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台湾前“行政院长”、知名武侠小说作家刘兆玄：把儒家“王道”融入武侠小说
[环球时报记者 吴薇]“台湾的武侠小说作家，我喜欢的第一位是古龙，第二位就是上官鼎”。这位被金庸先生盛赞的“上官鼎”正是台湾前“行政院长”刘兆玄。1960年，17岁的刘兆玄与兄弟以“上官鼎”的笔名合写《芦野侠踪》，之后又出版《长干行》《沉沙谷》《烽原豪侠传》和《金刀亭》等一系列作品。大学毕业后三兄弟相继留学深造，1968年登报宣布封笔。2009年刘兆玄辞去台湾“行政院长”一职后重新拿起笔，发表了90万字的《王道剑》等作品。近日，他接受《环球时报》专访，畅谈心目中的“武侠”和“王道”。
和金庸互称“武林前辈”
环球时报：金庸先生去年过世，他称赞您的话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说出的？能否谈谈您和他的互动？
刘兆玄：我跟金庸先生见过几次面，也聊得很不错，互称武林前辈。他称赞我的话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其实我不知道，他没有当面跟我讲过。不过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沈君山先生（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著有《浮生三记》等，2018年9月去世），他转述说金庸跟他聊起上官鼎的时候很江湖地讲了一句话，“上官鼎在台湾第一，天下第二。天下第一是谁，就不必讲了”。我和金庸先生的互动其实不是那么多，但有几次他来台湾，我们有机会见面。我对他的作品读得很多，他对我的作品也蛮欣赏，那些作品都是我17岁到二十一二岁期间写的，难得他还记得。等我2014年写完《王道剑》出版时，非常希望能给金庸先生看看这部最能代表我现在的作品，可惜那时他因为身体原因已经不大看东西了，蛮遗憾的。
环球时报：您的《王道剑》有很多大家熟悉的人和事，比如明教、全真教等。金庸先生的小说对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兆玄：《王道剑》是一本历史武侠小说，金庸也写历史，但他书中的历史比较属于背景性，让读者有真实感。而《王道剑》里的历史是主要的故事内容，像书中的“靖难之变”，完全是根据我能够考证到的历史写的。我还找到明朝的地图，并据此写了南京的街道和明故宫的布局。由于金庸小说里所写的东西影响力很大，很多读者认为是真的，像明教、全真教等，所以我就借用，把它放在武林的背景里，相得益彰。
金庸先生的全集，我认为是“前无古人”，以后有没有来者，我不敢讲，总之对他极为敬佩。他写小说的风格，对我影响很大。不同时代看有不同的感觉，我大概初中二年级开始接触金庸作品，初看时对《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叹为观止，惊讶怎么可以写到这种地步。后来重读发现，哪怕是一般读者心目中没那么热的著作，也相当精彩，比如《连城诀》就有非常多的创意跟可取之处。另外，有人认为金庸擅长写情，我的看法稍微有点不同，他当然把“情”写得很好，但我觉得金庸最厉害的还是写“人”。他对人物的塑造堪称天下第一，不但我自己远远不及，恐怕写小说的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也许可以跟曹雪芹媲美吧。
环球时报：听说您的《王道剑》要拍成电视剧，由胡歌和王凯主演。您能否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刘兆玄：我听说剧本已接近完善，由月关执行改编，郑晓龙担任监制，导演也有非常大牌的人选，但因为还没签下来，我不方便透露。
“侠之大者”需要有格局和机遇
环球时报：1968年封笔后，为什么时隔近50年再度写起武侠小说？
刘兆玄：这个完全在预料之外。我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在福建宁德创立了一家公司，多次邀我去参观，一直没成行。不料他英年早逝，很遗憾。后来我到宁德，发现很多人在热烈讨论明朝建文皇帝的事，认为他最终做了和尚，而且就在宁德支提寺。因为那里发现了一个皇家规格的坟墓，并在支提寺找到五爪金龙袈裟，要知道只有皇帝才能用五爪金龙。我建议他们搞文创，后来有朋友让我自己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突然脑筋里有东西“叮当”响了一声，就决定试试看。结果花了15个月，一气呵成写了90万字的《王道剑》。
