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文学的时代已经悄然结束

2018-12-27 | 浏览：

原标题：一个伟大文学的时代已经悄然结束|专访阎连科

今年10月，因为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取消，再没有媒体密切盯着阎连科。但他这几个月，依然忙得不可开交，他这个月来没在北京的家里待到超过一个礼拜。12月23日下午，我们的记者在人民大学采访了阎连科，这个采访的原定时间是两个月前，但他一直因为杂事缠身，中途写电邮告知：要不采访还是算了，反正文学是个冷小的东西，尤其是我的。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洛阳嵩县田湖瑶沟，毕业于河南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当代作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冼为坚中国文化教授。出版有《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作品。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他被称为继莫言后最接近诺奖的中国作家，也被称为“最有争议的中国作家”。

他去世界各地的文学节、书展，经常被安排压轴出场。在德国，有三四十位当地读者拿着刚印出来的阎连科照片排队要他签名。尽管没有人拿着书，而且他不管走到哪里，阎连科都是明星一般的存在。们签完名走了，也没有人坐下来听他讲。

阎连科的英国经纪人几乎每天往他邮箱里发电邮，告知他哪本书销量如何，又有哪个大咖评论家写了文章。完全不懂英文的阎连科在这方面非常粗疏，他不关心谁写过评论，也不关心用了什么封面，腰封上写了什么话，他也不在乎书里是不是有错别字，反正他是一个经常写错别字的作家。他也不关心外面怎么评价他，一般是他儿子帮忙回复经纪人，对方发来三封，他回一封。经纪人告知他有负面评价，他也无所谓：负面就负面吧。

2018年12月9日，阎连科凭《田湖的孩子》入选2018年《收获》文学排行榜，获非虚构类第二名。

再比如，前阵子香港媒体上一篇题为《海边的阎连科：来香港教书是一种逃离》的文章，从标题就把读者导向了某种政治化的理解。逃离什么？阎连科笑着对我说，逃离雾霾嘛。他说去香港讲课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讲课要花很多时间，一周讲三节课，所以很多内地作家不愿意去，他就觉得其他人不愿意，那我去吧。香港的环境好，生活也很规律，一切讲规矩，不像在北京有没完没了的应酬，还会出现提前三天才临时通知的情况。因此，在阎连科看来，他去香港教书没有任何政治化的因素。

过度的符号化，让阎连科变成了陌生人。他受益于这样的符号化，也为这样的符号化所伤。

符号化之外，阎连科最近有一件更具体琐碎的苦恼。采访完的第三天，他发来短信：

麻烦夹带私货地告诉一声读者朋友们，別给我学校和家里寄书、纸、信封类让我签名写字了，我几乎每天都收到这样的快递，成了负担。收藏的我可以理解，但相当部分不是为收藏。而且，还直接给我寄许多盗版的港台书让我签名再销售，哭笑不得……

但年届六十的阎连科，已经彻底放飞自我。关于新作《心经》，他说都不准备出版，打算自己印几本私底下送送朋友。放飞自我的同时，阎连科也已经到了考虑如何收场的时候，因为他认为一个伟大文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新的伟大文学时代会到来，但已经与他无关。

更重要的问题是现实虚无主义

新京报：在读《田湖的孩子》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里面有一些地方有历史虚无主义的色彩，你怎么看？

阎连科：那是一代人最真实的记忆，没有任何虚无主义。我们要正视自己的历史。我们看今天中国现实，那才是真正虚无主义。我们能够面对历史，那是因为我们对现实充满了希望。如果我们对现实绝望，那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这是我们要正视的，但没有人去正视。说虚无主义的人是对中国现实丝毫不了解。所以我说，问题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现实的虚无主义。

