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们早已成为“后人类”，为何依然如此惧怕它？
近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给我们造成了巨大冲击，让“后人类”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再往前，“AlphaGo战胜人类”刷屏时，”人工智能“也曾引起巨大关注。在普及了最新技术进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被知识界概括为“后人类”的恐慌。
我们不缺乏对于“后人类”的种种想象，从《银翼杀手》到《异形》，从《太空漫游2001》到《攻壳机动队》，科幻电影里已为我们创设了无数的“后人类”或“仿制人”形象。甚至，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植入人工辅助设施、使用家务机器人已经成为现实；而手机也成为我们离不开的“延伸器官”——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经是“后人类”。但每每谈及这个问题，我们感受到的仍然是恐惧与迷惑：我们在担忧“后人类”时代时，我们担忧的到底是什么？
“后人类”问题的体现多种多样，有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对“人”的界限的模糊、工作层面机器或赛博人对人的替代、脑机接口与虚拟现实对现实的冲击、诸种技术联合作用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复现……然而无论是何种意义、语境下的后人类惶恐，核心都是对当下的“人”的境况的关注。令我们恐惧的，或许正是充满未知的当下。
每个现代人，
都是“城堡中的K”
「我们不喜欢这样。」「怎么会喜欢呢，」K说，「你们当然不会喜欢这样，可是只能这样做。」——卡夫卡《城堡》
无论是何种意义、何种语境下的后人类惶恐，其核心都是对当下的「人」的境况的关注。而这又进一步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我们何以定义当下的「人」；其二则是已来或即将到来的世界将如何改变这种「人」的境况。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会找到不同的理论依托，尤其是科学与人文两种培养体系下的知识分子，往往难以达成共识，更毋宁说与公众意见达成一致。
不过在意见的分裂之下，菲利普·K·迪克、押井守、吉布森、《异形》、《太空漫游2001》等科幻作者及其作品却屡屡被提起，尤其是迪克及其小说改编的诸多影视作品（《银翼杀手》《全面回忆》《少数派报告》《高堡奇人》）近乎成为了后人类问题中绕不开的座标，也是诸方意见的「最大公约数」。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美] 菲利普·迪克 著，许东华 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当人们在谈论迪克及其启示时，有两段话往往位居卷首：其一是《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一书扉页上叶芝的诗：「而我仍梦到他踏着草地，在露水中飘飘荡荡行走，让我的欢歌轻易刺透。」其二则是雷德利·斯科特在《银翼杀手》中添加的台词：「所有这些瞬间都将随时间逝去。一如眼泪，消失在雨中。」
《银翼杀手》（1982）中的仿生人。
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 1928.12.16~1982.3.2)，美国科幻小说作家，代表作品包括《高堡奇人》、《流吧！我的眼泪》等。
如同两段引文所呈现的，如果说《仿生人》一书的基调是对往昔的怀念及与其相伴的孤独，那么在《银翼杀手》中，怀旧的泪水却只能为绵延的雨所洗刷，孤独的身体将走入坟墓，最后留下一片崭新的大地。可以说，两部作品虽然呈现角度不同，但却保有着同样的怀旧、恋乡与孤独感，而这种感受绝非迪克仅有，而是弥漫在迪克之后的整个西方科幻世界中，使这一阴冷朦胧的世界与早期科幻作家们所构筑的各类乌托邦（《乌有乡消息》）、反乌托邦（《1984》《美丽新世界》）、奇幻冒险（《地心历险记》）区分开来。
《太空漫游2001》（1968）剧照。
事实上，尽管《仿生人》《神经漫游者》这样的赛博朋克作品往往被放置在反乌托邦作品的谱系中进行考察，被认为是《1984》这样作品的一种延展。然而倘若抛开「科技」「集权社会」等设定，整个二十世纪后期的科幻作品在行文风格与内在主题上都与这一谱系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其内部也存在着极强的分化。颇为吊诡的是，数十年后看来，最有力地指出后人类境况的并不是克拉克式的充满了各类科学设定的硬科幻，也不是阿西莫夫笔下横跨各个星域的宏大历史，而是断片式地聚焦于那些抽象社会中最为具体的人，看他们是如何面对世界的挤压与塑造，是逐渐变形还是与之相对抗的迪克与吉布森。
