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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时代 真相愈近or愈远?

自媒体时代 真相愈近or愈远?

主持人:新浪网、新浪微博的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浪会客厅》,我是主持人文晶。

今天来到演播室的嘉宾非常特殊,他曾经在海军服役九年,从事新闻工作八年。1996年开始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执教,2009年开始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他的学生评价他“性格耿直、严谨,衣着不修边幅,但是非常受欢迎。”而最近一次他再次进入公众视线是因为宣布即将退休。那么他是谁呢?他是中国著名的新闻媒体人和学者展江教授,欢迎展江教授。

展江:您好,新浪微博和新浪的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展教授您好,非常欢迎您来到演播厅。最近您要退休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刷屏了,您自己知道吗?

展江:知道一点。不好意思,这个其实是一个朋友写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大学老师,所以这个信息稍微有点不太准确,其实我去年已经退休了,所以这是一个晚到一年多的信息。

主持人:去年退休,但是今年重新被大家提出来这个话题,说明您在这个行业内被大家所熟知,也是一直没有离开公众的视线。

展江:只能说跟我的专业有点关系。第一,现在所谓的新闻传播教育规模比较大;第二,媒体从业者,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人数众多,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有一定的话语权,所以我也沾了他们的光。感谢各位!

主持人:您是从去年开始正式退休,将近一年的时间,您对自己退休后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因为到了年龄宣布退休?还是说自己觉得工作这么多年想要去休息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一些想法。

展江:关于这个,我以前真没有公开说过。我是去年60岁,大学教授是什么年龄退休,各个学校都不太一样。以我所在的北外为例,北外大概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是博士生导师,65岁退休,甚至更晚;如果不是博士生导师,就60岁退休,我当然本来应该是做博士生导师的。

主持人:对于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有些什么规划吗?

展江:现在还真是没有,当然了还在做一点点事情。主要就是说这么多年来,我是从业界和其它行业转到学术界,还想做一点点学术方面的事情,所以在写一些小众的学术性的文章、论文。当然现在还要看自己的身体情况以及外界的环境,应该还是会做一些事。但毕竟社会变化很快,现在要向年轻人学习,我们都落伍了。

主持人:您谦虚了。我注意到您几个月前参加了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叫“飞扬时代如何安稳人生”,在您看来您是怎么理解对人生的态度?怎样来理解“安稳人生”?您自己理想中的人生是怎样的?因为我知道您以前的经历非常丰富,做过新闻记者,又在高校执教这么多年,您理想中的人生是怎样的?

展江:“飞扬人生”那次活动是在西安做的,西安的一些朋友在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以及社会公众的参与之下,搞得不错。所以,西安以外的一批朋友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很高兴。

谈到人生,我其实没有多少人生感悟这一类的可谈。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人之为人,特别是接受了一定的教育以后,要追求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既然我们现在在所谓的知识界,就要做一个知识人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我的理解首先是,像我过去有一个工作岗位,把自己工作岗位上的事儿做好。主要就是教学、科研,怎样面对学生,怎样发表一些科研成果,主要是这两件事。

当然在社会上,因为高校老师过去有一个要求,要做一些社会公共服务。社会公共服务当然有大、有小、有多、有少,社会上也有一个说法是“公知”。公知是不是社会公共服务?可以做很多别的讨论。但至少就我而言,在变革时代一定程度地在做好自己的教师或者其它岗位的本职工作前提下,一定程度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恐怕是应该的。

主持人:谢谢您的分享。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您在海军当时应该是待了有9年,包括做记者一线工作还做了很多年,后来又在高校执教很多年。这么多职业身份,您自己最喜欢哪个职业身份?您觉得这么多经历中,让您个人满意、骄傲的事情是什么?或者有什么遗憾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展江:是,我人生谈不上丰富,但是应该说转换的职业比较多,所以有点复杂。当然了其实很简单,在恢复高考以前去当兵去了,在海军待了几年,当然了实事求是地说,军队的生活对我来说比较复杂。一方面我感谢军队在当时的环境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另一方面,当然我觉得如果军队待得太久了,没有赶上高考,是人生的一大遗憾。所以,我最初感觉到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就是说:一方面军队可能需要我们这些相对比较年轻的有一定文化的人在那里工作;另一方面,我当然更想参加高考。所以,我在服役9年以后,因为身体不好,我要求离开。离开以后,当然高考已经不太可能了,但是我通过其它的途径,特别是自学考试这个途径,完成了最低的学历,然后在工作了若干年以后,是在高龄三十几岁以后才到人民大学去读研究生和博士生。

主持人:您读书的时候已经工作很多年了?

