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兴市场跟随紧货币步调 弹性空间拓宽或刺激政府干预
本报记者陈植上海报道
11月22日，南非央行意外决定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它2016年一季度以来的首次加息。
然而，整个加息决策过程格外焦灼——南非央行六位货币政策委员会（MPC）票委里，三人支持加息，另外三人支持按兵不动；直到南非央行行长LesetjaKganyago与6位票委经过激烈讨论，才形成加息决定。
“这表明，在美联储放缓未来加息步伐的市场预期下，新兴市场国家央行的货币政策跟随收紧但操作弹性正在加大——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央行官员正倾向改变此前被动跟随美联储鹰派加息的货币政策以提振本国经济增长。”BKAssetManagement宏观经济研究主管BorisSchlossberg向记者指出，尤其是10月以来巴西雷亚尔、印度卢比、南非兰特等新兴市场货币汇率较大幅度反弹，加之油价大跌令通胀压力骤降，让这些国家央行拥有了“不看美联储脸色”的底气。
在他看来，今年以来包括菲律宾、印尼等新兴市场国家央行采取鹰派加息动作，很大程度是被迫的，主要目的是缓解本国货币汇率大幅贬值引发资本外流压力加剧，以及由此造成的通胀压力高企问题。
不过，新兴市场国家央行货币政策弹性加大，并不意味着它们就能轻易变更当前的货币政策收紧步调。
布朗兄弟哈里曼（BBH）全球外汇策略主管MarcChandler坦言，当前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经济基本面与金融市场稳定性，在通胀、债务比率、外贸收支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将导致未来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出现分化趋势，比如制造业相对较强与经济复苏状况较好的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可以适度采取相对“偏宽松”的货币政策（比如暂缓加息步伐）以刺激经济增长；而外贸赤字、财政赤字问题依然严重的土耳其、阿根廷等新兴市场国家则依然得延续偏紧的货币政策以防止资本再度外流，进而触发新的经济动荡。
高盛发布最新报告也指出，尽管美国经济增速放缓会让大量资金重返新兴市场助力当地经济增长，但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依然面临较高的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导致他们的货币政策收紧步伐选择余地加大同时，必须更加小心谨慎——一旦货币政策出错，将引发新的经济动荡与货币危机。
货币政策松紧“两难”
整个11月，菲律宾、印尼、墨西哥、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央行接连宣布加息。
但在多家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看来，随着美联储暗示放缓未来加息步伐，这或许是新兴市场国家最后一次紧跟美联储的鹰派加息动作。
以南非央行11月加息为例，这些对冲基金经理均认为这更像是“一次性事件”——随着近期南非兰特汇率较大幅度反弹与油价暴跌，他们认为南非的资本流出与通胀高企压力已经明显得到缓解，令南非央行无需再跟随美联储鹰派加息。
“其实，一些激进的对冲基金甚至认为此前新兴市场国家央行跟随美联储的鹰派加息措施正导致本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制约，此时这些国家央行应考虑启动降息措施。”一家美国对冲基金经理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比如当前巴西预算赤字庞大，约占GDP的7%，加之公共与私人部门债务水平增速过高过快，令很多金融机构认为巴西政府应采取紧缩财政政策+宽松货币政策的组合拳，一面增加政府收入并削减财政开支，进而抑制社会总需求与通胀压力，改善巴西的贸易收支和国际收支，一面依托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抵消紧缩财政政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冲击。
“这也是这些对冲基金认为巴西应考虑降息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指出。但在他看来，对冲基金此举更多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套利投资收益——随着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导致越来越多资本从美国回流新兴市场国家股市债市，这些资本自然希望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央行能采取较低的利率政策以刺激股市债市价格增长，从而让他们收获更可观的回报。
然而，一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选择降息的时机出现差错，则反而会引发货币汇率再度大跌与资本流出压力骤增，以及高通胀阴云再现，拖累整个国家经济复苏进程。