这似乎正暗示着，「后人类」问题并非简单的技术达尔文主义对人性的侵蚀问题，而更关乎人类与外部世界、人与物、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迁。在此意义上，《银翼杀手》中连绵的雨水与《太空漫游2001》中漆黑的石碑都成为了外部世界在人类眼中的符号投射。人们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被仿生人、AI所替代的恐惧，更是自己所生活的整个现代世界的日益冰冷、坚硬。于是「后人类」问题的实质便远远超出了生理学或技术意义上的对「人类」的替代，而更多体现为马克思与卢卡奇所说，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逐渐「异化」——就此而言，无论是基因编辑还是人工智能甚或是电影中张牙舞爪的「异形」，都不过是「异化」的一种物质体现，而绝非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城堡》，[奥地利] 弗朗茨·卡夫卡 著，赵蓉恒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版
不妨这么说，整个赛博朋克传统乃至整个后人类问题域的核心便是对逐渐冰冷、抽象的现代世界的恐惧与反抗。如同PKD（菲利普·迪克）给短篇小说集《金人》所作前言，「我想写那些我爱的人，并将他们放入我头脑里想象出来的世界中，而不是放到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因为我所存在的这个世界远未达到我的标准。那么，我应当降低我的标准，我应当跟大家合拍，我应当顺从现实。不，我从未顺从过现实。这就是科幻干的事。」
每个现代人都经历着《城堡》中K的命运，「不喜欢」现存的世界，「可是只能这样做」。于是每当我们谈起「后人类」时，我们所说的绝非未来，而恰恰是过去，是一种怀念，是一桩悲剧，是一个无法返回的温柔世界，是一片可以踩踏的青绿草地，是那些爱与被爱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未来正是过去的倒影，那个过往的世界中不仅存在着「真实的绵羊」，还存在着已经逐渐逝去的人性之光。归根结底，我们恐惧的并不是那些技术本身，而是失去一个替代性的世界的可能。
后人类的守门人，
我们需要跨领域沟通
后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要争论这个问题，最好的时机可能就是现在。不要等到它所体现的思想列车稳稳地停下来之后，再用炸药来改变它们。——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在梳理了「后人类」问题的脉络后，一个问题浮现在我们面前：倘若早期的赛博朋克作品与后人类的相关讨论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那么今日的后人类问题域何以逐渐收缩到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技术领域？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相关作品史与学科史的建构将对应的作品与学术讨论划入了专门范畴（如科幻文学、技术哲学）中，从而强化了其技术面向，掩藏了其中对整个现代抽象社会状况的反映。不过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早期科幻作品与学术讨论（尤其是赛博学）对后续研究的影响。恰如凯瑟琳·海勒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早期的各种讨论，尤其是迪克、吉布森等人的科幻作品不仅想象了「后人类」的状况，更是直接框定了「后人类」的问题域。不妨这么说，如果没有《异形》与《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没有《神经漫游者》与《攻壳机动队》，那么在「人类」之后将只剩下一片弥赛亚般的虚空，除了抽象概念外，我们无法想象一种真实的名为「后人类」的存在。不仅如此，倘若失去了技术之外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在概念丛中不断演进并且直接在物质上形塑了「后人类」的诸多技术思潮也未必如期而至，「后人类」本身便就此消散在风中了。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美] N.凯瑟琳·海勒 著，刘宇清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版