展江:对,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大概已经工作15、16年了,儿子都不小了。我去念书的时候,我很感激,在我中年开始的时候,还有机会让我进入大学,因为这算是一个小小的梦想。当然我当时并没有很高的追求,我只是说,是满足一种虚荣心。这个虚荣心就是说,要在一个正规的大学里面待一段时间,做一个学生,认认真真地读几本书,未见得自己能成为什么人才或者怎么样,名人我并不想,我只是想满足自己的这样一个愿望和想法。这个愿望在后来得到了满足,当然后来又读了博士,而读博士又带有一些偶然性,我本来是没有读博士的愿望的,是在一个同学的劝导之下,陪着他去考试,考试以后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了。第一,你年龄大了;第二,在当时好像博士并不是很了不得的事,因为当时愿意念博士的人不多。90年代中期,人家说读了博士以后就是自己断了自己的路,去哪儿呢?只能去高校和研究所。而90年代的时候,高校和研究所不招人待见,那个时候大学里年轻一些、中年一些的男性老师纷纷离开,很多人去下海经商,也有一部分人转入其它的行业,比如说银行业或者是公务员系统。在这种情况下进入高校。但是回过头来看看,我现在个人认为高校的工作包括以前记者的工作,还是我比较喜欢的工作。因为这些工作相对来说,在改革开放这个大的环境之下,它能够给我们个人提供一些空间,同时也能发挥自己的一些作用。把你的所学、人生的一部分经历,可以跟年轻的学生做一些分享。所以,我个人觉得大学老师这个岗位我还是相当喜欢的。当然在80年代我不是这么看的,80年代我不觉得大学老师是一个特别好的工作。所以,这个前后的转变是比较多,我个人的经历又相对来说比较个别,谈不上能对别人有什么启发。我倒是很羡慕现在年轻的学生,通过高考年纪轻轻就能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在整个国家逐步迈向开放,内部改革、对外开放,在这种环境下,我能够在中国所谓的一流高校、一流的专业里能接受教育,我还是感到相当荣幸的或者说比较侥幸。

主持人:谢谢您,其实您的心态我能感受到,您当时去上学就是一个很朴实的愿望,我就很想在中国一个不错的正规的学校里接受一些正规的大学教育。

展江:对。

主持人:没想到后面让您在新闻媒体的学习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展江:是的,其实我做高校的老师很短,因为96年博士才毕业,将近40岁,到60岁离开这个岗位,也就是21年。所以,要和大部分老师相比,包括很多比我年轻的老师相比,我其实是相当资浅的,不是资深。但是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经历的事情可以说比较丰富、比较多样,起起伏伏的事情看了很多。

主持人:因为我自己是做国际新闻的,您尤其在国际新闻领域被很多媒体人,包括其实还有学界的老师们所认可、所尊敬。我很想问您的是,其实我的从业经历还很短,但是您刚才说20多年,其实就是中国的媒体,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我们说是国际新闻媒体的发展变化非常迅速的一个阶段。从我们熟识的传统媒体纸媒到电视台到广播台,今年是新浪成立20周年,到新浪这种门户网站的崛起,再到最近这一两年,自媒体大行其道。自媒体成为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您怎么看待媒体或者说国际新闻行业的变迁和变化?您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有哪些东西一直还在,有哪些东西已经失去了?

