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美联储前副主席斯坦利·费希尔：12月加息 是美联储当前最佳决策
本报记者陈植上海报道
随着美股动荡下跌引发资本市场对美国经济增长周期见顶的担心，原先“铁板钉钉”的美联储12月加息正变得扑朔迷离。
12月17日，美国利率期货最新数据显示，多数交易员预期美联储12月加息的几率从11月底的92%降至80%左右，与美国联邦基金基准利率波动息息相关的隔夜指数掉期市场最新交易数据则显示，市场预期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几率仅有60%左右。
“不过，据我对美联储思维方式的了解，12月加息是美联储当前所能做出的最佳货币政策决策。”美联储前副主席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Fischer）在12月15日举行的2018上海金融论坛间隙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究其原因，若美联储此次选择不加息，等于向金融市场释放强烈的信号——美国经济前景比美联储此前预判的更加严峻，由此可能造成金融市场更剧烈的波动；反之美联储此次加息，一方面能向市场展现美联储看好美国经济的信心，另一方面也给未来加息步伐“留有余地”——美联储可以再观察未来3个月美国经济发展变化状况，再决定明年是否3次加息，还是2次加息。
在他看来，美联储12月加息，也有助于维系自身的货币政策判断“信誉”。2018年初，美联储公布的点阵图显示今年会有4次加息，如今美联储已经完成3次加息，只剩今年12月加息一次，若美联储突然选择不加息，很可能令金融市场意识到美联储实际加息步伐与此前它自身预测的不一致，由此带来金融市场新的估值调整与剧烈波动。
然而，美联储若12月加息，很可能遭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更严厉的抨击。12月17日，特朗普表示，美元非常坚挺、国内没有通货膨胀，美联储“甚至考虑加息”是难以置信的。
“这是因为总统会制定一些短期经济刺激发展计划，比如当经济发展出现放缓迹象，他就会要求美联储应该降息，但这等于将美联储当成了当前美国经济增速放缓与美股动荡下跌的替罪羊。”斯坦利·费希尔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目前国家央行的职能正在发生些许转变——在自主决定货币政策时，有时不得不兼顾政府诉求。
“因此美联储一方面要加强与政府的配合，另一方面依然要向公众传递明确的信号——美联储主席为了捍卫自身专业性，为了捍卫自身货币政策的判断，甚至愿意付出自愿卸任的代价。”他指出。
强劲就业支撑12月加息
斯坦利·费希尔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自己之所以力挺美联储12月加息，主要是美联储的两项重要职能是促进就业提升与防止通胀压力上升。
“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型显示，每月美国只有新增10万-12.5万就业岗位，就可以保持现有的失业率不上升，加之近期美国就业岗位持续增加，表明美国经济整体表现不错，因此美联储有足够的经济数据支撑12月加息。”他指出。更重要的是，根据过去数十年美联储利率变化规律发现，在美国经济遭遇重大风险事件后，美联储通常都会降息400-500个基点以刺激经济以较快速度复苏，如今在美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即将见顶时，美联储却发现手里没有足够的降息空间（注：当前美联储基准利率为2%-2.25%）,因此美联储也需要先加息，为将来腾出新的降息空间，否则到时市场不知道美联储将采取哪些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触底回升。
不过，斯坦利·费希尔目前更担心的，是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未来全球经济发展与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步伐的冲击。
“过去70年期间，美国一直扮演着全球经济支配者的角色，解决国际经济发展过程所出现的不少问题和挑战。比如美国帮助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且美国发起了马歇尔计划提振欧洲经济恢复，也帮助拉丁美洲与亚洲度过金融危机。”他分析说。但如今，美国政府却转而采取美国优先的国际经济贸易政策，甚至将双边进出口再平衡视为贸易政策的主要诉求，此举很可能遭致其他国家纷纷采取增加关税进行反制，如此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令很多国家央行不敢贸然采取货币收紧政策。
近期，以JanHatzius为首的高盛经济学家发布最新报告指出，美联储在今年12月加息的概率将达90%，但明年3月加息的概率却低于5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贸易保护政策导致美国经济遭遇越来越高的增速放缓压力。
“因此，不合作会让全球经济发展变得更糟糕，合作才会让它变得更好。”斯坦利·费希尔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货币政策独立性遭遇“尴尬”
若美联储12月决定加息，可能将令自身遭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强烈的抨击。
“在特朗普看来，近期美国经济增速放缓与美股动荡下跌的最大原因，就是美联储加息速度太快了，令美国企业无法承受高企的融资成本，不断压缩信贷规模同时还减少了新项目投资热情（居民也因为利率升高降低了消费需求），由此造成美国不少经济数据冲高回落。”一位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为此特朗普通过持续抨击美联储货币政策，以达到迫使美联储暂缓加息以提振美国短期经济表现的目的。
“这背后，反映了一个更深邃的问题，即央行还要不要维持自身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斯坦利·费希尔认为。
在他看来，央行强调货币政策独立性是不容侵犯的，但央行行长也需要做出一些改变，即如何与政府形成更有效的配合，达成“双赢”的局面。事实上，很多政府都希望央行能维持较低利率以刺激经济短期快速增长，此时央行行长需要用自身专业知识判断这种做法是否会对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风险，若央行行长意识到其中存在风险，即便面对政府部门与公众的“抨击”，央行行长也需要坚持自身专业的判断。
“但要平衡好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政府刺激经济短期发展的诉求，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斯坦利·费希尔表示，自己为近期印度央行行长离职感到遗憾。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10月以来印度央行与印度财政部围绕金融监管、流动性紧张等问题的分歧矛盾不断扩大，先是印度央行副行长阿查亚（ViralAcharya）警告“若央行独立性遭削弱，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随后印度财政部部长批评印度央行未能阻止银行过度放贷，以及未能及时发现旁遮普国民银行（PNB）高达18亿美元的银行欺诈行为，导致整个国家经济面临更大风险。
双方争执不下，最终导致印度央行行长帕特尔在12月中旬宣布辞职。
“虽然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干预央行，甚至任命央行行长人选向美联储施加压力，令后者执行当前美国政府希望看到的低利率政策，但我非常期望美联储未来的货币政策决定，是专业的。”斯坦利·费希尔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当前美国总统的做法，其实让美联储处于一个相当尴尬的地位，若美联储听从美国总统意见而暂缓加息，金融市场会认为央行货币政策正失去独立性，令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干预引导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被大幅削弱，反之美联储坚持自己判断在12月加息，特朗普又会将美股持续下跌与经济增速放缓的责任“推到”美联储身上，令美联储成为美国总统嘴里的“替罪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