《田湖的孩子》，阎连科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9月版

新京报：你回自己老家，你有觉得当地父老乡亲很虚无主义吗？

阎连科：农村最实在，就看生活怎么样。乡村的医疗保险，政府给得很好，第一年交20元，第二年交40元，第三年交80元，现在要交220元。10亿农民，涨了多少钱？220块钱对南方人来说小到不值一提，但让北方农民拿出220元，那是怨声载道。就是这么简单。你为什么不根据富裕程度有区别？搞一刀切。河南的乡村，一家6口人，那就是1000多块钱。拿不出来也得拿啊，所以农民会拼命挥霍，一个感冒也要住院，因为住院才能报销啊。最后全中国人都在挥霍，都去医院躺在那儿。所以没有人对现实负责任，有一种理解的宽容的心情。现实的虚无主义达到了顶峰。

顾长卫导演电影《最爱》（2011）剧照。该剧改编自阎连科作品《丁庄梦》。

新京报：说到这种虚无主义，我想到你2016年的《日熄》，写的是一个村庄里的人梦游之后为所欲为。

阎连科：《日熄》说白了就是特别想写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故事。对我来说，构思不在于故事，在于讲故事的方法。但是换句话说，《日熄》如果出版有什么呢？梦游而已，被夸大了。我里面写的那个老人，充满着正能量，一直在救赎那些人。这个台湾版已经改了四五版，我加了很多美的善的东西。

新京报：《日熄》里后面时间停在了早上6点，时间停止意味着什么呢？

阎连科：这个要说说不清，非常重要。时间是可以死亡的，也可以开始。我故意把李自成和各种农民起义的时间混杂，时间是混乱的。让时间死掉，这样时间才有意义，不能让时间一直顺时针下去。

由吕乐导演的同名改编电影《速求共眠》（2018）海报。

新京报：《日熄》里你又被你自己写进去了，《炸裂志》《速求共眠》也是，而且都很自嘲。

阎连科：以后估计比较谨慎了。因为用得比较多了，而且关于把作家放进自己作品，讨论得比较多了。可能之后不会再用了，再用就重复了。

新京报：你老是想着怎样不重复。

阎连科：这是一个作家最简单最基本的对自己的要求，就这样我依然觉得自己重复。

新京报：我发现你作品英文版的封面都很类似，有点政治波普化的中国人的感觉。

阎连科：对，所有的封面都一样。是他们买了这个系列的版权，六七种语言都用了这个封面，反正就大同小异。

新京报：那你个人喜欢这种很脸谱化的封面吗？

阎连科：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但也有点偷懒。

新京报：你前阵子在单向街，也讲到说想走近读者，因为符号化已经把你变成了一个读者眼中的陌生人，这种符号化对作家本身是一种很大的伤害吧？

阎连科：还是作品写好了，靠嘴是说不清的。不要在嘴上解释这些东西，读者会理解政治，他也会理解艺术，《四书》是特别典型的。

新京报：你有读前阵子《纽约客》上写你的那篇长文吗？

阎连科：看了。里面写到每年10月诺贝尔奖的时候，都有当地领导来我家，我让他拿下来。不要谈这种，这种不是什么政治层面的敏感。我们特别能理解官员的难处，但跟他们扯不清，最后也没拿下来。我们看看就是日常生活，对于英语世界的人来说，津津有味，原来亚洲作家是这样生活的。说白了，完全不知道亚洲作家是什么生活状态。

新京报：所以你对这种敏感性本身也是很敏感的？

阎连科：我觉得不是敏感性，而是现实性。我们老说敏感性就变成一个作家老是剑走偏锋、哗众取宠的意思了，那我觉得这是对作家的误解。每个人对现实都有他关注的方面，我从来没有去关注政府怎么样，党怎么样，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些事情。

阎连科部分作品英文版封面。

新京报：你觉得你个性中是有很懦弱的一面吗？

阎连科：非常懦弱。

中国的现实内容已经足够丰富深刻，

作家要在其他方面做出努力

新京报：你是一个特别有意识的对小说的结构和形式做探索的作家，和你同年龄的很多作家都在回归传统。但你好像年纪越大，实验性越强。

阎连科：回到传统没有问题，我相信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学。21世纪有21世纪的文学，虽然我写不出来，但一定不是《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小说。托尔斯泰是伟大，但你永远去写这样的小说，你也写不过他。所以我经常看到有人讲个四平八稳的故事，塑造一个活灵活现的人物，我就觉得，虽然大家都是同行，这样的作品也能拿奖，卖得很好，要生存这我能理解，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我对你的尊重是稍微要打一点点折扣的。小说是要有创造的，不光是故事，还有叙事、语言。