MarcChandler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这正成为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央行的新烦恼，一方面美联储加息步伐放缓让他们无需再一味加快货币政策收紧步伐，但此举看似有助经济复苏增长，但也暗藏通胀压力回升与资本再度外流的隐患；反之他们延续此前偏鹰派的加息政策以控制通胀抬头并促使货币汇率持续回升，又可能错失经济复苏成长的好机会。
在他看来，当前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央行很可能采取折衷策略——若明年美国经济增速放缓令美元走低，触发本国国家货币汇率走高且通胀回升压力放缓，他们便适度放缓加息步伐，反之则依然跟随美联储，保持相同节奏的加息步伐。
“但对存在外贸赤字与财政赤字双高的阿根廷、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而言，他们则只能延续偏紧的货币政策，因为任何货币政策宽松迹象都会导致本国货币汇率出现回落并加剧资本流出压力，最终酿成新的经济动荡。”上述美国对冲基金经理直言。
货币政策博弈加剧
值得注意的是，在货币政策收紧步调操作弹性加大同时，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央行正遭遇政府干预的新压力。
“这种状况在今年变得格外明显，甚至引发一系列金融动荡。”上述美国对冲基金经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今年3-4月土耳其曾计划连续加息以遏制通胀压力上升并维持货币汇率稳定，但土耳其政府执意认为低利率政策反而能刺激经济增长，最终化解高通胀与货币汇率大跌等问题，双方为此僵持数周令土耳其央行错失加息时机，引发5月土耳其里拉出现崩盘式大跌。尽管土耳其央行最终采取紧急加息措施力图稳定市场信心，但里拉大幅下跌给当前土耳其经济复苏依然构成较大的制约。
令市场意外的是，8个月后，类似的情节再度上演。
12月10日，UrjitPatel突然宣布辞去印度央行行长职位，引发印度卢比与当地金融市场大幅动荡。市场普遍认为UrjitPatel之所以选择辞职，因为他不满印度政府干预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不但要求印度央行放宽对部分银行的贷款限制，还打算通过审查印度央行的资本架构，寻求加强对央行运作的监督管理。
在原美联储副主席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Fischer）看来，这种新变化，正令不少国家央行行长颇感为难——既要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又得学会与政府相互“配合”。但是，政府与央行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一些难以协调的矛盾分歧，比如政府部门希望央行尽可能保持低利率以刺激经济短期高增长，但央行官员会通过更专业的货币政策决策，平衡短期经济高增长与长期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关系，甚至有时会抬高利率，通过牺牲部分短期经济增速，换取经济长期可持续平稳发展空间。
“由于很多国家央行行长都是由政府任命，因此当政府诉求与央行货币政策步调出现偏差时，政府部门就能以央行货币政策出现错误（导致经济下滑压力加大）为由，更换新的央行行长。”他坦言，如何妥善处理这个问题，正考验着央行行长的“智慧”。
在上述美国对冲基金经理看来，除非新兴市场国家央行行长向公众传递明晰的信号——“即便政府可能会替换新的行长，他也要秉承货币政策独立性”，否则他们的货币政策决策或多或少会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
“不少对冲基金之所以认为南非央行11月加息属于一次性事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南非政府一直向南非央行施加压力，要求它采取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助推经济增长。”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当前南非央行最大的顾虑，是今年8月兰特快速贬值所带来的通胀压力回升——尽管近期兰特汇率上涨和油价暴跌令南非央行将2018年平均通胀预期从4.8%小幅下调至4.7%，但它依然认为2019年与2020年通胀率会分别反弹至5.5%与5.4%，一旦未来数月南非CPI增速突破6%，超过南非央行设定的3%-6%通胀目标值，南非央行也将很快启动新一轮加息进程。
“这意味着南非央行与南非政府之间关于货币政策收紧步伐快慢的博弈，很可能会随着相关经济数据不佳而持续升级。”这位对冲基金经理坦言。所幸的是，当前金融市场投资机构依然力挺南非央行应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2026年12月到期的南非基准国债收益率一度创下9月底以来的最低值8.96%，表明投资机构认为南非央行未来仍有较高的加息几率。
“现在只能祈祷投资机构的押注是成功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经历2018年经济大幅动荡，明年越来越多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干预会有增无减，因为他们不愿因短期内经济复苏乏力而失去民众支持。”他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