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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打出“王牌”前 上海曾有这样的艰难和苦楚

原标题:邓小平打出“王牌”前,上海曾经历这样的艰难和苦楚……

那个年代,不少上海人有一句口头禅,“上海搞不好的”。但人们心里知道,路是闯出来的,也是创出来的。没有什么难题能够难倒改革者——只要一心向前。

今天习惯了地铁出行的上海人,很难想象当年建第一条地铁有多难。

2018年,上海有了17条轨交线路,总里程673公里,车站395座,路网规模世界第一;6条线路周末延时运营到零点,最长运营服务时段近20小时,日均客流超过1000万人次。

做到这些,只花了20来年。而从起始酝酿到造出第一条地铁,却经历了快40年。

没有人在软土层中建过地铁,这是技术之难;工程耗资50多亿人民币,这在当年堪比天文数字,这是资金之难。

筹钱势必要接触外国资本,引进技术也要同外国人打交道,这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中国社会的禁忌。在那个年代,要冲破的,更是观念之难。

但上海这座城市,常常是向难而生的。

1980年,一篇题为《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的长文登上《解放日报》头版头条,震动舆论。

此时,改革开放的号角已经吹响,一度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上海却有些着急。连续多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劳动生产率、上缴国家税利等至少十个方面均列全国第一,但城市建设却截然相反——人均道路面积倒数第一、人均居住面积倒数第一、三废污染处理倒数第一……

因为常年缺乏投入,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欠账实在太多了。作者忧心忡忡地表示,上海的发展“极不正常,已形成‘畸形状态’”。

这个观点引发了一些争议,但更引起了不小的共鸣。而在1980年代开始实施价格双轨制后,上海的压力就更大。

这个观点引发了一些争议,但更引起了不小的共鸣。而在1980年代开始实施价格双轨制后,上海的压力就更大。

据亲历者回忆,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上海一年财政收入是46亿元,能够用于市政建设和维护的却只有6个亿。那时市中心的排水设施大多还是20年代建的,老旧不堪,一下大雨,容易“水漫金山”;有一年南京东路外滩附近接连发生两次火灾,一场是南京东路的惠罗公司,一场是四川路沿街商业用房二楼的居民住宅,原因都是电线老化……

当时的上海,是共和国的“后卫”。在强调“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初期,局部试验带来的未知数开始增多,上海作为全国的“工业母机”和计划经济体制最完善的地方,需要用自己的贡献,来确保大局的稳定。

但担当“后卫”,不等于没有“向前”的冲动。这既是形势所迫,也是上海人骨子里的基因。上海人明白,只有顺应了改革开放这个大势,上海才能更好地服务大局。

而在用了几十年下水道、上百年的电线和拥挤不堪的住房、公交车面前,人们迫切追求的,就是“改革”。

上海人梦寐以求的地铁,就是靠改革建起来的。

1986年,经国务院94号文件批准,上海率先向国外借债32亿美元,投资工业和市政建设,并确立了一批“‘九四’专项”工程。其中的重点项目,就包括地铁一号线。

新中国成立后,从没有地方政府利用外资搞过基建。开这个政府投融资体制的先河,不仅需要思想解放,一度也要顶着压力。差不多同时着手研究的“土地批租”同样要力排众议——让国有土地从“无偿、无年限、无流通”变成“有偿、有年限、有流通”,这对传统观念和操作手法的冲击,堪称石破天惊。

但对当时的上海来说,要应答“钱从哪里来”的追问,要解决那些最为现实、最为迫切的问题,除了改革,别无选择。

1988年7月8日,虹桥26号地块有偿出让决标新闻发布会在当时的市府大厅举行。图/朱德茂

1988年7月8日,虹桥26号地块有偿出让决标新闻发布会在当时的市府大厅举行。图/朱德茂

矛盾交织,积重难返,欲理还乱。那个年代,不少上海人有一句口头禅,“上海搞不好的”。但人们心里知道,路是闯出来的,也是创出来的。没有路,就闯出一条血路、创出一条新路。这是改革的真谛。

也是因此,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上海仍然创下了多个“第一”。新中国的首个股份制公司出现在上海,首家民营金融机构出现在上海,第一个证券营业部出现在上海,第一次集体所有制企业向私人拍卖财产,发生在上海……

在改革开放跨过第一个十年之后,上海已经无惧艰难。而当邓小平连续七年在上海过年,决意要打出上海这一张“王牌”的时候,当昔日遍布农田的浦东,终于迎来开发开放历史机遇的时候,上海从“后卫”转向“前锋”,显得水到渠成。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重温改革开放之初的艰辛,我们想做的并不只是回忆。

事实上,40年来的上海,从当初的“后卫”,到后来的“前锋”;从长三角和长江流域的“龙头”,到全国的“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无论身处怎样的方位、承载何种期待,有些认识是始终如一的:改革从不容片刻停步,改革也从不会轻轻松松。

改革需要付出代价,但改革的代价不会白付。

一位在一线全程见证上海改革开放40年的学者就说,“改革”最特别的含义,就在于往往没有预设的抽象目标,更没有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改革都是被现实逼出来的。尽管没有美丽的词藻,没有惊天动地、激动人心的场面,但它是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

这是他所理解的“中国改革的基本要义”,当然也是上海改革的基本要义。而只要走上了没有鲜花的改革之路,改革者要做的,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探索未知、披荆斩棘。

40年里,上海有过厚积薄发,有过势如破竹,更有过壮士断腕。上海的改革,需要着眼于最具体的事——比如能不能为建地铁筹措足够的钱,能不能尽快消灭“马桶”、让居者有其屋;同时也要处理最宏大的命题——比如能否彻底跳脱“姓社姓资”的纷争,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去对接国际通行的规则制度,并从中走出自己的路。

40年里,这座城市的人,感知过基础设施薄弱的苦楚,也体验过产业结构转型的阵痛。很多人永远忘不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两个100万”——100万人动迁,100万人下岗转岗。人们真正切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难”,什么是“痛”。

但正是这样的风雨洗礼中,这座城市不断向前,向前,再向前。

1997年,为下岗职工设立的再就业服务中心内写有分流情况告示。

1997年,为下岗职工设立的再就业服务中心内写有分流情况告示。

1990年3月3日,从上海回到北京后,邓小平说了这样一段话:“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历史就这么翻开了全新的一页。人们至今记得邓小平对这座城市的嘱托和鼓励。“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他说,“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在上海,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他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向全世界推介这座自己曾经主政的城市。

“开放、创新、包容已成为上海最鲜明的品格。这种品格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生动写照。”几分钟后,上海接到了三件“大礼包”——自贸试验区增设新片区,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确切地说,这是给予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放到改革开放40周年的特殊时点下,更能读出它们的特殊意义——每一项都呼唤更高起点、更高水平、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有的需要在高原上向上攀登,有的要在白纸上重新作画。每一项都蕴含着巨大的想象空间,每一项都意味着巨大的挑战和考验。

40周年,“不惑”之年,“再出发”之年。上海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新起点。人们不知道,接下来会有多少新的问题需要破解,有多少具体的难关需要闯过。

但人们确信,难题和挑战,只会催促这座城市把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快,把开放的大门开得更大,把创造的激情点得更“燃”。

就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没有什么难题能够难倒改革者——只要一心向前。

作者:吉方平

责任编辑:王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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