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贺建奎，世界不需要你这样的“科学狂人”
摘要：虽然科技创新需要一定的自主性，但科学技术的二重性特征又决定了如果任其无约束地发展，成果既可能造福人类，也有可能摧毁人类的生存与社会秩序，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今天下午，贺建奎在参加“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时，对“基因编辑”事件进行了回应。他说，“首先我必须要道歉。我的整个实验结果，由于保密性的问题，数据被泄露了。所以我必须要在今天这个场合，跟大家分享这个数据。”
接下来，贺的解释和回应，基本承认了“基因编辑”双胞胎婴儿的存在。
两天前，“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的报道，震动了世界舆论。根据最新的消息，广东省、深圳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对“深圳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全面调查。随着联合调查组的跟进，“基因编辑”事件的真相预计将进一步清晰与明朗。而接下来对于舆论所关注的那对双胞胎该怎么办，贺建奎及其团队该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暴露出的监管、审批、伦理审查漏洞如何弥补等，相关部门也需进一步提出针对性措施。
对于“基因编辑”事件的审视，不能止于一事一议。事实上，社会舆论以及科学界围绕“基因编辑”事件讨论，早就超越了事件本身，而是已经着眼于社会伦理的长远视角进行打量与思考。各界围绕“基因编辑”事件讨论的焦点之一就在于，科学研究与科技伦理之间的关系。而针对伦理问题，贺建奎今天并未作出明确回应。
虽然科技创新需要一定的自主性，但科学技术的二重性特征又决定了如果任其无约束地发展，成果既可能造福人类，也有可能摧毁人类的生存与社会秩序，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毕竟，没有人能够保证科学研究的整个链条都指向追求善的目的。而科技伦理的目标很明确，即通过有效的伦理规范，保证研究的整个链条都指向“善”。
科技伦理的引入也许是人类在遭受教训后的被动无奈之举，但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学界的基本共识。就在基因编辑”事件发生后，相关各方都在撇清与贺建奎团队的关系，批判其对伦理的触犯，这也充分说明，对“基因编辑”危害性的认识并不需要高深的科学知识，也不需要细究法律条款，而是成为了一种“自觉”。
就像122位科学家在联名谴责时所言：此项技术早就可以做，但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为脱靶的不确定性以及更重要的伦理问题。实际上，对此，即便是贺建奎本人也不是不清楚。他曾于2017年2月在其个人博客上发表题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安全性尚待解决》的博文，指出“基因编辑”存在五个安全性问题。在结论处，贺建奎清楚地写道：不论是从科学还是社会伦理角度，没有解决安全问题之前，“任何执行生殖细胞系编辑或制造基因编辑的人类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可以看到，围绕“基因编辑”事件，也有部分舆论认为科学是探索未知的事业，按其本性来说需要在自由、没有束缚的研究氛围下进行。还有人以珍妮蒸汽机的发明为例，认为它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的面貌，但发明者最初只是为了排除矿井的地下水，甚至起初还曾被认为剥夺了工人的工作机会。
一项科学研究只要其最终后果是好的，就是可行的。这样的看法乍听起来颇有些道理，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短视的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认知偏见，禁不起挑战，更是一种冒险。毕竟，后果尚未到来，我们怎能不经过审慎考量就轻易判定其真的是善的？毕竟，人类打开类似于核武器这样的“潘多拉魔盒”已经足够多。
更何况，随着科学技术领域功利主义评价模式的形成，完全可能导致一部分科研人员或言“科学狂人”在利益的驱使下，没有约束地从事后果高度不确定的研究。对个体而言，此类研究收益将归于个人，风险却留给全社会，这将带来极大的风险。就像这一次跨不过伦理门槛的“基因编辑”事件，也让人疑虑：如出纰漏，孩子健康将受损，基因编辑技术可能也将遭遇波折。贺建奎声称“我们会倾尽全力抚养这两个孩子，对她们的下半生负责”。但即便以科学家个人名誉来抵押，也远不够对抗这些风险。
科学是循序渐进的事业，不是赌博。任何科学行为都需要得到严肃评估：有在顶端科学项目上大胆创新的开拓精神，本不是坏事，但必须意识到，科学绝非完全无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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