展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但是我现在只能非常简要、尝试着回答,这是不太好回答的。

正如你所说,最近这二十年左右是媒体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国社会大变化,包括国际媒体,包括其它国家,都在变化,包括我们过去认为的传统第三世界、传统的发达国家都在变化。中国自身的变化已经让人眼花缭乱了。20年前的时候,也就是说1998年左右,正是中国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无论是电视,当时央视向全国宣布,央视的观众群覆盖了整个社会人口的9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央视的观众10亿左右,甚至更多一些。当然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不谈,但是无疑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视观众群,这是没问题的。

另外一个就是纸媒,纸媒在1998年进入黄金时代,尽管这个黄金时代持续的时间不长,也就10年左右。中国出现了三种媒体:一类就是传统的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第二类是都市媒体,特别强调的是都市类媒体,就是指市场化的传统媒体,也就是我们通俗一点讲,就是在报摊上经常见到的那些报纸和杂志,比如说有一类报纸叫“都市报”,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份;另外就是有一些跟新闻有关的杂志,像《财经》、《南风窗》,像后来的《Vista看天下》等等,应该说受欢迎。但是迅速地走衰。大概在十年多一点,我曾经说过报纸在未来十年左右,可能七八年就要走下坡路,甚至要衰亡。所以,有人称之为“展江咒语”。好像我在诅咒传统媒体特别是报纸,其实不是这样,我恰恰是在地方报纸工作多年,我对报纸还是挺有感情的。包括我在印刷厂值班,如何和排字的工人打交道,排字工人很辛苦地从排字车间的字架上,一个个把字拈出来然后排成版,他们的辛苦以及后来打出来校印的版面、油墨的飘香,我们都非常有感情的。但实事求是地说,感情是一回事,社会的变化、时代的变化是另外一回事。所谓的“势也,非圣人意也”,不是哪一个人的意志,而是一个大势所趋。那么这个大势所趋,正如你所说,后来在中国2000年左右兴起的,就是门户网站,新浪当时应该说是排列第一的。当然到后来就是自媒体和其它的垂直类媒体的兴起。到现在这个情况,我已经感觉到我很落伍了。包括移动互联网、手机、4G马上要向5G过渡,这个带来的变化可以说人们远远不能预计的,眼花缭乱,而且它给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心理带来的变化,真的是很难很难简单地评估。但总的来说赶上这个时代,一方面还是很幸运的;另外一方面也感觉到自己应该说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很多方面还是力不从心的,所以留下的遗憾也是不少。

主持人:谢谢您刚才其实也给我们回顾了一下,这么多年中国媒体的变化。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看到,您刚才提到传播媒介的变化,包括现在自媒体的发声。我自己看到的现象,因为我今年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去参观了他们的《新报》,在马来西亚那个国家,他们对中国的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其实还抱有一种怀疑或者是还在观望的态度,他们并不觉得纸媒要消亡。他们主要的媒体形态还是纸媒,他们甚至认为这个形态还要持续很久。但是我也观察了一个现象,在马来西亚那个国家可能跟中国比起来它的互联网技术,比如说数据,我们已经是4G时代甚至说要进入5G时代,但是他们可能互联网的发展还没有进入到这个阶段。那么就觉得是不是背后其实是一种中国技术的变革,因为我们的IT技术、数据技术都在飞速发展,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推动的作用?

展江:肯定是,因为马来西亚我没去过,我也没有研究过马来西亚媒体的情况。

主持人:我只是举个例子。

展江:偶尔涉及一下,非常好的一个个案,因为我非常想去马来西亚。我大概在前几年做了一个粗略的观察,当时看了7、8个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程度,以及他们传统媒体有没有衰退,之间是不是有一个此消彼涨的关系。观察的国家主要是这样一些国家,10个左右,8到10个。首先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所谓的传统发达国家。其次就是有一些后起的或者是转型的国家,像俄罗斯、中国、韩国、印度等等。最后一个简单的结论,不是很严谨,简单的结论是什么呢?它确实跟互联网的普及率成反比的。在观察的这些国家里,当时传统媒体还在往上走的只有一个,就是印度。说起印度,我觉得在媒体方面不可小看。为什么呢?虽然它的互联网的普及程度远远低于中国,但是它的传统媒体加上正在发展的互联网,整体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传媒业。

比如说我们过去都知道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日报是在日本,现在依然是如此,《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他们现在号称还有800万以上的日发行量。

主持人:那是非常大的规模。

展江:对,但是过去我们都知道,英文日报发行量第一的是在欧洲,不在美国,更不在第三世界国家。传统认为是英国那份小报——《太阳报》,格调不是很高的报纸,但是它的发行量第一,因为它的发行量过去长期在300万份以上。但是现在人们可能不知道,现在英文日报的发行量冠军不在西方,不在日本,因为日本英文日报肯定不是它的主流媒体,而在印度。

主持人:印度?

