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阿摩司·奥兹：狂热，是21世纪的瘟疫
今天，人们被狂热分子所主宰
在奥兹去世之前一个月，他还在《华盛顿邮报》的采访中对当下政治表示担忧，他声称，“狂热是21世纪的瘟疫”。他认为，这就像上个世纪，世界被改革者和救赎者所摧毁一样，政客通过神奇的意识形态魔法煽动民众。而今天，人民则被各种类型的狂热分子所主宰。
奥兹认为，狂热的原因在于现实太过复杂，所以人们更渴望简单地解决问题。这不仅发生在以色列，全世界皆如此。大家都像在看好莱坞大片一样，所有人都只想知道谁是坏人，谁破坏了他们的美好生活，然后找一个简单的方法彻底解决这些麻烦。因此，他们将一切问题归咎于全球化、新殖民主义、激进的女权主义、性别歧视、或犹太复国主义。
奥兹进一步认为，这是一场深刻的民主危机。在他眼中，狂热主义比民主要古老得多；它比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更古老。民主制曾经有一种遏制狂热分子的机制，可现在这种机制失效了。
在今年4月出版的《亲爱的狂热者》
（Dear Zealots）
一书中，奥兹试图对当下最新的世界局势做出剖析和回应。他认为，许多人携带着狂热的基因。 它始于改变亲属、邻居、周围每个人的理想主义冲动。奥兹认为，这种狂热不仅在以色列流行，而且已经在全世界都蔓延开来。但奥兹并不彻底悲观，他将政治局势与契诃夫戏剧进行比较，而不是莎士比亚戏剧。
“在莎士比亚剧中，最后一幕中的舞台上到处都是尸体，”他说，“在结束时，契诃夫的角色伤心欲绝，幻想破灭，但还活着。”
英文版《亲爱的狂热者》书封。Dear Zealots: Letters from a Divided Land by Amos Oz，November 13th, 2018。
从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到和平主义者
奥兹之所以剖析狂热，是因为自己也有过狂热的经验。在“德国之声”对奥兹的采访中，奥兹回忆道，他出生在一小群被吓坏了的犹太难民中，人数不到五十万人。虽然他的父母从未跟他分享他们对欧洲的失望之情，但在当时，整个耶路撒冷都被一种痛苦、失望和不安的阴云所笼罩。当戴维·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独立时，奥兹才九岁，他们还因此经历了饥饿、停水还有恐惧。
奥兹曾透露，当时他作为一个小男孩，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100%正确的，任何憎恨或反对或打压这一事业的人都是反犹太人或种族主义者。他花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实现这个梦想是要付出代价的。在很大程度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不得不为以色列人的梦想付出惨重的代价。
阿摩司·奥兹
所以，奥兹五十多年来，一直主张巴以互相妥协，比邻而居。他一直跟公众重复这样一种愿景：这样小的一块土地，两个不幸的民族应该就像在一所房子里，划分成两个不同的房间，大家当不成“情人”也可以当“邻居”。“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意识到，摆脱这场冲突的唯一途径是历史性的妥协，因为巴勒斯坦人不会去任何地方，以色列人无处可去。”
所以，他赞同特朗普把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他觉得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应该将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但同时，东耶路撒冷应该也有世界各国的大使馆，因为他觉得那也应该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
《恶意之山》，作者：（以）阿摩司·奥兹，译者：陈腾华，版本：99读书人 |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1月。短篇小说集，书写尚处于英国管辖的耶路撒冷，追问巴以冲突的源头。
以色列的“良心”与“叛徒”
在奥兹为和平而呼吁的时候，右翼的民族主义者都迅速地谴责他是以色列人民的叛徒。在《卫报》对奥兹的采访中，奥兹表示，他知道被说成叛徒是什么感觉，因为，他曾迷过耶稣，犹大的故事曾激怒过他。犹大是一个双重同义词：叛徒的代名词，也是犹太人的代名词。
“在我的词典中，很难区分这两者，”奥兹说。在他看来，犹大的故事是“世界反犹主义的切尔诺贝利”。不过，他也认为，犹大比耶稣的其他门徒更信耶稣，他是“第一个基督徒、最后的基督徒和唯一的基督徒”。因为犹大是为了让广大群众得到拯救，才导致了耶稣的受难和复活。而且，在耶稣离开了犹大之后，犹大心烦意乱，也绞死了自己。
