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留学日本的白领辞职当“老娘舅”，年轻调解员甘当朋友口中“老阿姨”是图轻松？
摘要：调解工作现在为何如此吸引人？
2018年11月9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个社会团体观众参展日，会场内熙熙攘攘，十分热闹。两位身着正装，戴着工作牌的工作人员走向一家日企展台：“我们是浦东新区专业调解中心调解员，为进博会参展商提供法律服务，如果有需要可以和我们联系。”其中一名调解员用流利的日语向参展商自我介绍。
这名调解员叫翟华丽，曾在日本留学一年，回国后在上海一家外贸企业担任日语翻译。得知她辞职去应聘调解员后，不少朋友十分诧异：“我们以后是不是该叫你‘翟阿姨’？”
第一次见到死者，她浑身发软，也了解何为“专业”
“我开始接触调解行业，不是因为追求公平正义、为人民服务这些‘高大上’的理由，而是因为父母希望我能安定一点。”翟华丽说，2012年她从日本回国后，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出差，这让她的父母很不放心。恰逢浦东新区专业调解中心成立，父母便鼓动她去报名。
在浦东新区专业调解中心负责人沈东看来，不论翟华丽成为调解员的最初原因是什么，都不妨碍她如今是中心一名非常出色的调解员。
和主打“感情牌”的传统“老娘舅”不同，浦东新区专调中心从成立起，定位便是讲法律、讲道理的新型专业调解。在一起纠纷中，一家民营医院因麻醉剂量上出现差错，导致一名病人意外死亡。由于双方没能达成赔偿协议，情绪激动的病人家属不仅不让医院将尸体移入太平间，还在医院大堂里拉横幅，阻挠医院正常经营。
接到调解任务后，翟华丽作为助手和调解员一起赶到现场。病房内，病人的尸体依旧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特警维持秩序的呵斥声和家属的哭声、叫骂声混杂在一起，持续不断地冲击着翟华丽的神经。“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尸体，也是第一次见到特警现场执法，浑身发软，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翟华丽明白了何谓专业。在分析了第三方提供的鉴定报告后，调解员冷静地指出，医院使用的麻醉剂量确实超过了适用标准，但导致病人死亡的真正原因还是在其自身的疾病。以此为依据，调解员划分了医院应当承担的责任，经多次调解，病人家属也接受了这份调解协议。
对于没有医学专业背景的翟华丽来说，想要做好调解工作，就得不断充电。一度，翟华丽的办公桌上摆满了医学专业书籍，调解中心也定期邀请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前来讲课。翟华丽坦言，父母当初劝她当调解员，不乏调解员工作较为轻松的考虑，“但实际上，除了不需要出差之外，我比在企业时更忙了。”
当事人观念在变：不仅要赔偿，还要求堵漏机制
翟华丽正在调解一起买卖合同纠纷，当事人向一家4S店订购了一辆汽车，在交货当天，当事人带了一名专业的汽车工程师一同前往。工程师发现，这辆新车的保险杠有明显的损坏后再修复痕迹，而且修复技术极差，“就像《老炮儿》里用土办法给法拉利上漆。”
双方协商赔偿事宜未果，买主便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立案后，认为该案有调解的空间，便移交给了专调中心。这也正是如今调解工作的不同之处。除了当事人直接上门，专调中心还与法院建立了联动机制，帮助调解一些民商事案件。“这些案件来自法院，为了确保调解的质量，我们通常会邀请专业律师担任调解员，我们作为调解秘书从旁辅助。”翟华丽说。数据显示，2018年，浦东新区执业律师共调解纠纷1091件，成功989件，成功率90.7%。
在和双方沟通后，翟华丽发现，原告的诉求不仅仅是为了经济上的补偿，还要求被告详细说明事情的原委。“他不愿意糊里糊涂接受赔偿，想知道这辆车被损坏是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被告是否有应对机制。”这让她十分感慨，和6年前相比，前来调解的当事人不仅法律知识更加丰富，观念也大不相同。
翟华丽参加进博会现场法律服务工作
调解员的职业认同感：窗外寒风阵阵，心里涌过暖流
调解员本身也在不断进步。从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管理学专业毕业后，杨婕于2017年加入了浦东专调中心，目前分管人事工作。她告诉记者，专调中心现有专职调解员85人，平均年龄35岁，其中85%以上拥有本科学历。“这两年，我们在招聘时明确提出，新晋调解员需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法学本科或调解相关专业均可。”
杨婕本人也对调解工作充满兴趣，不过中心有规定，新晋调解员需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期，才能正式上岗。她坦言，新的一年里希望能进业务部门，做一些一线调解工作，“我最想做的是劳动争议方面的调解。”
调解工作现在为何如此吸引人？
翟华丽认为，一方面，如今调解员越来越专业，不仅具备专业技能，中心也建立了完备的晋升考核制度，调解员不再是“老娘舅”，正在成为一份职业。另一方面，成功调处纠纷能给她带来较强的成就感，这是她在企业工作时很少体会到的。
翟华丽还记得，2013年底，她成功调处了一起医疗纠纷。那年春节，70多岁的当事人特意给她打了个电话：“小姑娘，谢谢你的工作。”窗外寒风阵阵，心头却涌上一股暖流。
栏目主编：简工博文字编辑：简工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