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习仲勋，带领广东“先走一步”
来源：环球人物
1978年2月下旬，首都北京春寒料峭。在人民大会堂，人们惊喜地看到了被错误审查关押长达16年之久的习仲勋。曾经熟悉的战友和同志们都感慨万分，叶剑英激动地说：“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能这么好！”此次，习仲勋是作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来参加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
16年了，重回北京，习仲勋已经65岁。在邓小平的批示下，在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主持下，他得以平反。他渴望把自己和国家被耽误的时间都追回来，他期待再次投入祖国的建设事业。就在这次会议上，习仲勋当选全国政协常委，此时，距离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还有10个月。很快，改革开放的大浪即将涌现，习仲勋将站在时代的前沿，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历史洪流中。
1978年，叶剑英（左）和习仲勋（右）等在人民大会堂。
镇守“祖国南大门”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卢荻说：这次复出，习仲勋原本以为自己会被安排农业部副部长之类的职位，没想到接到了“把守南大门”的通知——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主持广东省日常工作。他深知，这副担子并不轻。
广东是“文革”重灾区之一。长期以来，生产力被严重束缚，农业发展缓慢，老百姓不敢多养“三鸟”（鸡、鸭、鹅），菜篮子里几乎只能看到空心菜。曾经的鱼米之乡没鱼吃、水果之乡没水果。由于温饱得不到保障，老百姓怨声载道，更别提工业及其他行业的凋零。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身兼数职，十分繁忙，对广东省的实际工作难以兼顾。因此，党中央急需一位能主政广东的领导人。这时，叶剑英想到了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习仲勋。
习仲勋在党内长期担任要职，早在1945年，他就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北经济基础落后，为恢复经济，土地改革是重中之重。但西北是多民族地区，各民族间关系复杂，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土地改革，必须格外谨慎。习仲勋进行了实地调研。他在视察青海部分地方土改工作时，询问塔尔寺附近的农牧民群众：愿不愿意进行土地改革？得到的回答是不愿意。一位年长者说：几千藏民在塔尔寺所属的土地上耕种放牧，收获的麦草供寺院烧火做饭，现在土地分到一家一户，寺院就收不上麦草了。习仲勋以西北局的名义做出决定：凡是寺院辖区的农牧民暂不实行土地改革。在西北局，习仲勋还结交了大批党外朋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习仲勋回忆说：“我第一次与班禅大师见面是1951年4月中旬的一天。他率领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途经西安。当他走下飞机时，一个活脱脱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心情激动地对我说：我们专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12月15日，班禅自青海西宁返藏，习仲勋专程赴西宁送行。
1951年12月，习仲勋（中）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青海西宁为即将返回西藏的十世班禅（右）送行。
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各阶层人士构成复杂，正需要习仲勋这样在抓经济、交朋友方面都有丰富经验的负责同志来协调、沟通。
邓小平与习仲勋相识已久。1952年8月，为加强中央统一领导以及大规模经济发展建设，主持西南局的邓小平和主持西北局的习仲勋同时调回中央。陕西党史人物与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袁武振教授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邓小平和习仲勋在1953年就曾共事，邓小平曾召集兼管新疆问题的习仲勋等人开会，研究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问题。他们还一起参与过党中央号召的纠正“共产风”，恢复农村经济工作。习仲勋曾率调查组到河南省长葛县开展典型调查，走村串户，嘘寒问暖。有个社员问他：“你们是参观团吗？你们是不是从北京来的？过去汽车一来都得去欢迎，你们不像过去的参观团。”习仲勋耐心地作了解释，还对工作人员说，我的身份对群众不用保密。经过详细调查，习仲勋就农村形势、公共食堂、劳动保护等问题两次向党中央和时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作了书面报告。
履职广东的任务来得很突然，还没来得及收拾北京的住房，习仲勋便启程飞往广州。一下飞机，他就直接赶去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场。他后来回忆说：“我已有16年没有工作了，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面对广东的同志，习仲勋很诚恳地说，自己刚来，对具体情况还不熟，可能会犯一些错，希望大家指正。一番话，让大家觉得很交心。
“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对广东最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积极响应邓小平支持领导开展的真理标准讨论，二是带领广东“杀出一条改革开放之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不久，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和广州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就予以转载。6月底、7月初，广东省教育工作会议举行，批评教育战线上“左”的错误，就海南“屯昌教育革命经验”展开了激烈争论。“屯昌教育革命经验”提出学生要读书务农，学校要大办农场。习仲勋明确地说，这是“左”的错误思想的产物，不能把学校搞成农场、生产队。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9月上旬，广东省委连续举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带动了全省开展讨论。
时隔多年，习仲勋回忆说：“那一段大家心有余悸，我也心有余悸……北京有同志见到我，说我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早了……我表态早点，我们也进行了讨论……如果不发展毛泽东思想，用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毛泽东思想，那我们就不是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卢荻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习仲勋是全国最早鲜明表达自己的观点、大力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省级负责人之一。”