《阎连科短篇小说精选》，阎连科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新京报：可以说你在小说方面是形式主义者吗？

阎连科：中国的内容在丰富性复杂性上已经达到了在全世界都无可匹敌的程度，在这方面已经完成了，随便拿一个故事都深刻复杂到不得了。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在这方面没有完成，那你是要写更复杂的故事。中国的现实已经完成了，那为什么你不在另外一方面努力呢？

新京报：所以对中国作家来说，这种内容的复杂性是现实早就为作家完成的。

阎连科：对，所以我觉得，只要稍微有点敏锐性，都能抓住非常复杂的故事，这不需要多少努力。在这个方面已经完成的时候，你需要在其他地方做出巨大努力。

新京报：就你的文学观来说，故事再漂亮，语言再漂亮，都不是一个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对吧？

阎连科：再美，你能美过沈从文吗？语言再好，你能好过张爱玲、萧红吗？人物再活你能活过老舍吗？一个作家要做一个明白人是非常难的，这个明白不是生活上稿费多少，是文学观上的。

新京报：你前阵子有一个“苦咖啡文学”的提法引起关注，你说当村上春树、门罗、卡佛等人的“苦咖啡”风格作品成为主流的时候是很成问题的，你这个话是在批评80、90后的年轻作家吗？

阎连科：我的意思是中国文学回到了不痛不痒的年代，老一点的，跟我一样年纪的，你看许多作品真是唯美到不痛不痒，那不只是80后90后。是我对整个文学都有一个看法，再说得难听一点，中国作家都在打擦边球。你一定要相信，打擦边球和正面进攻是两个概念。正面进攻可能是要失败的，但它是有力量的。擦边球是可能成功的，但是讨巧的，就这么简单。“苦咖啡”大部分是讨巧的。

新京报：但你这个对“苦咖啡文学”的说法也有人批评，比如有人说苦咖啡也是80后90后一代人对自己时代的忠诚？是很真实的刻画啊？

阎连科：我的意思是什么文学都可以存在，但如果人人都这样就是有问题。我们要有不同的生活，只允许苦咖啡存在，不允许别的存在，这就是危险的。

《我与父辈》，阎连科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版

新京报：那你们作家班的那些80后90后的学生，他们和你聊过吗？他们对你这个文学观怎么评价？

阎连科：我们作家班的学生们都特别可爱，阎老师要说什么写什么，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也许认同，也许不认同，但他们能理解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如果都是张爱玲，没有鲁迅，那是文学巨大的问题。但如果全是鲁迅，那也会乱得一塌糊涂。你只能顺从文学自身，不要人为地去调整，思考什么就去写什么，那是最好的。

新京报：说到“苦咖啡文学”，好像日本文学是一个代表，是不是也是“苦咖啡”占主流？

阎连科：日本那边的生活是相对平静的，我们的生活是不平静的，每天给你提供了无数惊心动魄的素材。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地方，为什么小说特别美，因为生活到了平静期，每天就是这个样子，想在生活中发现一点新东西相当难。

新京报：所以你觉得如果你出了国，还能写吗？

阎连科：还是比较特殊的，我们不像欧洲，有那么多的俄罗斯作家去欧洲，因为他们文化上很多相近性，中国文化截然不同，我也没有能力像哈金那样用英文写作，所以要写作还是要在中国。我与我的祖国同在，这不是高尚，是我没有能力不与祖国同在。

中国作家过度复制现实主义

新京报：前阵子的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给了90后作家王占黑，你说看她的小说，不像一个90后的作家，倒像50后60后作家，这是在夸人吗？