所以，奥兹把被说成叛徒当成“荣誉徽章”。其实，所有以色列领导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准备在领土上妥协而被骂过叛徒。对于这个叛徒的名人堂，奥兹还补充了托马斯·曼，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阿尔伯特·加缪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作为一名作家，奥兹对美国西部经典悲剧中，描绘的复杂冲突而着迷，而不是美国西部片中的善与恶。“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冲突在右翼和右翼之间发生的。”
不过，他也对反对以色列存在的观点嗤之以鼻。在《卫报》的访问中，奥兹认为，“以色列不应该存在”这种说法是从反犹太复国主义过渡到反犹太主义。希特勒之后也没有人说，德国应该不允许存在，或者在斯大林之后，也没有人说，地球上不应该有俄国。奥兹认为，如果大家想改变以色列，仅仅抵制和反对它是愚蠢的，因为“它加深了以色列对全世界都迫害我们的妄想”，从而加强了以色列的恣意妄为的可能。
而且，奥兹还认为，西方很多自由主义者经常会双重标准看待问题。他们经常忽视发展中国家部分地区的暴力行为，而每当谈到犹太人的时候，就会说，“好吧，他们遭受了太多苦难。在这样的经历之后，他们怎么变得如此暴力？”他对那些认为大屠杀应该把犹太人变成和平主义者的西方人嗤之以鼻。奥兹回忆起他的亲戚，在纳粹集中营幸存下来，他总是提醒奥兹，他的解放者“不是带有标语牌或橄榄枝的和平示威者，而是士兵，头盔和机枪。我这一代的犹太人不能忘记它。”
阿摩司·奥兹
但这也不表明他对以色列的现状感到满意。相反，他对《卫报》记者坦率地说：“我爱以色列，但我不喜欢它。”他所爱的仍然和以前一样。“我喜欢它，因为它具有争议性，因为以色列的每一个楼梯间，都充满了相互矛盾的观念。”“以色列是由八百万总理、八百万公民和八百万心理学家进行的激烈争论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一个最能解释该国情况的公式”，但他也表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压迫使得巴勒斯坦民间社会恶化……沉浸在冲突中的社会往往变得更加种族主义和不宽容”。
但是，他仍然坚持寻找快速有效的解决方案或革命性的答案。这也是他最近讨论狂热者的原因之一。
我们如何治愈狂热者？
然而，并不是每个和奥兹立场相似的人都认为他寻找的方案能治愈狂热者。以色列作家亚伯拉罕·伯格（Avraham Burg）在《国土报》认为，奥兹在《亲爱的狂热者》背后隐藏了左翼犹太复国主义普遍没有解决的许多问题。奥兹在《亲爱的狂热者》中，主要表达了三个论点。奥兹先讨论了一般的狂热，指不限于特定地方、文化、社会和宗教的狂热。奥兹认为仇恨是狂热的元素之一，在许多地方，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很快也变成了互相仇恨的政治。而且，盲目的仇恨会使得双方的仇敌彼此相似。亚伯拉罕·伯格认为，奥兹的分析并没有带给我们新的见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奥兹提出了好奇心、想象力和幽默感。亚伯拉罕·伯格认为，奥兹的补救措施只是一种简单地麻醉罢了。我们并没有找到治疗的方法。
第二，奥兹推崇的是文化犹太教，他认为犹太教应该作为一种文化而不是一种宗教，更不仅是一个民族，而这种界定能为以色列的狂热降温。亚伯拉罕·伯格认为奥兹就像是一位世俗的首席拉比，他从各种犹太教之间的差异矛盾的丰富遗产中找共同本质。然而，亚伯拉罕·伯格认为这种世俗化的犹太教，几乎忘了犹太教遗产中最深刻的核心——是“一种适合对弱者的侮辱做出强有力回应的文化。”这已经成了“先知道德”的一部分。
奥兹试图去化解这种“道德”。他在书中举了一个幽默的例子：“事实上，我们的犹太节日彼此相似：坏人试图杀死我们所有人，但他们没有成功，所以让我们坐下来吃饭。”而亚伯拉罕·伯格认为，其实犹太节日的顺序是这样的：坏人试图杀死我们，上帝救了我们，让我们吃点东西。奥兹的世俗主义其实忽略了犹太文化里谁来拯救的问题。而这个救赎，往往在现代是诸如民族主义的愿景，也是狂热者的来源之一。
此外，奥兹认为巴以双方解决问题需要妥协。因为妥协的反面不是坚持理想。而是狂热和死亡。在这种思想中，奥兹批评了狂热的伊斯兰教和犹太民族主义。但是亚伯拉罕·伯格认为，这种解决方案首先早已过期，而且可操作性存疑。因为如今这意味着犹太人将放弃自己的绝对特权，奥兹也没有明确具体放弃哪些特权。而且像奥兹那样想象的，这两个“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直没有可操作的答案。奥兹所希望的那种状态，一个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的国家，也许只会出现在遥远的未来。
作者：徐悦东；
编辑：安安，寇淮禹；校对：贾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