政府的大力推广，迅速掀起了一次农业革命，令广州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稻米交易市场。
占城稻最初的引入地是东南沿海，由于品质优良，特别是耐旱、耐贫瘠，“仰高地而种，不择地而生”。宋代时期我国气候处在逐渐变干旱的一个大趋势中，中国原有的粳稻“非膏腴之田不可种”，种植的难度增加。占城稻对于南方广大的丘陵地区和北方旱地有着极强的针对性，这些优点使过去“稍旱即水田不登”的稻田，可获得更好的收成，大大提高了粮食可耕作面积和产量。它的广泛种植，促使南方长江流域出现了稻麦两熟的稻麦轮耕制——这是我国农业生产史上的一次大的进步，对以后农业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视，并促进了双季稻在我国南方的发展，大大缓解了我国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
北宋初郑熊的《番禺杂记》里写到：“稻，水禾也，有早稻，有晚稻。”可见当时稻米生产的情况。同时随着产量的提高，农民手中的余粮也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代的商品发展。粮食盈余导致商品交流规模扩大，让宋代巨大的经济扩张和更具商业化的经济体系的出现成为可能。
到明代中后期，广州及近邻的佛山的手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大发展，大批稻田改种手工业原料作物以及产值更高的油料作物，如桑树、甘蔗、花生等，水稻面积大为减少。随后清朝政府开始重视农业，招民复业，奖励垦荒，兴修水利，水稻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增城县水稻耕作出现一年多熟，并生产优质稻谷，著名的有鼠牙尖、丝苗等品种。
广州沙田：
观察传统稻作农业的珍贵遗存
多年的工业化发展，令广州周边的种稻景观少了很多，不过还是有不少有特点的地点留存下来，比如南沙的万顷沙。
万顷沙沙田现位于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位于珠江口虎门外的西南侧。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这里潮汐落差不大，近海岸处海底平浇，易于淤积，久而久之，便出现一片片沙洲。明末清初时，万顷沙北端之大澳沙已经浮露，之后不断淤积，清末时万顷沙已包括有“正江沙、执丁沙、沙角、沙湾、四排沙、大湾、泥涌”等地方，增加了很多土地资源。当地居民利用宋代以来便已成熟的围堤成田技术，大大加快了陆地的形成速度。如道光十八年（1838年）“用桩石圈筑堤坝，周围广3000余丈，约60余顷”。筑围后可以防潮防洪，所以立即“俱种水稻”。研究者指出，当时的万顷沙的农业生产，除了以水稻为主的种植业，渔业也很重要。到了20世纪，万顷沙沙田地区在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基础上，也开始引进如甘蔗、香蕉等经济作物。这里不但是观察广州沿海地区成陆的模式地，也是欣赏珠三角稻作农业体系的好地点。
稻作农业的发展在广州历史上虽然起源很早，但也不是纯粹线性发展的。考古学者们发现，距今7000～3500年间，海岸线从广州以北逐步后撤，其时湿地面积有限，不利于稻作农业发展，古人的食物来源于丰富的海洋资源；约公元前500年之后，海岸线退至番禺一带，珠三角湿地面积扩大，为稻作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自然条件。
那么在广州人离不开的稻米出现之前，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吃啥呢？各地的考古遗址告诉了我们答案：橡子、橄榄、葫芦、小葫芦、栝蒌、南酸枣等各种野生植物资源是人类采集的对象。距今5000年前的台山新村沙丘遗址，大量的棕榈淀粉以及莲藕、荸荠、慈姑、蕨根等水生陆生的块根块茎类植物被人类利用。新村遗址鉴定出来的几种棕榈，至今仍然是生产西米的主要种类。新村遗址可能代表了人类社会这种生计模式的源头。
（文、图/广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