展江:也有很长的历史了,叫《印度时报》,什么叫《印度时报》呢?就是印度《泰晤士报》,因为《泰晤士报》这个报纸的名字就是个误译,《The Times》它本来的意思就是时报,时代报的意思。而伦敦恰恰有一条河流叫泰晤士河,但是这个报纸跟河流,包括名称跟河流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一个将错就错的固定的译法,叫《泰晤士报》,当然也有人译成“时报”。所以,时报,包括《纽约时报》包括《印度时报》,都是学它的,以它为模板的,但是不能翻译成《印度泰晤士报》、《纽约泰晤士报》。所以,可见这个报纸是有历史的。但是这个报纸的发行量在十年前只有100多万,现在猛增了一倍,当然最近可能有所下降。因为印度的互联网普及率也在上升,所以现在的发行量是世界第一,大概是300万份左右,应该说是非常厉害的,当然它崛起的背景就是印度的懂英语的中产阶级的大量成长。

主持人:人数越来越多。

展江:对,尽管印度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低于中国,不懂英文的人大量存在,但是懂英文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它的人口基数很大,跟中国的人口差不多。中国现在希望多生,实际上中国的出生率在下降。而印度跟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人口结构,它前几年说35岁的年轻人是社会中的主体占2/3,所以它的人口结构非常有优势,这也有利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印度的发展。

所以,整个从世界范围来看,你刚才讲的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在观望、在怀疑新媒体能否彻底战胜传统媒体,我觉得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各有各的道理,但总的来说中国在技术方面特别是互联网技术方面只瞄准美国,应该说整体而言绝对不会亚于欧洲。当然有人开玩笑地说中国的门户网站以及整个互联网发展特别快,也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主持人:对,我们都是有版权。

展江:但是过去不是,再加上过去一些传统媒体希望门户网站免费给它转载扩大影响,提供很多免费的产品,所以我们才有门户网站。门户网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日本没有门户网站,韩国有,但是世界上多数的发达国家没有。有人说它们过度保护知识产权,这个话怎么讲,可以再做讨论。所以,中国在技术方面只瞄准美国,当然应该说硅谷有什么我们中国就可能在关注什么,甚至可能会跟上。

主持人:所以其实技术在后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包括H5,背后都是互联网的数据在里面。

展江:是的。

主持人:我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刚才您也提到自媒体时代似乎已经到来了,有人说自媒体其实打破了一种精英主义,打破一种精英边界。因为可能以前我们传统的想象中麦克风并不是人人都有,但现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可以发声,好像已经是一个去精英化的现象。因为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一个现象,自媒体虽然越来越多了,但是真相越来越少了,事实越来越少了,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种发展?您觉得传统媒体跟自媒体怎么去进行博弈或者是怎么样跟它取长补短呢?

展江: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昨天我没来得及看一篇文章的题目,叫“手机的兴起导致知识分子的衰亡,或者是整个队伍的削弱”。这个我当然是同意的,这也是一个世界级的现象。也就是你刚才讲的,原来的媒体是机构媒体,是组织化的、精英化的、专业化的,现在已经打破了这些东西,在中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打破了中心化,去中心化。它的意义当然是说如果要社会发展,应该有更多人参与,特别是在内容的生产和内容的传输方面。因为现在传播技术的发展大大变样了,我们以几年前温州动车事故为例就可以看出来了。当时大家都吃惊,空中、地上、全景式的把那个事故第一时间的情况通过微博通过什么就表现出来了。但不管怎么说,打破精英的控制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觉得也很难下结论。

总的来说它有非常积极的一面,促进了整个社会,过去有一句话叫传播的民主化,传播不能被少数人垄断,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问题是,现在人们担心越来越多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他们未见得有专业的理念、专业的一些标准,传递内容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一些乱象。现在突出的一个乱象:美国兰德公司也做了一个报告,叫“真相的坍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真相时代。后真相时代一方面看起来信息很多;另一方面,关于一个事件的真相在哪里往往是很难寻求的,人们往往是根据自己预设的立场选择性地接收一些信息一些解读,他认为那是真相,但其他人不接受。

