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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于谋国 拙于谋身

原标题:工于谋国 拙于谋身

●谋国谋身,孰重孰轻;为公为私,孰先孰后,问题很现实,必须掂量好。

谋国还是谋身,为公还是为私,彰显为官者的品行操守。

《旧唐书》记载,唐代韦贯之,为人正派,大公无私,一生始终以国事为重,不畏权贵。元和元年,宰相杜佑的儿子杜从郁为补阙,但韦贯之认为他不适合做此官。杜从郁被改任为左拾遗后,韦贯之继续上奏:“拾遗、补阙虽品不同,皆是谏官。父为宰相,子为谏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论父。”杜从郁最终改任秘书丞。

韦贯之从政几十年,后来身居高位,却始终“居室无改易”“生平未尝通馈遗”,身殁之后,家无余财,留给子孙的仅仅是数十卷文集。后人作诗称赞他:“缘何为官一生,依旧家道不富?只因工于谋国,至老拙于谋身。”

《申鉴·政体》有云:“治世所贵乎位者三:一曰达道于天下,二曰达惠于民,三曰达德于身。”为官从政,是为了施展政治抱负,造福黎民百姓,实现人生价值。工于谋国才是正道,倘若千里做官只为钱,或者以权谋私、以权谋家,怎能对得起百姓的信任和期待?

纵观历史,那些清正廉洁、勤政爱民、青史留名的为官者,不乏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典范——

北宋名臣范仲淹生性耿介正直,公私分明,虽然在政坛上几度浮沉,但为国家百姓多做事、做实事的初衷未曾改变过。他担任泰州西溪镇盐官时,建议并主持修复黄海海堤,有效防治海潮侵害,保护了良田和百姓。后人将海堤命名为“范公堤”,以示敬意。范仲淹担任尚书礼部员外郎时,当朝宰相吕夷简擅权营私、排斥异己,所用官员多出于自己门下。范仲淹直言上奏,批评吕夷简的朋党行为。对于同吕夷简之间的矛盾,范仲淹十分坦然:“臣乡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后人评价其一生,“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

明代刘崧,是勤政廉政的典范。史载,他为官期间,从来都不带家眷相随,常常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穿戴整齐,开始处理政事。他兄弟三人在老家有一栋房子、五十亩田,升官后从来没有增加。一条布被用了十年,直到被鼠咬烂才换掉,但仍改成衣服给儿子穿。刘崧临终前,属下官吏问其遗言,他说:“天子遣崧教国子,将责以成功,而遽死乎! ”直到此时,他仍然在为自己未完成好朝廷交办的任务而自责。

把目光投向当代,我们党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浸润滋养,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更加应当做到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无数优秀共产党人,譬如谷文昌、焦裕禄、杨善洲、廖俊波等,皆是以身许党许国,竭尽一生为党分忧、为国奉公、为民服务,“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立起了先锋先进的标杆。

然而,现实生活中,也有少数党员干部本末倒置,不是工于谋国,而是工于谋身,只想自己脸上有光、生活安逸,不惜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结果,看似把个人、家庭经营得很好,却违背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丢弃了党员干部的本色操守,到头来落得个误国误家的“双输”结局。仔细想想,真是不智也不值。

有诗人曾说:“我们必须奉献于生命,才能获得生命。”另一位诗人也说:“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谋国谋身,孰重孰轻;为公为私,孰先孰后,问题很现实,必须掂量好。(桑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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