环球时报：金庸小说里提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古龙写的则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两句话哪个更符合您一路走来的心境？在中国历史上或您所接触的政治人物中，您认为谁最有侠气？
刘兆玄：我心中常常会出现的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句话最初是梁启超先生讲的，后半句是“侠之小者，为友为邻”。“人在江湖”和它不在同一个档次上。在金庸先生的书中，郭靖是“侠之大者”。“侠”可以说贯穿了我所有的小说。
可能因为国际关系越来越复杂，讲霸权和利益的部分更多，政治人物不见得会看那么长远。但历史上有侠气的人物很多，像司马迁的《史记》特辟篇章谈游侠和刺客。不过，这些都是个人之间的“侠之小者”。我觉得政治人物其实可以做一个“侠之大者”，当你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时候，就是“侠之大者”。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给夫人的诀别书中写道，“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即使他不会武功，你能说他不是侠客吗？他绝对是。可以说，狭义的“侠客”在我们生活中比比皆是，但“侠之大者”需要有格局和机遇，让他能够做出更大的事情。
环球时报：在古龙和金庸之后，您认为武侠小说的发展之路在哪里？
刘兆玄：只要华人社会在，武侠小说就基本会存在，只是有时候兴盛一些，有时候比较沉寂。“侠”和“武术”是我们文化中很特别的东西，可以让它透过新的艺术形式流传更广，甚至可以影响西方社会，这个情形其实已经在进行当中。至于以后会怎么样，很难预测，但我认为它不会完全断了，可能会有两条路。一是武侠小说在基本架构上仍然是传统的，但不断加入新的元素，让它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化。二是从架构上改弦更张，或者更像科幻，或者属于神幻，也可以加入悬疑、科技、冒险和侦探元素，只要有“侠”、有“武术”在其中，它永远都是武侠小说。
用“王道”补足西方治理哲学的缺陷
环球时报：您书中的武功招式如“后发制人”和王道剑等，更像是一种中国传统哲学理念。中国传统文化对您创作武侠小说提供了哪些养分？
刘兆玄：武侠小说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等关系密切，像少林寺的武功跟佛家一些观念接近，全真或武当的一些东西如太极拳和太极剑等则跟道家有关。过去很少有武侠小说跟儒家思想放在一起，但《王道剑》中的“王道”则体现儒家的思想精髓，并以此为哲学发展出武术，等于跳脱过去“非释即道”的传统架构。《王道剑》就是把三个东西网织在一起：历史、武侠和王道。
环球时报：您书中写的“王道”有怎样的意涵？
刘兆玄：至于“王道”，我想阐述的是“内力外王”这样一个观念。从孟子开始，“王道”已经说了2000多年，但从没有真正全面地实行过。因为“王道”的反面是“霸道”，实行“霸道”后你会变得强大，强大后就更霸道，形成一个循环。所以“王道”几千年来大部分时间只是一种论述，或是政治上的乌托邦。我常常想可不可以反过来，就是内在力量非常强大后外在不是霸道，而是“外王”，变成非常强大的“王道”的力量。我写的《王道剑》，主人公傅翔先有了非常高的武功内涵，把明教功夫和全真教的融会贯通，但仍不能脱胎换骨，就差最后那一步。后来他从大海的力量悟到“生生不息”这个道理后，实现了王道的“内力外王”，达到使敌人“不战而自倒”的境界。
如果在21世纪推行“王道”思想，就必须和主流社会做一个对接。21世纪，现代西方治理哲学已经遭遇瓶颈，我认为它有两方面的欠缺：一是，忽略了不同国家或经济体有不同的发展程度，而不同发展程度地区的优先顺序是不一样的；二是忽略不同文化有不一样的价值观，用所谓西方的普世价值衡量全世界容易造成不公平，甚至冲突。“王道”两个字代表的正是中华文化的一些精髓。我希望在全世界考虑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中华文化能够提供一个跟西方不完全一样的参考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