然而塑造了「后人类」问题的诸多历史脉络却也成为了笼罩着问题本身的阴影。如前所述，今日的「后人类」问题更多关注着狭义的技术与人的关系，尤其在基因编辑、人工智能、赛博身体、数据监控等等方面大展拳脚，仿佛这些问题乃是「后人类」问题的根本所在，人类的确面临着数千年来的大变局。不过倘若深入到科学或是技术领域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那里常见的诸多判断并不成立：今日的技术虽然突飞猛进，但远比不上工业时代与二十世纪之初；今日的创新虽然无所不在，却也都是攀附商业的微小创新，真正改变人类的创造却尚未出现；今日的计算机领域虽然蓬勃发展，但最基础的数学、物理等学科却已遇到了瓶颈，数十年来未出现大的突破性进展。至于科幻作品中常见的「超级AI」「超级人类」等设定，如果是在技术意义上，恐怕离我们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攻壳机动队》（1995）片头剧照。
这绝非悲观的论调，无论是出版于世纪之处的《未来50年》
（The Next Fifty Years）
还是近来《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对近百位物理学研究者的调查都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所谓近年来科技的突飞猛进，其实只是技术的进步，并未涉及科学的关键性进展，而越是远离基础科学与技术生产的人群，越容易在商业与媒体的运作之下夸大技术的进步。恰如安德鲁·阿伯特
（Andrew Abbott）
在《知识的未来》中所说：「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人类的信息显著地超过了任何关于存在着的非人类系统的信息。」当代不断膨胀的「知识」不再以外部世界为中心，而更多是关于人类自身。由此所谓的「革命性变化」也不过就是一场由来已久的渐进转型进程中的最新进展，这也正是近年来看似不断加速的技术革新的实质。
《未来50年》，[美] 约翰•布罗克曼 著，李泳 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1月版
然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却大都将商业运作下技术进步与科幻作品中的未来图景相结合，在公共空间中营造出了一种狭隘的「后人类」的惶恐，仿佛人工智能与基因编辑第二天就会不可逆转地摧毁人类。这种错觉一方面来源于C.P.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的区隔（科学家和作家C.P.斯诺，在上世纪中叶观察到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正日益分化，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他为此提出警告，并呼吁两者的合作），另一方面却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缺乏对科学、技术等专业领域的敬畏，并未试图理解技术与科学的实际进展，反而忽视具体问题的肌理，急于将表面的状况纳入到其熟悉的问题域（典型如伦理、艺术、社会分层与流动等）中进行分析，如是得到的多半不是学术分析，而是天方夜谭。
诚然，在学科日益分化的当下，想要弥合科学与文化之间的界限或许日益困难，甚至可说是有些费力不讨好。但我们仍需要寻找、培养那些可靠的能够沟通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因为只有这样一群人才能够真正承担起「守门人」的职责，追踪技术发展的进程，弥合不同领域的裂隙，守望整个人类的未来。在此意义上，那些急于对最新技术进展发表看法的学者并没有犯下根本性的错误，只不过少了些进取之心，一味模仿二十世纪科幻作家们通过「故事」与「预言」来达成警告的行径。然而距离奥威尔、赫胥黎与迪克等人的作品问世已有几十年历史，我想我们早该迎来更加扎实可靠的融合多个学科知识的后人类研究，而不是不断重复那些先辈早已讲过的故事。
不可遏制的客体，
我们已经是后人类了？
「总有一天，」乔愤怒地说，「像我这样的顾客会推翻你，推翻你们自动服务机的暴政。人的价值、怜悯和温馨将回归社会。」——PKD《尤比克》
如果要迎来一种更加扎实可靠的后人类研究，那么我们首先应当脱离狭义的技术的限制，还原「后人类」概念最初丰富的意涵。如前所述，「后人类」问题的核心是对现代世界中异化的人性的恐惧与反抗，这种异化总是来源于一种「非人」的「客体/物」，因此后人类问题又可以被理解为「对客体/物的恐惧」。以最容易理解的技术达尔文主义（如基因编辑、脑机接口与优生学的结合）为例，基因编辑意味着将人改造成了「非人」，脑机接口则是在人中嵌入了「物」，而这两种具体技术与优生学的结合则进一步指向了「非人/物/客体」对人的替代或统治——整个逻辑并没有脱出「人与物」「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