所以,真相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这确实有问题。但是我还是有点相信,就是如果说有一个基于传统媒体特别是传统的那些口碑良好的媒体的操作方法和理念,包括他们的一些基本的人员班底,传统媒体加上现在越来越发展的新媒体,这里面百花齐放,但是应该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机制。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机制,很重要的就是社会要有一个共识:我们需不需要严肃的新闻,我们需不需要靠谱的信息,我们需不需要接近于真相的内容。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整天生活在虚假信息或者不可靠的信息这样一个信息环境中,每个人都会受害。所以,如果有这样一个共识,我相信只要让信息充分地自由流动,那个优胜劣汰的机制还是相当程度上发挥基本作用的。

我不是说优胜劣汰一定是万能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万能)的,也不见得。所以有时需要法律的干预和介入,但是法律的干预和介入应该是最后的手段。法律不应该经常干预信息的流动,干预过多肯定会造成一种阻滞的作用。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让各种信息流动起来,让真相和虚假的信息能够对撞、交锋,这个过程当中公众去辨别一些基本的是非,有些争议性的问题求同存异,不可能一步到位就解决这些争议性的问题。

争议性问题的存在恰恰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动力,为什么?因为通过文明的批判性的理性讨论,有助于我们社会达成一些共识,保留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个正好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

主持人:谢谢您的分享。我自己观察到现在微信公众号、微博上面有很多自媒体,甚至很多自媒体可能传播起来比传统媒体还快,因为它的速度很快。但其实它背后的很多东西是没有得到证实的,这个可能还是要经过一个优胜劣汰、大浪淘沙的过程。问您下一个问题,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包括您在高校这么多年,其实中国的发展是非常显著的。无论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在科学技术上,包括还有很多的层面,综合实力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国家实力越来越强。就自然面临着在世界的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同时也是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是我们怎么出去介绍中国,怎么去跟大家传递中国的声音,让世界更好地了解我们。这是我们不能躲避的一个议题,我相信这是所有人都应该关心的一个议题,因为现在说我们是世界性的大国。

您是非常资深的媒体人,也是学者,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展江:最近几年在学术界和政界探讨这个问题特别多,怎么讲好中国故事,什么是软实力等等。

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以前的领导人也讲过“尊重新闻的规律,尊重传播的规律”。什么是规律,现在探讨严重不足。现在是什么呢?投入资源、投入金钱,多发一些信息,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但简单不见得有效,花了钱不一定效果好。

主持人:所以您提到的这个现象,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肯定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其实每个国家都会有问题,就算美国也是有问题,美国也是存在贫民窟。

主持人: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媒体的作用就是在传递很多真实的信息。

展江:而且媒体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当然可以讨论。它认为好新闻不是新闻,坏新闻才是新闻。你怎么说?你也可以认为它存在一定的偏差。但总的来讲目前国际上流行的新闻的模式就是这么一个模式。

主持人: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做媒体的工作人员、从业人员,我们其实是很关注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这是作为无论是工作使然还是以前的学习背景使然,我认为我们有这个义务去了解中国,甚至是了解中国之外其它的很多国家,我们是作为一个国际公民,这是很重要的。其实这是在慢慢构建自己的一个国际观,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现在其实在中国的国际新闻,这个行业越来越衰。有好多人总觉得国际新闻离我们很遥远,比如美国和沙特之间有什么事,或者说G20举办,好多人都不关心。您是怎么看待世界观、国际观,我们不断有知识的供给和观念的塑造。

展江:又回到所谓的精英和平民的问题。一方面要承认新闻是有接近性的,国际新闻如果说里面没有中国参与,比如纯粹是美国和沙特的关系这种事情,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就是说本国的国民因为没有自己国家的参与、人民的参与,他不太关注,这是普遍的。所以,这也反映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比如说你看驻外记者这个职业,是报道国际新闻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因为他在新闻发生地现场做报道。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的媒体大概过去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比较通俗的所谓的追求眼球的,以报纸为例,有是所谓的小报,或者是煽情小报;另外一个就是比较严肃的大报,或者是比较严肃的其它媒体。但是你发现没有,驻外记者几乎没有前面的那一种,通俗的小报、通俗的媒体,因为他们不关注国际新闻。为什么不关注国际新闻?因为他们经过办报和办媒体的实践,就发现国际新闻的读者少。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但是中国有些特殊,第一,中国整个社会在开放;第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越来越多,大学扩招等等。尽管大学扩招也有争议,但是这些受过教育的人,他在国家开放的情况下,他越来越多地关注外部世界。所以,关注国际新闻的总的读者人群我相信是在增加,包括观众。