阎连科：我是从语言和从对生活的关注来说的，她关注的是和她的年龄不相符的老大爷老大妈的生活，当然语言也比较老到。但那个小说没有多少难度。

新京报：所以为什么是她得奖？

阎连科：这种小说就会很多人喜欢。比如满分10分，都给他9分8分。有的小说，特别有创造，有的评委可能就给5分。所以评奖中间，最有创造性的往往最有争议，最四平八稳的往往最容易得奖。那5个作家都很好，我觉得给谁都无所谓，但评委莫名其妙都给了最年轻的。如果只有一个长篇，我觉得是阿乙。

新京报：王占黑的小说提供出来的东西很老套。

阎连科：小说没难度，别人已经做绝了，小说是要有创造的。

新京报：那今天这拨年轻作家里，会有让你特别惊艳的吗？

阎连科：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还是很惊艳的，还有孙频的《松林夜宴图》也很好。真的不要小觑年轻作家。

新京报：可是这两个人都是你们人大作家班的。

阎连科：我读得比较少。那沈大成也很好啊，我个人很喜欢，她的作品是很有创造性的。

新京报：能谈谈你所理解的创造吗？

阎连科：首先要对生活有新的认识吧。今天生活这么丰富，你的认识和其他人一模一样。其他，你要始终想到，我们生活在21世纪，你不要写18、19世纪的小说。短篇小说不去说了，尤其长篇小说如果不讲结构，不讲叙事，我是特别反感的。

新京报：那你怎么看《繁花》这样的小说？

阎连科：我想肯定不是我喜欢的小说，我觉得这个小说就像一杯水倒桌上，流哪儿是哪儿。但中国人就喜欢这种小说。现实就是这个样子。还有《收获》排行榜排第二的是谁，写得也是特别上海那个调调，那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不会有什么惊艳的地方，当然这也正常，也是应该存在的。文学要丰富，要让各种各样的东西存在。

青年时期的阎连科。

新京报：我想到，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有先锋小说，今天这一批作家都不再先锋了，今天中国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但先锋的姿态在今天依然重要吧？

阎连科：是这种情况。如果中国除了现实主义没有别的，那文学彻底死亡了。问题是我们过度复制现实主义。好评如潮，给他影响，给他奖。

先不说我们的现实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实主义，是不是现实主义都说不清，中国人理解的现实主义和世界上理解的现实主义是有差别的。只有一种文学是最可怕的。

新京报：如果只有现实主义，那异质性的东西就太少了。

阎连科：年轻作家应该有点探索精神，走得远一点。

新京报：可是这种有探索性的东西在评奖和读者那里都很边缘吧？

阎连科：全世界，走得远，后面落掉的人越多。走得这么远，就不要管后面的队伍有多庞大。很多评论家也不理解，说这个东西不好看。

一个伟大文学的时代已经结束，

作家们要考虑如何收场了

新京报：你以前说过就怕江郎才尽，说最多写到65岁，现在还这么觉得吗？

阎连科：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已经结束了。再过五年十年，你会知道，已经结束了。看我们最近三五年，出现了什么伟大的作品吗？就这么简单。没有。最活跃的这批作家，最近七八年都写的什么作品？一个伟大文学的时代已经结束，或者另一个伟大文学的时代已经悄然到临，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稍微明白的人都应该看到这一点，一个作家应该想到要好好收场的时候了。我知道这个话会得罪非常多的作家。

我们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比你们这代人幸运得多，赶上了30年到35年的好时候，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人没有赶上。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一点我清楚地知道，只有个别的作家还能在一生里写出伟大的作品。我们最喜欢的最活跃的这批作家，谁更有创造性，谁没有重复自己，就看作品吧。

今天这个时代给70后80后作家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空白期，是他们一鸣惊人最好的时候，只要谁能写出和50后60后作家同水准的作品，那就把所有的作家都盖过去了。谁对生活有不一样的认识，谁能提供不一样的世界观，只要写出一个和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同等水准的作品，就会好评如潮。今天如果哪个70后写出一个《白鹿原》这样水准的作品，你就看人们欢呼声吧。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悄然结束了，我们每个人都在挣扎。

