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四个春天》：不教你做孝子贤孙，但能化解冷漠
在去年的金马奖上，《四个春天》获得了两个提名，最佳纪录长片奖和最佳剪辑奖。它本就是一个纪录片，获得纪录片提名是理所当然，但是一部纪录片获得剪辑奖提名，让笔者很好奇。纪录片不像是故事片，它的理念是尽可能客观地在作者创作意识下反映现实，所以剪辑这等技术层面的东西，应该尽少地体现出人为痕迹。
《四个春天》海报，图源网络。
后来看导演陆庆屹的访谈，了解到《四个春天》的原始素材多达200多个小时，剪辑成公映版本105分钟，工程量浩大。能从如此庞大的素材中梳理出有效信息，并且变成叙事节奏较为紧凑的影片，实在不容易。《四个春天》也不是什么深刻、宏大的故事，只是导演陆庆屹拍的自己父母在四个春天的故事。
从影像内容来考量，《四个春天》关乎的是导演的个体经验和记忆，以他的视角，看待整个家庭二十来年的变迁，尤其是影片中所拍摄的四个春天。在这当中，发生了极多的变故，但是并没有过分着墨。例如姐姐庆伟何时开始生病，生的什么病，葬礼上为什么只有儿子出现，没有她的丈夫。
相比这些家庭情节剧式的故事性部分，《四个春天》更核心的内容是老两口的日常生活。他们懂得很多技能，吹拉弹唱、制作草药、熏制腊味，连剪辑视频都没问题，好像没有他们不能做到的事情一样。夫妻俩的关系也非常和睦， 我想这是很多观众会羡慕的部分。90后一代人，尤其是00后这一代，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上一辈那般稳固，尤其是70后、80后的婚姻关系，乃至90后的婚姻关系，都充满了变数。
《四个春天》里记录的导演父母。图源网络
“家”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概念，到底有没有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在《四个春天》里，哥哥头发已经开始白了，妈妈每次送他离家的时候，都嘱咐了“婚姻大事要抓紧”，但到电影结束，哥哥似乎依然没有成家。婚姻已经不是当代中国人的必需品了，没有婚姻，更无从谈及家庭，这是一种现代人生活方式的自主选择，但并不代表对传统的家庭观念就可以彻底否定。
《四个春天》中的陆家其实是一个理念很传统的家庭，故事主要聚焦在春天，也就是因为春节大家都要回到家来过年。片中最常见的情节，也是老两口准备食物，以及一家人吃饭。我们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对于一个中国家庭来说，在逢年过节时团聚吃饭，也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在农历新年。
天井聚餐。图源网络
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则是像导演这样纯粹的家庭个体记忆、个体经验，有没有上升到普世价值的高度？我相信情感的共通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础编码，《四个春天》虽然只是聚焦一个平凡的家庭，但是其中透露出的情感信息，是可以打动大众的，并从中得到些许关于爱的领悟。更何况，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家庭，总有泛文化层面的类似部分，在这些部分中也能得到感同身受的体验。
就笔者个人而言，片中姐姐的早逝，恰如我的大伯早逝，对我的爷爷奶奶造成的心灵冲击，与陆家父母类似。另外陆母曾说不能比陆父先走，不然他一个人不懂得照顾自己，我的奶奶也说过一样的话。
常常有人用一副对联形容中国的年轻导演，尤其是文艺片导演拍的电影，叫“穷山恶水长镜头，妓女小偷黑社会”，意思就是拍摄空间都是穷乡僻壤，拍摄手法都是长镜头玩技巧，拍摄的内容都是小镇边缘人物。从毕赣导演的《路边野餐》开始，这个局面有所改变，他也有长镜头，也有黑社会，也有穷山恶水，但是这个故事在偏远的地域空间中，呈现出一种超脱同类的诗意。说句大白话，他也是拍的穷人的故事，但拍出来不显得穷和苦。
《四个春天》中灯光下的父母。图源网络
《四个春天》在这个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它不似《路边野餐》那种涣散的浪漫，因为纪录片体裁，加上拍摄对象是自己的父母，现实主义根基更为坚实，并且还有些许诗意现实主义的余味。在日常普通的生活中，挖掘出了审美意义价值。生老病死、四季轮回是自然规律，也是每个人一生必修的课题。人生不止短短四个春天，但掐指一算，春天只有越来越少，时间永远在倒数中。
当年简·方达提出要拍老年人题材电影《金色池塘》，和她关系不太好的父亲亨利·方达，在片中真实出演她的父亲，两人剧中关系也并不太好。没人要投拍一个老年人题材的电影，但拍完后，这部电影成为当时北美票房前十。有人特意感谢简·方达，这部电影让他和隔阂多年的父亲关系缓和了。简·方达在暮年回忆起这部电影时，仍然眼泛泪光，因为电影完成后，她也终于和自己的父亲和解。
《四个春天》就具有《金色池塘》式的疗愈功能，倒不是说看完这部电影，立马改头换面做个孝子贤孙。而是希望个中的情感，能够化解一点现实中的冷漠，已经足够了。
□耳朵（影评人）
新京报编辑 吴龙珍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