事实上，流行科幻作品中最集中的意象便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无法摆脱的「客体」，无论那些客体被表达为集权社会、义肢、人工智能还是人造人，这些客体都必然导致了人与物、主体与客体之间界限的模糊，进而造成了对身为主体的「我」的压抑。不妨认为，科幻作品正是通过寓言的方式，洞察了现代性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在齐美尔、胡塞尔与昆德拉的论述之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区别不过是迪克作品中的「客体」并未有一个稳定的表征，而上述三人则集中地使用了客观文化/主观文化、科学/生活抑或是确定/不确定等范畴，希望将概念对中的后者从前者的压抑中解救出来。
押井守，日本知名动画导演，代表作有《攻壳机动队》等。
然而「后人类」境况却并非单纯的压抑，而是指向了一种拉图尔式的主客体关系的纠结：人越是希望与客体划清界限，就越是会与客体更加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所有为人所创造出来的客体——物品、制度、文化乃至人与人之间的组织、关系——最后都成为了窒息个体的关键所在。如果这么说有些过分抽象的话，那么用押井守那段知名的话来说，所谓的「现代性」问题便是：人类总不愿承认「手机」是自我的一部分，可同时却越来越离不开「手机」的过程。借用拉图尔的判断，我们或许可以说，我们不仅「从未现代过」，更是「从未成为人类」——从现代意义上的「自我」诞生的那一刻起，我们便沉浸在一种焦虑中，希望将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与物品相区分开来。如果人类的定义是那个界限分明的主体，那我们早已是后人类了。
法国著名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
的论集，其中他探讨了现代性、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议题，并试图在实践中将人类与非人类这对范畴联结起来，打破自然与历史、以及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割裂。
以此为入口，回到科幻作品，我们将发现，那些主人公们总是在寻找的、渴望的东西——无论是绵羊、历史，还是灵魂、身份——其实质都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真与假之间、生与死之间的界限。界限意味着确定性，同时意味着意义存在与生成的可能。然而将一切希望寄托给界限的存在，主人公便会陷入卡夫卡式的困境，在迷宫之中发现一个独立于自己之外的庞然大物，发现自己无法理解世界的存在，从而失去自我。就此而言，《银翼杀手》成为科幻史上的经典绝非偶然，因为故事中里克不断地对自我的找寻和质疑乃至绝望，正是每个现代人都会经历的过程。
与斯科特的改编不同，在《仿生人》一书的结尾处，迪克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更加温柔的结局：当妻子伊兰给里克带回的电子蟾蜍（可以）订购电子苍蝇时，迪克已部分地超越了卡夫卡的视野，曾经需要通过无限倒退来找寻的人与仿生人之间的界限被搁置了。正是通过这个结尾，迪克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可能：人们无须为了本就无法明晰的界限而焦虑，如果我们早已成为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的混血，成为广义上的「后人类」，那么关键便不是倒转时间的齿轮，而是在那些模糊的、断片式的场景中，发现美与意义的存在。
《银翼杀手2049》（2017）剧照。
可是何以发现美与意义呢？恰如马克思从伊比鸠鲁处所学到的那样，在冰冷的一切仿佛都已注定的世界中，偏离即是自由，参差即是意义。于是，并非循规蹈矩的知识分子，而恰恰是科幻故事中的那些边缘人、瘾君子、失败者，切实地成为了后人类图景中的自由女神，召唤着早已逝去的时光，寻找着抽象社会中残存的意义碎片。
不妨这么说，在「后人类」问题中，最为重要的或许并不是那个长远的未来，也并非利益权衡后对整个技术进程的控制，而是对当下切实存在的状况的关注。这意味着，越是在讨论那些看似宏大的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时，我们越应将目光不断下放，直到看到那些历史地层中的雨露尘埃，那些世间万物的参差多态，那些平凡人的喜怒哀乐，那些边缘人的日常生活——流吧，他的眼泪，无论接受还是拒绝，这是时代留给我们的纪念品。
作者
：孙凝翔；
编辑
：走走，李永博；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