新京报：你说一个伟大文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是一个悲观的说法吗？

阎连科：当然一个更伟大的文学时代已经到来了，但和我这一代没关系了，是属于你们的，两句话一起说更无懈可击吧。

新京报：那一个伟大文学的时代结束后，你之后创作时怎么定位你自己的位置呢？

阎连科：你意识到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已经结束的时候，你就要思考，你还能做什么，如何收场。收场不是说一个人写回忆录就算数。你要扛得住，写出和之前差别比较大的而且保持一定水准的作品。50年代作家最近几年出的作品，你们看年轻人的反应就知道了。我们这一代人已经非常幸运，知足了。70后80后连三四十年的好时光都没有。

新京报：所以你已经到了在考虑怎么收场的时候了吗？

阎连科：一定要警惕，再也不能随意挥霍自己的生命了，那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你要从各方面考虑作品的价值，再也不像年轻时候才华横溢，像福克纳那样哗哗就连着写出三个伟大作品。所以你要考虑自己的收场。

新作《心经》可能不准备在台湾出版，

印几本送朋友算了

新京报：王德威有一个说法，他说90年代中后期阎连科突然开窍了，怎么理解？

阎连科：93年以前写得都比较现实主义，都是像路遥《人生》，讲个人奋斗这种。但是到了93年，《黄金洞》《年月日》《耙耧天歌》，写了一批这样的中短篇。《日光流年》完全和以前不一样了。

2014年，阎连科获颁卡夫卡文学奖。

新京报：这个过程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阎连科：和阅读发生变化有关吧。我以前对20世纪文学没那么喜欢，还是喜欢19世纪的小说。像卡夫卡，看都看不懂。92年还是91年，我当时生病躺在床上，看得如醉如痴，每一句都能看明白。

包括像博尔赫斯这样的人，最大的贡献，就是根本不写人间烟火，这可了不得，我们天天在塑造人物，但博尔赫斯把这一切一笔勾销，写了非小说的小说，解放了整个人类对小说的理解。今年看了一个波兰作家的作品，叫《简短，但完整的故事》，喜欢得超乎想象。写得特别超现实，但是一般超现实的小说容易在夸张上出现问题，会失去严肃性。你去看果戈理的作品，看《百年孤独》，都有滑稽和夸张的地方，会失去庄重感。看这个作品的时候，突然意识到，《炸裂志》有滑稽夸张的地方，庄重感确实比较少。

只要阅读没有停止，不断喜欢新的作家，写作就不会轻易停下来。如果所有喜欢的作家都是以前的，没有新的，那你的写作也就停止了。

新京报：谈谈你在写的最新的小说《心经》吧，写的是宗教题材？

阎连科：这个小说写得很辛苦。不是写乡村那么熟悉的风格。宗教题材，倒不是敏感，是最难攻的一个小说。因为一般宗教题材的小说就是两类，一类写权力对宗教的迫害，格雷厄姆·格林的《权力与荣耀》、张承志的《心灵史》都是这一类。这是最行得通的。

另外一类，就是有个神圣的人物战胜邪恶，像《血战钢锯岭》。这两类恰恰是我们要避开的。

新京报：在写《心经》之前，你近几年好几个作品里都涉及宗教元素。

阎连科：这和年龄有关系。《日熄》《四书》里也有，完全正面，包括写了两个短篇。一个是《道长》，还有一个参加“匿名作家计划”的《信徒》。

新京报：“匿名作家计划”是不是很好玩？

阎连科：就是拖得时间太长了，写过什么小说我都忘了。最好一月一次，有一个小高潮，蛮好玩。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趣，文学还是要有趣一点，活动也要有趣一点。但我发现，年龄大的好像就我在参加。应该多一点50后60后70后和年轻人在一起玩，我觉得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