主持人: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个人他以前只是做生意在中国做,但是他慢慢地跟其他国家做(生意),肯定会关注这个国家的新闻,那就是在关注国际新闻了。

展江:是,当然国际新闻也可以分跟中国直接相关的和不太相关的,这个里面的差别确实还是明显的。但是你想现在的国际新闻,比如说现在G20,中国参与,中美又是其中的焦点。你说商界、政界、知识界,包括一些白领、中产阶级。而白领,如果整个国家通过经济发展,通过教育的普及,(白领人群)肯定是在增加。

主持人:他可能手里就持着美国公司的股票,他肯定会很关注。

展江:甚至他有计划去旅行等等,包括子女的一些教育的安排等等。

主持人:再跟您提另外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是跟网络媒体密切相关,也是跟社交媒体的出现有很大关系。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词叫“人肉”。出现一个新闻事件之后,可能这个当事人并没有被曝光,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纽约时报》暴露出来的问题,他可能并没有被关注,但是很快就被全网人肉了。您怎么看待?因为我自己还真的对这一块不是(很清楚),我们应该要去保护媒体,尤其是新闻当事人的隐私吗?

展江:隐私的问题在中国从观念到现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确定它是一个公民的权利,确实发展得非常快。20年前、30年前中国的隐私观念很差,现在隐私观念突然就很强。

主持人:很强了。

展江:而且我观察过特别是年轻人,城市受过教育的女性为主,隐私观念是最强的。相对来说未受教育的、受教育程度非常低的、非大城市的隐私观念就会淡一些。这是很明显的,因为城市有特殊情况,受教育的人知道隐私的重要性。另外,城市狭小、拥挤的空间以及现在媒体技术的发展,在虚拟空间里边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现在都越来越突出。人肉搜索为什么能够一度流行呢?甚至现在也还会出现呢?所以,这里面的一个核心就是看是否涉及重大的公共利益。如果纯粹是私人的事情你要去扒人家的事情,那从法律上来说是侵犯隐私权;另外,从道德的层面来说这是非常差劲的行为,他跟你没有关系,为什么你要扒人家私人的生活甚至这个那个。所以,人肉搜索具体来说我们就要看,如果说涉及一个官员,他滥用公权力,他做了坏事,这种人肉搜索被认为一定程度的合理,否则不符合这个条件,不合理。

比如说过去有过一个女性踩猫这个事件,一遍一遍地踩猫,结果被人肉搜索。这个事件怎么看?我觉得这个事件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它似乎有一点点公共性,但是公共性也没有那么强。是因为现在人们环保意识强了,爱心增强了,爱心从爱人扩展到了爱宠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环保的角度来说,这种行为他要批评,他要指责,有他的正常性。但是不是这个行为拿出去和官员的腐败,或者是一个大企业,涉及很多人的利益,倾家荡产,财产严重受损相比,我觉得还不是一回事,所以像这种事情就要适度地警惕。纯粹跟别人无关的一些信息,哪怕是一个名人他的子女或者是他本人,一天到晚被狗仔队跟踪,我认为这个在国际上都是不得人心的。在法国,总统的隐私都是隐私,包括总统的婚外情都是隐私。

主持人:不应该所有的东西都是要曝光在外界。

展江:所以所谓的公众人物无隐私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主持人:您说到这句话已经到了我下一个问题,因为我想问的是我们要追求的是新闻的真实性,必然要去做一些调查,其实刚才您说到这些,还是要把握好我们在追求新闻真实性和保护新闻当事人隐私之间的关系,其实您已经举了很多例子,到底我们该怎么判断和取舍?