上任仅两个多月，习仲勋就深入宝安县（后改为深圳市）调研。这里流传着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民谣背后是一组惊人的数字：从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5万人，逃出14.68万人。一路走来，习仲勋看到一片荒芜，但香港那边很是繁华。他感慨：“为什么我们这边的人往香港偷渡？关键就是香港那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市民安居乐业。我们呢，肚子都吃不饱，日子都过不下去！群众能不跑吗？”
一天天地，习仲勋走遍了南粤大地。他深切感受到，广东迫切需要提高经济水平。他认定，如果中央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广东人民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
时间来到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相继召开，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了。习仲勋来到北京参加会议。卢荻说，习仲勋向中央提出，“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
这是大胆的提议。次年4月，习仲勋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又代表广东省委提出了更大胆的请求：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当时名字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台湾已这么叫了；学香港叫“自由港”，又怕被认为搞资本主义。最后定了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号上报中央。
习仲勋又单独向邓小平做了汇报。邓小平听说大家意见不一致，名称定不下来时，不假思索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8年，习仲勋（前排右）在广东视察农田水利建设。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批准对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出口特区。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吴南生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而那些偷渡到港澳的人，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
当广东的改革开放初见成效时，中共中央从党和国家的大局考虑，决定将习仲勋调回中央工作。而习仲勋最担心的，就是广东的改革开放半途而废。1980年9月，他第三次向中央要权：允许广东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大办出口特区，以便加速经济发展。在回中央前夕，习仲勋对自己约法三章：不兼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不干预广东的工作，五年内不去广东。人们看到他对广东的“割舍”，也明白这是最深的不舍。
习仲勋在广东工作虽然只有两年十个月时间，但他是在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时刻，在极为重要的祖国南大门，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开创性工作。卢荻评价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习仲勋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实践者，为全国起到示范探路作用。
“京官还朝”
《习仲勋传》一书记载，这次调回中央工作，按照习仲勋自己的说法，是“京官还朝”。1981年，习仲勋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出席首都各界春节联欢晚会。1982年，他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从地方主官变成中央领导。这一时期，他面临着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干部制度改革的重大难题。
袁武振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大，党内面临着严重的各级领导班子老化问题。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习仲勋坚决拥护这个讲话，并直接参与和领导了制度改革。1982年起，中直机关由习仲勋总负责包括中央办公厅、中央调查部等机构的精简整编。他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调查，按照单位的特点分类指导，并多次与部门领导和有关干部谈话。中央调查部遗留问题比较多，改革难度很大。习仲勋与部门12位领导干部一起座谈。他说，解放战争时期，熊向晖、陈忠经同志在胡宗南那里搞情报，熊向晖同志钻到了胡宗南的心脏，当了机要秘书，搞了很多重要情报。还有很多这样的同志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但情报工作要一茬茬接下去，老同志不退下来，年轻同志怎么进领导班子。
通过改革，党中央直属单位局级机构减少11%，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17.3%，各部委的正副职减少15.7%，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16%，平均年龄由64岁降到了60岁。正常的干部离退休制度建立起来了。袁武振说：“习仲勋为党和国家实现新老干部交替，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983年，根据中共十二大的部署，成立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习仲勋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顾问，参与了领导工作，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了全面整顿。
有一次，习仲勋路过北京宣武区红南路的基建工程兵黄金指挥部大院，看到附近农田中间被人踩出一条便道，有人从便道上行走。习仲勋当即下车上前劝阻。随后，他到指挥部大院问明情况后，严肃批评说，为了自己方便，大路不走而践踏农田，损害农民利益。他要求对农田进行保护。离开指挥部大院后，习仲勋又走访了附近农户，询问对此事的意见。一个星期后，习仲勋又来这里检查。他曾说：“我这个人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别人欺负老百姓，我也不答应。”
1993年后，习仲勋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离开领导岗位的他选择回到深圳休养。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病逝，享年89岁。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对子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李璐璐
责任编辑：张义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