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18年蓝天“成绩单”： 京津冀PM2.5降幅明显 9个南方城市“拖了后腿”
本报记者危昱萍北京报道
导读
在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外，一些城市的空气质量恶化情况需警惕。青海西宁、江苏常州、河南信阳等地方的空气质量改善幅度，在169个城市中位列倒数。
蓝天保卫战首战告捷。
1月7日，根据环境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高1.3个百分点，细颗粒物（PM2.5）浓度同比下降9.3%，为39微克/立方米。
从“十三五”环境空气质量两项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来看，PM2.5未达标的262个城市（基于2015年平均浓度）平均浓度为4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0.4%。而整体的338个城市优良天数比例为79.3%，同比提高1.3个百分点，均达到序时进度和年度目标要求。
北京、天津、哈尔滨、广州、成都、河北、湖南等地方也公布了2018年PM2.5“成绩单”。其中，广州连续两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哈尔滨PM2.5浓度同比下降32.8%，空气质量改善程度位居169个重点城市首位。
然而，在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外，一些城市的空气质量恶化情况需警惕。青海西宁、江苏常州、河南信阳等地方的空气质量改善幅度，在169个城市中位列倒数。
2019年，根据环境部部长李干杰1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将聚焦三大重点区域秋冬攻坚，包括散煤、钢铁、散乱污、柴油货车等领域。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协同推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随着蓝天保卫战的深入，大气环境治理的经济负担问题提上日程。欧美经验表明，制定政策过程中，应用成本有效性分析，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9个南方城市改善幅度小
蓝天保卫战首年，三大重点区域都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空气质量成绩单。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汾渭平原PM2.5浓度同比分别下降11.8%、10.2%、10.8%，分别为60微克/立方米、44微克/立方米、58微克/立方米。
不过，全国来看，京津冀、汾渭平原仍是空气质量最差的两大区域，二者几乎平分了环境部评估的169个城市中空气质量最差20城的席位。
最差20城中，山西、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各占6个、5个、4个、3个、2个，最差三个分别为临汾、石家庄、邢台。
而北京PM2.5浓度为51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2.1%，已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且在市级层面达到“蓝天保卫战”目标。
这给多个南方城市带来了压力。例如，成都在2017年PM2.5浓度比北京低2微克/立方米，2018年两个城市则不相上下。
“成都的气象条件比北京还更差。”四川省成都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谭钦文此前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成都是全国少有的静小风区，年均风速仅1.1m/s左右，相对湿度大，秋冬季节逆温出现频率高，大气污染扩散的气象条件差。
而同为四川城市，绵阳、达州、南充三个城市还处在169城空气质量改善程度最差的20城中。其他南方城市还包括江苏常州、连云港、盐城，湖北荆门，广东广州，湖南岳阳。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20个城市中9个是南方城市，这给南方各市敲响了警钟。
而空气质量改善程度最好的20个城市中，10个属于“2+26”城市和汾渭平原，这些地区2018年实施了“一市一策”措施，特别是晋中、运城等汾渭平原城市2018年首次实施。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大气中国2018：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程》报告建议，将“一市一策”经验在全国其他区域推广实施。城市应重视污染源清单的编制与源解析研究，分析污染的主要成因，并提出针对性的防控策略；利用最新的科学方法与技术手段，将改善目标、减排措施、监测评价和监管问责细化分解；应用“事前研判、事中跟踪、事后评估”的思路，实现大气污染防治的科学决策和精准施策。
经济负担何解？
李干杰1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详解了2019年蓝天保卫战的措施。
李干杰指出，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继续推进散煤治理。深入推进钢铁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等重点工作。
落实《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工作方案》，统筹“油、路、车”治理。推动重点区域运输“公转铁”，加强港口岸电建设和使用。
而就在1月4日，环境部公布了《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这份由环境部、发改委、工信部、公安部等11个部门联合出台的文件提出，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相关省（市）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等区域为重点（以下简称重点区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等11个省（市）及内蒙古呼和浩特等6个城市。
交通污染治理没有万能钥匙，只能打组合拳。能源基金会中国交通项目主任龚慧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这个方案提出了清洁柴油车、清洁柴油机、清洁油品、清洁运输四个核心行动，对车、油、路综合施治，这对加快降低交通氮氧化物、颗粒物排放意义重大，而淘汰国三以下老旧柴油车更有助于削减空气污染物和黑炭的同时，实现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
此行动还拓宽了以往交通污染治理着重于小客车管理的思路，第一次对解决当前移动源污染的重点问题——即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污染贡献率都超过三分之二的柴油车和非道路柴油机械和船舶污染，提出系统性管理要求，可谓对症下药。
随着蓝天保卫战的进一步深入，减排难度也逐渐加大：散煤治理在农村地区存在村民经济负担问题，企业环境治理降成本的诉求，部分城市推迟“国六”排放标准实施时间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考验蓝天保卫战最后两年决策者的智慧。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中国区总监付璐表示，需要建立常态化的机制，包括基于科学研究的协同控制策略、基于成本有效的减排策略以及基于多方参与的监管策略。
这三项机制中，据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协同控制、多方参与的监管策略已在决策层的酝酿中。协同控制包括颗粒物和臭氧、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等协同减排，今年环境部将推动出台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而成本有效的减排策略是较为忽视的方面。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协同推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如何解决大气环境治理的经济负担问题？
付璐向记者推荐了欧美发达国家的一项治理经验：政策出台前做成本有效性分析，在不同的政策组合中找到成本最低且能达到同样减排效果的组合。
举个例子，美国环保署有一套信息指南，其中包括不同行业针对颗粒物、臭氧等污染物有哪些减排技术，这些减排技术的减排效率、单位成本是多少。
例如美国环保署对平板玻璃生产行业减排氮氧化物的成本有效性分析表明，该行业减排有低氮燃烧炉、SCR、SNCR、富氧燃烧、电热助融等技术，各项技术的单位减排成本越来越高。
各州针对当地污染特点出台减排举措时，就可以参考这套指南，从中选出最适合当地、成本最低的减排举措。
“以保障公众健康为目的和前提，空气质量管理措施的选择也应当充分考虑措施的经济成本和可行性，对包括投入的资金、运营、监管执法等进行成本分析。”付璐表示，中国城市做达标规划的时候，应该应用成本有效性分析，核算各种政策措施的成本是多少，能带来效益是多少，从而选取最划算的政策组合。据悉，国内高校研究人员已有相关的方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