展江:这个从法律上来理解就比较简单,就是说要追求真相,就应该获得越来越多的信息,不受限制地获得信息。但是保护隐私又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这和我们传统讲的媒体的自由,自由地采访、自由地获得信息有一定的矛盾。那么这里的界限就很清楚——纯粹个人的信息,他如果不涉及公共利益的,你就不要去打探;如果你要采访报道的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情,那才是真正的新闻价值。即使人们有一种窥探他人个人生活或者是窥私的欲望,但是这种欲望应该得到节制,特别是在媒体上。所以,媒体在这方面的行为相对来说界限是存在的,是有标准可循的。就是说一个严肃的媒体,一般来说不会去关注别人私生活的,他只是关注那个新闻价值中的正派人认为应该报道、应该提供给他的那一部分。正派人觉得这个事情不行,特别是现在大家隐私观念越来越强的情况下,大家不一定都受过法律的训练,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标准,有直觉,这个事情应该是知道的,或者说不太应该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说这个标准就初步建立了。

主持人:刚好顺着您刚才的回答,我还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并不是为了窥探您的隐私,我只是希望更加了解您,希望能给更多网友传递一些信息。因为我从很多渠道了解到,您其实在北外有很高的人气,包括刚才提到我们在媒体界,包括在学界,您的名字大家都知道。有学生这样评价您,我今天看有一篇报道,说您是一个治学非常严谨的人,但是你又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你在自己的生活方面很不修边幅,但是对学问非常认真。我就在想,因为您已经退休了,你自己回过头来怎么评价自己?

展江:过去曾经有一个媒体采访,题目就叫《行走边缘》,我说比较准确。我确实不算是一个高调的人,还是在一个人才众多的北京这样一个大的都市里面,我们只是一个一般的普通老师。另外,我一向的想法就是这样,个人嘛,能做一些事,但总是有限的,没必要把自己做的那些事情作为资本去炫耀。

至于严谨不严谨,其实某些方面我们是坚守了一些东西。知道在学术上要诚实,不能弄虚作假,不能掺水;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局限性,比如我在高校一共就待了20年,我要做这个,做那个,留给自己做科研的时间相对是有限的。所以我能做什么呢?我对自己还是有怀疑的。所谓的严谨,可以说是一种要求,但实际上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难以企及的一个目标,因为你要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从教时间和有限的工作时间,每天有限的时间安排里拿出时间做研究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们都知道,像我这样的人进入高校很晚,比别人晚了十年左右,应该急起直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坚守什么、不坚守什么,确实经常是有矛盾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所谓的不修边幅,这是事实,我不太重视。另外,我想这是个人的生活习惯,当然我也知道在公共场合还是要讲一些仪表,要有一些范儿,要给人一个比较好的印象。可能我有些方面做得不够好,我应该诚恳地接受批评。当然也有人说我有时候性格比较率直一些,可能会得罪了一些人,我相信这都存在,但是总的来说我不觉得我在自己的学校还有在外面有很多对立面,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跟我相处得还不错,甚至超过了我的想象。包括这两天传递的一些信息,有这么多人来关心我,我都挺感激的。我觉得和我做的事情相比,我似乎得到的太多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感恩、感谢。

主持人:谢谢您。其实我知道您刚才说这句话我很有体会,我们做新闻其实很多人还是有些情怀在,我最后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这些做新闻的同仁,您退休了,其实我们还坚守在新闻媒体的一线,您对我们这些坚守的后辈们有什么期望?或者您有什么嘱咐或者是什么好的建议给我们?

展江:我很惭愧,因为我没工作多少年,我都变成前辈了,确实是年龄虚长。

其实我是觉得中国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特别需要拥有自主权又负责任的新闻媒体。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着种种的问题、困难、障碍和不确定的东西,我们需要获得不断的信息去帮助社会去解惑,帮助我们的社会整体上趋利避害。对不对?所以,新闻媒体或者说一个现代的新闻业是绝对不能缺少的。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够理想,有这么多人能够坚守,那就是希望所在。我只是希望中国的新闻媒体一方面要坚守一些比较高的标准;另一方面,要善待员工,你要给人家体面的生活。至于什么是体面的生活我说不上来,因为现在房价太贵,但起码薪酬待遇要可以,否则这个职业是没有人做的。当然我相信中国现在还不至于这样,因为有强大的新媒体自媒体公司或者说企业,他们通过自己的运作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机制存在,坚持标准,同时体面地工作,两者结合,我觉得就是希望所在。

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演播厅,也非常感谢各位网友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新浪会客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展江:谢谢各位,谢谢主持人。

责任编辑:陈琰 SN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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